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读它的权谋，军事家读它的韬略，士农工商被它的传奇故事所吸引，道学家则抓住了它的仁义道德，大做文章，底层社会视桃园结义为千古楷模，至今仿效不绝。大人物以史作鉴，把《三国演义》俨然当成一本教科书；老百姓饭后茶余，《三国演义》又是一份消遣的佳品，聊天的谈资。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看其王道；霸者，看其霸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千秋赏鉴，品评不已。所以此书问世数百年来，盛行不衰，一代又一代的人捧读把玩，爱不释手。如今，甚至漂洋过海，成为世界性的《三国演义》，这充分说明它长青永存的艺术魅力。 在这部书里，弱者从中看到了勇气，得到或多或少的振作，强者则于英雄豪杰的身影中，看到自己的长短。谋事者从中懂得如何寻找晋身之阶，得意者也自然会在这本书里吸取覆辙之鉴。统治者曾经用它来愚弄人民，人民又用书中的帝王将相的成败，来褒贬统治者。正义之人，震撼其中之正义，如同邪恶之徒，偏好其中之邪恶一样，各取所需。心怀叵测者从中能找到知音，坦荡君子当然也不难寻到同道。欲杀人者，比之书里血流成河的规模，也许不必于心不安。在劫难逃者，能不为同命同运而一哭乎？兴灭继绝，护道统之不坠，更迭替代，创一己之新图，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振振有词的依据。“分久必合”，矛盾的统一；“合久必分”，又何尝不是辩证法呢？浩浩哉，荡荡哉，读《三国演义》，如入名山，谁也不会空手而返的。 两千年来，天变，地变，国变，人变，沧海桑田，无不变的事物，然而构成社会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强弱转换，进步退化的关系总则，好像并未变，至少未大变，或形式变，而实质未变，或语言变口号变，而内容未变。从这个角度来读《三国演义》的话，这本书真可称得上是中国人的一部不同凡响的启示录。 所以，做一个中国人，读一读《三国演义》，绝对是大有裨益的事情。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从三国演义中,我领略到了曹操的文韬武略,深谋远虑,胸怀天下,高瞻远瞩.战前运筹帷幄,战时处事不惊,战后防治结合.无愧为三国时期乱世英雄! 诸葛亮的机智勇敢,大胆仔细让我敬佩,刘备,关羽,张飞3人异性兄弟的齐心协力让我感叹!我们是新一代的接班人,我要向三国演义中的总多乱世英雄学习,肩挑起祖国的重担!
概括之，启示有三。
其一，平实出真知。所谓“平实”意指治学应持有的平和的心境和求实的态度。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凡例》说：“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思，勉强求合也。”读诗者如此，研究古代小说者亦然。沈先生的源流探析、辨伪匡误印证了这个道理。文中没有尖锐的字眼、炫目的词句，但总能透过平易畅达的语言表面，为内在的理路所折服，缜密的思考所惊异。何以如此？关键要以平和的心境面对研究对象，再从容含玩，真问题自然闪现。如果欲标新立异，一鸣惊人，不免故作高论，不切要害。只好以激言丽字来掩饰内容的空虚。这是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学术浮躁之病，虽有自觉，青年学人往往重蹈覆辙。所以文风的平实体现了沈先生摒除杂念和成见的研究心态，其结果是无意于立新论，却顺理成章，时有发明。以《三国志宗僚考辨》一篇为例。本文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三国志宗僚》与《三国演义》的人物表稍加对照，发现一个习焉不察的谬误：《三国志宗僚》绝非《三国演义》的人物表。然而“《三国演义》写了四百多个人物”的结论就从《三国志宗僚》得出的，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积非成是。这一个简单事实的揭示，修正了我们关于《三国演义》的叙述，因而意义重大。沈先生的思考还不止步于此。《三国志宗僚》的这份人物名单从何而来？再将《三国志宗僚》与《三国志》目录加以比对分析，问题豁然开朗，《三国志宗僚》只不过是《三国志》目录的略为走形的翻版，根本不是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那么，《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呢？逐一统计共有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约一千人。进一步追问，《三国志宗僚》肯定不是罗贯中原作所有，这份《三国志宗僚》是从什么时候加在《三国演义》卷首的呢？显然是在《三国演义》成书以后，以抄本形式流传的过程中。这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表明“成书于明中叶说”难以成立。理顺而辞畅，平和温良的行文中有一股不可辩驳的力量。不自立意思，则客观事实自然显露。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隋唐志传非罗贯中所作》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亦非罗贯中所作》文章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为学的风格特点。对于相沿成习的旧说加以匡正，不能确定的则提出进一步的思考。正是本着客观冷静的态度，不仅不以所谓的共识为定见，而且能不以权威为权威。在《略论“为曹操翻案”》一文对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口号，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角度提出了商榷意见。郭沫若之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过于片面。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也不是全面否定，而是有褒有贬。问题的症结还在于郭沫若以历史的真实代替艺术的真实。艺术常常借助于虚构和夸张，再现无限丰富的生活。即使如此，当我们深入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它的文学性也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持论公允，有理有据，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曹操形象。这种真实理解的达成，离不开设身处地的同情。也就如赵歧在《孟子注疏》中所说的：“人情不远，以己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正是运用此种方法，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一文对于鲁迅的“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著名论断发出了疑问。诸葛亮的理想色彩的渲染来自于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合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在《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形象已经神化了。罗贯中反而删除了一些神异的描写，使其复归于“人”的本位。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沈先生的探索，对于我们跳出以前的窠臼，重新解读三国人物，提供了新的路径。
平和的心态易于发现问题，而解决问题则需求实精神。《三国演义新探》始终贯穿着严谨稳健的学风。这在《三国演义》“技术性”错误校理的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反复的研读和文史的对读，尤其在编纂《三国演义辞典》的过程中，沈先生强烈地感受到《三国演义》存在着相当多的“技术性错误”，共有七百处以上。又是一个我们容易忽视的惊人发现。错误就得纠正。然而这是一个非常费力艰苦的工作，必须以扎实的文献工夫作为基础。先要把人民文学版的《三国演义》与当时的历史资料相对照，逐字逐句的核对，一条一条找出人物、地理、职官、历法及其它错误，然后分析其原因，加以校正和归类。极为繁琐的事情，沈先生做来是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具体问题解决了，但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三国演义》中如此大量的“技术性错误”，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凭着对版本的熟稔，得出了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大致源于成书过程之误、作者本人之误、传抄刊刻之误。既见沉潜考索之功，又不失整体把握的理性之思，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乱花渐欲迷人眼，繁华热闹终究会消散于无，留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沈先生以其不趋时、不浮躁的精神境界和治学风格在三国研究中作出了切切实实的成绩，是时间的河流无法冲刷的，它影响着我们对三国研究史的描述。也正是这些实绩使学术的命脉得以传承和延续。
其二，深沉的学术情怀。沈先生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的《后记》中，曾这样自我写照：“朝迎启明，夜伴孤灯，寒宵独坐，其累何如？”道出了学术之路的寂寞和艰辛。然而，却能二十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以其特有的执著，从事着三国演义的潜心研索。没有发自内心对学术研究的热爱，是难以支撑这份枯燥劳苦的工作。当然作为一部对中华民族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三国演义》那丰富的思想内涵、强大的艺术魅力、深广的文化价值也使沈先生中心乐道之。并从中生发出了学者的使命感，即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从而繁琐艰苦的学术研究，有了精神意义的指向。因此读《三国演义新探》，感受到的不仅是严谨的学风和过细的精神，字里行间还隐动着深沉的学术情怀。考证不再是为考证而考证，校理不再是为校理而校理，分析不再是为分析而分析，它们有了终极依归，就是怎样更好地整理、挖掘，发扬这份文化遗产。如《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面对重新校理三国的三种质问，进行了合乎情合乎理的反驳。文章认为，今天的三国不是文学所能包容的，人们阅读《三国演义》，不仅是为了获取审美的愉悦，而且是为了得到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启迪。这样，书中随处可见的“技术性错误”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更何况在三国版本史已出现过整理，比如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演义》，经过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首肯，并未加上“妄改”的恶谥。因此，重新校理《三国演义》，只能使其臻于完善。无论从爱护这份遗产角度看，还是从弘扬民族文化高度着眼，都是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但对于这样一项尝试性的、十分复杂的工程，仍需客观谨慎的、细致入微的态度，有待于三国研究者的共同智慧和努力。
客观冷静并不等于情感的悬置，尤其是文学的研究。没有丰富的人生情感和经验是无法逼近文学作品的内核。那么，治学的客观态度和主观情感如何达到一种平衡呢？陈寅恪对此有很真切的道白：“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之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始存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沈先生在研究三国中也有自心的理解和体会，即“实事求是，深入底蕴”。如何对作者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的用心有真了解？必与创作者处于同一境界。如果按照西方阐释学的观点，就是获得一种与作者相同的视域，对话才有可能。就《三国演义》而言，它属于我们民族世世代代，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虔诚和期待去阅读的经典。因而，它总是吸引着我们去探索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艺术魅力。然而时空的阻隔，尤其是西方文学标准先入为主的设定，往往造成我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理解的偏差，甚而是一种错误的评价。即使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理论框架的鲁迅，也不免陷入主观。例如《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刘备、诸葛亮的评价，在我们今人看来，就有偏颇之处。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以沈先生之言则是对“作品产生时代的历史条件”有客观认识。也即必须了解三国故事的发展演变、作品产生的时代、版本的情况以及历史资料的掌握。列宁说得很好：“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正是方方面面条件具备之后，方能置身于三国那群雄角逐、风云变幻的真实历史情境，用一颗充满人生经验的心灵去感受作品的真意，或者说让作者自身情感的汨汨流动去触动研究者的生存感悟，分不出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因为两者之间本来是一种相互引发的对话过程。作品的真意就是这样获得的，以“实事求是”为前提，深入作品的底蕴。本着“实事求是，深入底蕴”的原则，沈先生建立了对《三国演义》的总体认识，“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是其主题思想，而创作方法则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由此出发我们就会找准人物性格的基调，发现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领会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三国演义新探》中专门具体分析了三国人物形象。在历史和文学的辗转和相互映照中，分析了赵云、诸葛亮、魏延、陈宫、曹操，以及貂禅等人物形象。这样的好处，不仅可以区分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而且在这种区分中，我们会发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诉求。以赵云为例，历史上的赵云其功业和地位不仅不如关羽、张飞、而且不如马超、黄忠、魏延。而罗贯中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相结合，笔酣墨饱地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赵云形象。作者通过先声夺人的安排，以及对比、烘托的手法，凸现出其英武盖世、忠直谦虚的美德，使赵云成为《三国演义》的武将系列中性格最完美的人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赵云在读者的心目中仅次于诸葛亮的原因所在。同时这个人物形象回应了沈先生对三国的概括。
其三，深入其内，出乎其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俞平伯认为这段话很合乎研究者的处境，加以引申，又曰：“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一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作为三国演义的专家，沈先生从三国的深研中，力求出乎其外，对三国研究的历程作一个整体的观照。《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的研究综述》、《新的进展，新的突破》以及《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这三篇文章就可以作如是观。既是对以往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今后研究的的展望。正是这种超越的眼光，使沈先生的研究延伸到三国文化的探索，诠释其内涵，并对合理性开发三国文化提出可行性建议，展示出广阔的视野。
“公理永存知己在，得失不计且加鞭”，生命不息，步履常新！沈先生并没停止其探索的脚步，仍然以其稳健的步伐抒写着又一页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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