左迁 -
康亲王杰书
康亲王杰书，礼亲王代善孙。与电视剧《鹿鼎记》中的康亲王不同，杰书并不是趋炎附势，碌碌无为之辈。杰书在顺治年间就已被晋升为亲王。而他的成名作却出现在康熙年间。 随着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叛乱，康熙皇帝急需在亲族中找一位智勇双全的亲王领兵作战。安亲王岳乐，不仅威望高，而且身经百战，是首选之人。但面对从云南和福建两路杀来的叛军，仅岳乐一人恐怕不能兼顾，这样，康亲王杰书就脱颖而出，被封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伐耿精忠。
战斗一经打响，康亲王的大智大勇便显露了出来。清军在他的指挥下屡战屡胜，收复了很多州县。康熙十五年，清军在移师途中，遭到伏击，与叛军展开了白刃战。杰书此时正在军中，他的大旗被敌人的火器打烂了，炮弹不断在他身边爆炸，亲兵从附近破庙中拆来了门板，为杰书遮挡。但杰书毫不畏惧，指挥作战谈笑自若，使士兵深受鼓舞，大败叛军。不久，耿精忠无力低档清兵的攻势，被迫投降。 但是，东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台湾的郑锦还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康亲王马不停蹄，协百战之师横扫金、厦，将郑锦残军赶回了台湾，彻底平定了东南各地。杰书凯旋之时，康熙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荣誉达到极点。
康熙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病逝。康亲王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使大清得以继续稳定的发展下去。康亲王的丰功伟绩无愧于清代六大亲王的美誉。
老太后威慑康亲王 贼鳌拜笑饮玉楼倾
就在鳌拜聚集一班同党，进府密谋，要除掉苏克萨哈，为进一步篡权扫清道路的时候，康熙皇帝秘密召见了议政王杰书。这天上午，太监张万强来到议政王府邸，说是传旨吧，却又不许声张，也不让排香案，只站着说了句：“奉旨，着议政王杰书至毓庆宫议事，钦此！”说完，茶也不吃打马而去。
杰书怀中揣了个兔子，急急赶到毓庆宫，张万强满面笑容地迎接他。刚踏进殿门他就愣住了，只见康熙腰悬宝剑，坐在东边，身后侍立一男一女。男的是新进五等御前侍卫魏东亭；女的手执如意，面容肃穆，她就是苏麻喇姑。抬头仰视，更是吃了一惊，上面御榻上盘膝端坐的，竟是太皇太后博尔吉特！
杰书诚惶诚恐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口称：“奴才杰书奉诏觐见！”太皇太后手一摆说道：“他七叔，请起来说话！”
早有张万强搬过一张矮脚踏子来，杰书斜欠着身子坐了。偌大的殿中只有这三个人对坐，说话的声音嗡嗡发响，像瓮中一样。
康熙打破沉寂，一语便是石破天惊：“七叔，鳌拜擅权乱国，已到无可容忍的地步，你知道吗？”
杰书抬起头来，见康熙正盯着这边，旁边的苏麻喇姑目光灼灼，魏东亭也在斜视着自己，忙低头答道：“奴才知道。”
太皇太后开口说道：“太宗皇帝在时，常常夸你，说你素来忠心耿耿，先皇帝设这个议政王，就是怕有人起坏心，没人能弹压得住，我们孤儿寡母的受人欺负。刚才听说索尼已经归天。他一死，鳌拜便越发没了王法。康熙已亲政一年多了，他仍不还政。眼下这样子，先前谁能料得到啊！”说到这里，太皇太后语调低沉了，“现在南方还在打仗，台湾还在郑成功爷儿们手里，北边有个罗刹国，也欺负我们。咱们朝廷里，鳌拜这样子，臣不臣，君不君的，成个什么样子！”说着目光一闪，盯了杰书一眼。
康熙突然插话道：“所以，朕请你来议一件大事。朕要罢了鳌拜，革掉他的兵权！”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停下不说了。
杰书沉思片刻，忽然跪下启奏道：“鳌拜桀骜不驯，举朝皆知，的确应该严惩。但他现掌兵部，领侍卫内大臣，辖巡防衙门，况且大内侍卫多是他的人，万一事有不测，反而贻害皇上，这是不可不虑的。”
“所以才找你来！”太皇太后接过话头，“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杀鳌拜的办法，只是顾念老臣，不愿轻易下手罢了！”
站在康熙身后的苏麻喇姑忽然对着杰书说：“王爷，您刚才说的是一面之辞！这个脓包儿现在不挤，将来怕就更难收拾！鳌中堂过去是有功之臣，但他现在恃功欺君，无法无天。您说他有实权这谁都知道，但他四面树敌，朝野上下人心丧尽，都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只要筹划得当，除掉他也非难事。何况主子并不想难为他，只是给他换个位置而已。”
杰书知道，一个宫女敢在这种场合如此大胆地议论肯定事前已得到太皇太后和康熙允准，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心下也十分赞佩：“嗯，这个苏麻喇姑果真名不虚传！”
他正在沉吟，又听太皇太后在上头说道：“他七叔，你很为难是真的，我们祖孙都知道，但这事势在必行，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被人家逼迫着唱逼宫戏的，谁来做定国王呢？”
杰书一听，啊，太皇太后这话可就有分量了，这是相当明显的暗示，事成之后，我的王位可以”世袭罔替”，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想到此，心里忽然一热，叩头说道：“拿掉鳌拜以何事为由，还祈太皇太后和皇上明示，奴才当竭尽钝驽之力。”
这等于是答应了。殿中气氛立时和缓了许多。康熙示意魏东亭，将苏克萨哈的折子递到杰书手中。杰书一字一句地默读了一遍朱批，顿时明白过来，忙将折子叠起，叩头道：“圣上明鉴，奴才已经懂了，二三日内即拜折弹奏！”
拜辞下来，回到家中，杰书又犯愁了，弹劾并除掉鳌拜，这事关系重大，差事好接难办。正在枯坐愁城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家人走来，送上一副拜帖，恭敬地说：“王爷，鳌中堂和班布尔善大人来访。”杰书不由得心中一惊，刚说打鬼，鬼就来了，不行，现在不能见他。他端详了一下帖子，又递给家人说道：“原帖奉还。告诉鳌中堂，我身上不舒服，改日会吧。”
一语未了，只听有人哈哈大笑：“王爷害的好病！是除奸除霸、忧国忧民的症候吧！哈哈哈……”说着，鳌拜一掀帘子走了进来。紧跟着班布尔善也笑嘻嘻地来到面前。他们给杰书请了个安，说道：“给七爷请安！小人略通医道，愿以金匮秘方，为亲王祛此病魔！”二人说着走至案前一揖便自坐了。
杰书如同受到迅雷惊吓的孩子，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好半晌才回神来，解嘲地笑道：“昨日早朝，冒了风寒，确实身上不好。二位既然来了，班儿又通医道，就请为我一诊吧。”
班布尔善还真的通些医道。他挨近身来，煞有介事地闭目沉思为杰书诊了脉象，起身笑道：“献丑了。七爷左尺滑而浮，主思虑恍惚，如坐舟中；左关滞而沉，主体乏无力，饮食不振；寸郁而结，主惊恐忧疑，夜梦凶险。据脉象看，当有这些症候。皆因七爷国事操劳，忧心太重之帮故。此症非药可医，总以静养为宜，淡泊食之，宁静修之，自然就痊愈了。”
鳌拜在一旁笑着说：“对，对，对，这脉看得很透。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古圣贤皆莫能外。王爷何等明达，对此聊聊数语，岂不通晓？”
杰书不能不承认，班布尔善断脉确实对，这些症候他全有。自鳌拜大闹朝堂，诛杀苏纳海等人后，他常常心悸不安，昨日受命本出无奈，更是五内翻腾，一夜也不曾合眼，现在班布尔善闪着狡黠的眼光报出这病来，加上鳌拜不阴不阳的双关语，不禁心头猛地一震：“糟，走风了！”口里却勉强笑道：“依鳌公之见，当如何宁静淡泊呢？”
鳌拜没有马上答话，走至桌前拿起一只高脚银杯，指着一只玉瓶问道：“老夫酒渴，这里是什么酒？”杰书笑道：“这是御赐的四川名酒玉楼倾。”
“玉楼倾？好名字！”鳌拜说着便自斟一杯品评着呷了一口笑道：“班大人，好酒，何妨也饮一杯。”说着饮完了，又斟上递给班布尔善，班布尔善仰头饮下，笑道：“好酒，可惜太烈了些。”又将酒杯双手奉还鳌拜。
“不烈，玉楼怎会为此而倾呢？”鳌拜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银杯，一边又对杰书说道：“你问如何淡泊宁静？比如说苏克萨哈的案子，何妨你我同审，会衔而奏，王爷便可借此又得数日清闲，你看如何？”
见鳌拜单刀直入，杰书心知一切计划均成泡影，苦笑一声说道：“看来鳌公已是胸有成竹了，不知打算怎么个审法呢？”
鳌拜将银杯轻轻放在案头，脸色一沉说道：“我自然等问过后才好定下来———班布尔善大人，咱们坐的时候不小了，也该回去了，让王爷自个儿再好生想想。”说完，不等杰书醒过神来，便带了班布尔善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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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熊赐履之一生，其在政治上最为活跃，对清朝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是在康熙初年。
康熙初年，尽管清军入关已达二十年，然其基本治国方针并未真正确立，清朝内部，围绕着将中国社会引向何方，仍存在着满洲“家法祖制”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和满汉官僚以及清朝君臣之间的权力争夺交织一起，就使当时的政坛诡谲百出，风云变幻，“朝举夕罢，旋罢而旋举，甲张乙驰，倏驰而倏张，不独盈庭聚讼，空耗僚采之精神，抑且令甲游移，重伤国家之大体”。特别是四大辅臣把持朝政，“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 ，以致清廷内部满汉冲突更趋激化。立身清廷的汉族官僚、特别是理学官僚们，面对辟雍之钟鼓不闻，文华之几案未设，“清铨叙而吏道益杂，肃官箴而媕窳滋甚，纲纪日以驰，风俗日以偷，人才日以坏，民生日以蹙”的严峻形势，不得不思有所作为，使清朝政治沿着儒家思想所规定的方向发展。
在康熙帝亲政前的数年中，在朝汉族官僚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力图影响朝政：一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四大辅臣的政策提出质疑甚至批评；二是努力争取年轻皇帝学习和认同儒家社会与政治主张。在他们看来，皇帝的文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权的文化选择，所谓“君心正则天下治，如天枢之运众星”。熊赐履说：“君心者万机之枢要，而万化之权舆也，故王道必以正心为本。”国家“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盖皇躬者，又万机之所受裁，而万化之所从出也”。故在促使皇帝尽心儒学问题上，理学官僚们意见十分一致，将其视为当今“第一要务”。在康熙初年激烈的满汉文化冲突中，地位并不显赫的熊赐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康熙六年五月，康熙帝令内外文武各官，就“一切民生利病，应行应革”，“其各抒所见毋隐。”六月，熊赐履即上《万言疏》。这道奏疏在清朝政治史上是一份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性文献，是当时理学官僚的一份政治宣言。其中，下面两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熊赐履站在理学的立场，对由四大辅臣主导的清朝政治现状提出了尖锐批判。熊赐履指责说：“今朝政之可议者不止一端”。清廷存在着“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隳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潜侈而礼制日废”等重大弊端，并别具深意地提醒康熙皇帝：“急功喜事之辈，而意为更变于其间，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忧、无穷之患，潜倚暗伏于冥冥之内，而皆不知所以为之计。”
第二，明确提出要以儒学为治国安邦之具。熊赐履指出：若皇帝“直接夫二帝三王相传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明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虑哉？”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必须加强皇帝的儒学素养。为此，熊赐履建议康熙帝加强儒学修养，“慎选耆儒硕德，置之左右，优以保衡之任，使之从容闲宴，讲论道理，启沃宸衷,涵养圣德。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问，毋徒事讲幄虚文。若夫《大学衍义》一书，叙千圣之心传，备百王之治统，伏愿皇上朝夕讲贯，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
熊赐履这道“万言疏”，显然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当时，鳌拜“恶其侵己”，欲治其罪，但为康熙帝所阻止，称：“彼自陈国家事，何预汝等邪？”。
在“万言疏”获得康熙帝认可后，熊赐履加紧了自己争取皇帝支持的进程。康熙七年正月，清廷建“孝陵神功圣德碑”，熊赐履代拟碑文草稿。在草稿中，熊赐履针对顺治帝遗诏的内容，特别是针对“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的说法，为其作了全面平反，将顺治帝描写成了一个实践儒学的理学皇帝。称：“我皇考以道统为治统，以心法为治法。禀天纵之资，加日新之学，宜其直接乎帝王之传而允跻于三五之隆也。”这种脱离实际的溢美之辞，与其说是歌颂顺治帝的丰功伟绩，毋宁说反映了理学官僚们对康熙帝的期望。据熊赐履自述：“稿成，满汉看，定全用。及发译，参用它作。”表明当时大多数在朝官员认可了熊赐履的政治主张。虽然清廷正式公布的碑文比较平实，没有简单地将顺治帝和“心法”、“道统”等联系起来，但有一条主线和熊文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为顺治帝平反，充分肯定其“好学不倦”，“知性知天，洞悉至道”。这一事实暴露出康熙帝对熊赐履等人基本政治和文化理念的认同，预示着清朝政治的重大转变即将到来。
康熙七年九月，熊赐履又上《请除积习销隐忧疏》，该疏鲜明地表达出理学官僚们对鳌拜当朝用事的不满，以及对清朝政治前途的担心，称：“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并使用了“我皇上聪明天亶，朝纲独握”这种富于激励性的语言。在奏疏中，熊赐履明确要求康熙帝重用儒臣：“伏愿皇上临莅之暇，间御便殿，接见儒臣，咨诹讲论，如天人理欲之分，危微操舍之关，国运盛衰之故，以及人才消长、民生休戚、天命去留、生灵向背，一一明晰而讨究之。或引证经史，或指切时务，务期表里精粗洞彻融贯。” 这道奏疏显然触动了鳌拜和康熙帝两人的敏感神经。鳌拜怒而诘其“积习”、“隐忧”实事，并以所陈无据，下部议，降二级用。而康熙帝却宽免了对熊赐履的处分。数月后，康熙帝即清除鳌拜集团，并手书鳌拜责难熊赐履一事，令治其“期罔”之罪。
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清除，这为熊赐履在清朝政治中发挥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学士冯溥说：“今上惟清岳之言是听”。李光地也说：熊赐履“名甚盛，又得君”。事实也是如此，在此后数年中，熊赐履逐渐成为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他从促使最高统治者系统学习儒家思想文化入手，着力解决清朝政治发展方向问题。
宋儒程颐尝云：“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于康熙帝年幼，可塑性强，熊赐履竭力鼓吹恢复经筵日讲，力图给理学官僚用儒家学说影响皇帝提供制度化的渠道。
有清一代之经筵日讲制度，肇始于顺治。“顺治九年定每岁于春秋仲月御经筵后，举行日讲礼，嗣后率以为常。冬夏至前一日乃辍讲。”然而，直到顺治十三年（丙申），才正式开始日讲。王熙《自著年谱》云：“（丙申）二月，奉谕开日讲，命选择翰林中品行端方、文学淹博满汉官，具题钦点。”“四月，上御讲筵，直讲《通鉴》一段，赐宴行宫，随驾还京。”“秋，升左春坊左庶子，兼内秘书院侍读。上幸景山臻禄阁，召日讲官三人，各讲经书一篇。”康熙初年，由于鳖拜等人当朝，加之孝庄皇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则胡运衰，辄加禁抑”u201a，经筵、日讲均未举行。及康熙帝亲政后，很快采纳熊赐履等人的建议，恢复了经筵日讲制度。九年七月，康熙帝召熊赐履进讲“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听后，康熙帝“大喜”，“随命取经筵日讲仪注以进”。十月，降旨：“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令礼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奏闻”。不久，清廷决定日讲从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讲，经筵从次年二月十七日开讲，春秋二次举行。熊赐履随之成为康熙朝最早直讲禁中的翰林官。王世禛云：“今上亲政后，选翰林官直讲禁中，先在弘德殿，后移于乾清宫。讲官始则熊赐履，继为史鹤龄、孙在丰、张英、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汤斌、归允肃。”
十年二月，清廷于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熊赐履进讲《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康熙帝听后十分感慨，说：“今日可为得行其言矣”。自此，经筵制度被正式确立。旋康熙帝又以“经筵体严时暂，工夫切实在日讲”，令熊赐履为日讲官，进讲于弘德殿。在经筵日讲制度恢复的同时，起居注制度也被恢复，一批信奉儒学的官僚获得了与皇帝接触和交流的相对固定的合法机会。
在此后数年中，熊赐履着力向年轻皇帝灌输儒家思想和统治方略。其核心内容是用内圣外王之道影响康熙皇帝，从确立最高统治者基本价值观念的角度明确清朝用人行政之指导思想。
康熙帝和顺治帝不同，自幼即对佛法不感兴趣。亲政后，在理学官僚的推动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儒学，而熊赐履也不失时机地向年轻的皇帝灌输理学的基本主张和治国安邦之道，所谓“每诘旦进讲，圣祖有疑必问。公上陈道德，下道民隐，引申触类，竭尽表里”。康熙帝也称赞熊赐履：“早夜惟谨，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清初理学以崇尚主敬为其重要学术特征，熊赐履为康熙帝讲解儒学，也惟慎惟谨，不敢轻加发挥，自称：“赐履每有奏对，必引经传。唯恐片语支字有谬于先圣先贤之指。”“不敢忘行谬说，创为别解，以侮圣言，辜清问。”主敬，是清初理学竭力推崇的基本学说主张。熊赐履结合人君之实际，予以发挥。他告诉康熙帝：人君必须清心寡欲，常存敬畏之心，“若心体一有所著，为外物所蔽，而本体失矣。本体一失，诸事尚可问乎？古之人臣，无时不以存敬畏、戒逸豫告诫其君者，良有以也。”又说：“帝王之治本于心，帝王之心主于敬。”康熙帝对熊赐履的主张完全赞同，强调“诚敬一理，敬又为诚之本”。他在学术上专宗程朱，称自己“性理宗濂洛”，认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又对熊赐履说：“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至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改。若任意率行，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尝一刻敢暇逸也。”主敬思想，可以说贯穿了康熙帝的一生。康熙五十年三月，他在回忆自己一生事业时说：“朕自幼读书，略观经史。持身务以城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虽德之凉薄，性之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守五十年，夙夜无间，即纤悉细务不敢少有怠忽。”
熊赐履讲学宫中，特别注意结合清朝政治的现实，鼓励皇帝讲求实际，躬行儒学。他对康熙帝说：“凡事须求实际，不贵具文”。又说：革除积习，“唯在皇上躬行倡导，加意剔厘，太平无疆之业，端在是矣。”他还强调：“若君之导民，不徒以其法而必躬行其实，以为天下先。如欲民兴孝，先自尽孝道，欲民兴悌，先自悌道，如此民既有所观感矣。”康熙帝对理学躬行学说极为赞同，他认为知行相比，行比知更为重要。尝论知行孰重时，说：“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又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正是崇尚躬行，使他一生讲求实际，力图按儒家思想做人，按古帝王之道治国，为中国历代帝王中实践儒家学说的典范。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明确宣布清廷要阐扬儒学，以德礼治国。表示：四书乃“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清廷将“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以此为标志，理学从此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朝廷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而且是合法的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件，从政治的高度，促使十七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急剧震荡之后，重新确立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获得了宝贵的复兴之机。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理学家觉察到了这一重要政治动向。李光地欢呼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候，熊赐履正因嚼签案，闲居江宁。
除了基本思想主张外，熊赐履还向康熙皇帝灌输了大量儒家的治国之术，为康熙帝统治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有：
第一，致治以服人心为本。康熙帝尝问熊赐履：“朝廷举动如何方可服人？”熊赐履说：“人有贵贱，心理都同。惟事事准乎道理，人心自尔悦服。不然，虽蚩蚩之众，不能强之使从也。”康熙帝对此深为赞同，说：“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人心服，更无余事矣。”
第二，民为邦本，休养生息。要服人心，最重要的是要改善百姓生活，使其能够安居乐业。九年，康熙帝令熊赐履作大字，熊赐履即书“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进。熊赐履对康熙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下小民穷苦尚无起色，惟在修养抚息。务令家给人足，庶几教化可兴，此万世治平之基也。”针对当时边疆动荡，“东南海孽，西北边情”的情况，熊赐履建议康熙帝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惟严以备之，慎以防之而已。而根本之计，在内地，不在边疆；在朝廷，不在四方。内安斯外靖，本固则邦宁。”这一建议在三藩之乱爆发以前，基本上为清廷所遵循。民为邦本、休养生息，则作为清廷的基本指导思想，被长期遵行。
第三，清心寡欲，临下以简。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帝在懋勤殿与熊赐履讨论为政之道。康熙帝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熊赐履告诫道：“《书》云：临下以简。又云：鉴于先王成宪。皇上此言，诚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主诚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则大本已立，凡举措设施可不劳而理矣。纷更繁扰，则丛挫罔功；怠窳废弛，则痿痹不振。历观前代，俱有明验也。”康熙帝对此颇为赞同，说：“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矣。”
第四，用人惟慎，好问好察。用人，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授予。用人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传统政治的治乱安危。对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熊赐履集中精力向康熙帝灌输儒家用人之道。他对康熙帝说：“凡取人以品行为本，至于才器大小，各有不同，难以概律。自古迄今，才全德备者有几！帝王随才器使，但用其长，不求其备。譬之宇宙间种种色象，万有不齐，一入洪钧大造，都成有用。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其理一也。”康熙帝对此十分赞同。康熙十二年三月，熊赐履和康熙帝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用人问题。针对康熙帝指责一些官员好名，熊赐履说：“圣贤教人，重实行不尚浮夸，贵暗修不求声誉，职此之故。但三代而后，非比往古，中材以下，难语上哲。苟能顾惜名节，犹胜于无所忌惮。好忠孝之名，是犹知有忠孝，好廉节之名，是犹知有廉节。始虽假托虚名，久之或即其实。皇上但当于假中求真，若并假而废之，则其益不可得矣。无所为而为善，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此圣人事，岂易多观哉！”康熙帝对此予以首肯，进而问道：“有治人无治法何谓也?”熊赐履对曰：“从来无无弊之法。得其人，变化因心，自足以治；不得其人，虽典谟官礼，亦难尽善。皇上惟留意用人。人材得，则政事理，不易之道也。”康熙帝说：“真能办事的也难多得。”熊赐履答道：“知人则哲，古帝其难。有平淡木讷若无所长，而中饶干济可以理烦任剧者；有才情气魄大似有为，而识养浅露反致偾事者。人之能否，俱未可以外貌定也。”康熙帝说：“朕观人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好，便有才学何用。”熊赐履对道：“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器使，难拘一格。至立心制行，人之根本。圣贤衡品，帝王抡才，必首严其辨。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也。” 熊赐履还对康熙帝强调说：“为政端在得人。得其人矣，必委任以成其志，鼓舞以尽其才。若善善而不举，恶恶而不去，赏不足劝，罚不足惩，虽二帝三王，亦难以为治。故用舍黜陟，人主出治之大权，最当审量者也。”当时一些汉官主张“风闻言事”，康熙帝担心“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钜。”熊赐履告诉康熙帝：“言官渎奏乱政，固足为害，但言路通塞，关天下治乱。古者谏无专官，士庶亦得建白。盖人主深居九重，一日万机，若非兼听广纳，明目达聪，则政事得失，生灵休戚。何由周知其故？古人悬鞀设铎，止辇旌槛，良以此也。盖闻见不可以不广，而采纳不可以不慎。闻见不广，则病在壅塞；采纳不慎，则病在泛滥。好问好察，执两用中。舜之所以为大知也。”康熙帝和熊赐履的看法完全一样，强调言官“系朝廷耳目之官，上之则匡过陈善，下之则激浊扬清，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称厥职。”宣称：“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
第五，为政务实，不尚空谈。熊赐履告诫康熙帝，为政“以实不以文，修意必修事也。” 。“皇上励精图治，旰食宵衣，可谓无逸作所矣。但凡事须求实际，不贵具文。”熊赐履所谓的讲求实际，就是采取措施，与民休息，推行教化，建立儒家的理想社会。在具体政务中，熊赐履高度重视吏治问题。他对康熙帝说：“皇上锐意治理，臣下奉行不力，未能宣布德意，俾膏泽下究于民。诏旨几属虚文，政纪总成故套，臣恐虽尧舜在上，难有升平之望。”康熙帝曾问熊赐履：“从来治国在安民，安民在弭道。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熊赐履对道：“圣谕及此，天下生灵之福也。臣阅报，见盗案烦多，实有其故。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尅。畿辅响骑多凭射虎，有司不敢问也。山海流亡啸聚萑苻，将弁若罔闻也。欲求盗息安民，岂可得乎？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庶乎其可也。”熊赐履倡导的这种务实的为政作风，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认同，在实践中，有助于清廷集中精力解决百姓生计问题，为百姓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总之，熊赐履登朝用事之际，正是康熙皇帝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之时，他抓住这一时机，及时向年轻皇帝传播理学政治社会主张，基本上为康熙帝所接受，影响甚为深远。《圣祖仁皇帝圣训》曾记载了熊赐履和康熙帝关于学说的两次对话：“（康熙十二年九月甲戌，康熙帝）谕讲官熊赐履曰：朕观尔等所撰讲章，较张居正直解更为切要。熊赐履奏曰：臣等章句小儒，不过敷陈文义，至于明理会心，见诸日用，则在皇上自得之也。上曰：讲明道理乃为学切要功夫，修已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务于何取则？又谕曰：学问之道，毕竟以正心为本。熊赐履奏曰：圣谕及此，得千古圣学心传矣。己卯，上谕讲官熊赐履曰：《大学》“格物”二字，包括无余，但其间有根本有切要，非泛骛于器数之末，为支离无本之学也。又谕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故曰：一以贯之。然则博文约礼工夫，合当如是。”
康熙帝后来回忆说：“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彭绍升反观康熙初年的历史，也说： “圣祖以春秋两讲为期阔疏，遂命公（熊赐履）日进讲弘德殿。每诘旦进讲，圣祖有疑必问，公上陈道德，下道民隐，引申触类，竭尽表里。盖公自初应诏上疏，即力言圣学为第一要务，其后屡以为言。会圣祖日益勤学，既开经筵，益尽心于尧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张朱五子之书，咨诹讨论，达于政事，仁浃而政炳，其端绪实自公发之。” 其言生动地反映了熊赐履对康熙帝为政思想的深刻影响。
真可云 -
康亲王杰书，礼亲王代善孙。与电视剧《鹿鼎记》中的康亲王不同，杰书并不是趋炎附势，碌碌无为之辈。杰书在顺治年间就已被晋升为亲王。而他的成名作却出现在康熙年间。 随着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叛乱，康熙皇帝急需在亲族中找一位智勇双全的亲王领兵作战。安亲王岳乐，不仅威望高，而且身经百战，是首选之人。但面对从云南和福建两路杀来的叛军，仅岳乐一人恐怕不能兼顾，这样，康亲王杰书就脱颖而出，被封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伐耿精忠。<BR> 战斗一经打响，康亲王的大智大勇便显露了出来。清军在他的指挥下屡战屡胜，收复了很多州县。康熙十五年，清军在移师途中，遭到伏击，与叛军展开了白刃战。杰书此时正在军中，他的大旗被敌人的火器打烂了，炮弹不断在他身边爆炸，亲兵从附近破庙中拆来了门板，为杰书遮挡。但杰书毫不畏惧，指挥作战谈笑自若，使士兵深受鼓舞，大败叛军。不久，耿精忠无力低档清兵的攻势，被迫投降。 但是，东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台湾的郑锦还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康亲王马不停蹄，协百战之师横扫金、厦，将郑锦残军赶回了台湾，彻底平定了东南各地。杰书凯旋之时，康熙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荣誉达到极点。<BR> 康熙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病逝。康亲王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使大清得以继续稳定的发展下去。康亲王的丰功伟绩无愧于清代六大亲王的美誉。
黑桃猪 -
康亲王名叫杰书，是“礼亲王”代善的孙子，1649年袭郡王，1659年袭巽亲王，改号曰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