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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燮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自幼家境贫寒，其父俞献“工骈体隶事，尤熟掌故” （206页），曾先后主讲河南闻政书院，任江苏句容训导，以及安徽庐江教谕等职, 薪俸并不丰厚, 膝下孩子却有很多, 又不幸于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离世，时年仅五十三。俞正燮身为长子, 自二十七岁起就担负起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担。从此，他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活路而四处奔波忙碌，过着艰苦、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六十六岁在南京逝世。
其实，当俞正燮父亲病重之时, 家中就已很拮据, 有他写于嘉庆六年六月的《睡起》诗为证：“雨传秋信到，贫又故乡违。乞米书频负，于人事本非。少年尽跳荡，何事苦长饥” （34页）。其父死后，除书卷之外并无遗产，因此“依然在贫穷中挣扎” （154页），甚至有时“日食不给，不能看书” （313页）。二十九岁的俞正燮曾这样自述：
纷纷债务如尘积，今年明年朝复夕。心烦口吃无一言，出门泥途深几尺。 艰难此事仗友生，贫交无计又空行。劳劳都为钱刀贵，几时买地事躬耕？ （7页）
这首诗描述了他当时处于举债度日的艰难境地，虽得友人支助，生活还是极为窘迫，以至于有回归故里、农耕养家的想法。 而《黟县三志》也有“先生家贫性介，缟纻之入，仅敷买书，索债者踌踯户外”的记载。不过，俞正燮“比较顺境的几年，大概只有林则徐氏聘他纂修《两湖通志》的时候，和主讲江宁惜阴书院的一年。修两湖志时（俞）氏年已六十三，在江宁时已在垂暮之年，也享不到几年清福了” （154页）。
俞正燮自称“身无一艺名，栖栖亦所恶” （30页），但还是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编书校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可见他的学问是在极其艰难环境下做出来的。不过，尽管他一生才高运蹇，科举之途又多坎坷，以至于居无定所，笔耕为生，但他对这种清贫生活并不怨天尤人，极其坦然面对，而这在他的诸多诗篇中也可见及，如“无奈穷愁同闭户，未妨高兴又涂鸦” （33页），“津梁可问新知瘁，称贷无门要讳贫” （5页），“幽寂生哀怨，贫贱悟艰难。诗篇聊寄托，一一后代看” （4页）。此外，俞正燮还特别乐善好施，时常有济贫助困之举。有史料记载，他“家不中资，名公卿所赠修膊费，尽济友戚族邻之急。尝值岁除, 索逋者纷至，时钱塘王荫森任黟县知县, 有惠政，深于经学，适就该举人（指俞正燮）考订疑义，窥知其事，密令随丁率索逋者赴县领给，仍就灯火前讲说不辍，士林传为美谈” （203页），由此可见一斑。
俞正燮一生“闭户著书，寡交游” （219页），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不过因他是一介寒儒，诸多文稿却无力自行结集出版，只是到他五十九岁时，由其房师王藻商诸及门孔继勋、邱景湘、吴林光，醵金付雕而成，“厘其校正者十五卷为正集，余为外集，以俟续梓。题为<癸巳类稿>，明是编之辑成于癸巳也” （229页）。而另一部《癸巳存稿》十五卷，则是“及《类稿》既竣，卖其书稍有余货，乃觅钞胥，为写未刻之稿” （230页），且在俞正燮逝后七年由其友人张穆等捐资刻印成书。这两部书，真可谓是俞正燮一生心力交瘁之作。
虽然俞正燮终其一生穷困潦倒，为谋生计而不得不以佣书为业，但为人却清高耿直，不随流俗，可谓“处有脂膏身弗润，交非声气品常清” （214页）。他的好友许瀚对他就曾发出“有晋人风度，而不以书名，亦奇事也” （114页）的感叹！而他的学生程绶石也说他“性高介古道照人，故常落落寡合” （218页）。并记有这样一件逸闻，“果勇侯杨芳善风角壬占, 与俞理初先生雅契。道光癸巳会试前, 寄楹联赠之云:‘晴天悬雨笠, 闲壁挂烟瓠。"似予其不售” （217—218页）, 后果然被言中。戴熙《习苦斋笔记》有一则云：
理初先生, 黟县人, 予识于京师,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216页）
这一段话刻画出一位特立独行、诙谐可爱的花甲老人形象。周作人对此表赞同说：
《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谈玄、夸诞、旷达、悖儒等莠书六篇，对于古人种种荒谬处 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论《酷儒莠书》末云：“此东坡《志林》所谓杜默之豪，正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内，醉饱后所发者也。”又《愚儒芜书》末云：“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读此数语，觉得《习苦斋笔记》所云：“口所谈者皆游戏语”大抵非假，盖此处恢诡笔法可以为证。 （4页）
而这也如俞正燮的学生黄德华《感旧诗》所云:“和雍郭泰是前身, 岂肯随人岂绝人。自有时为青白眼, 不夷不惠性情真。” （215页）俞正燮的这种孤高挺直的秉性，其实在他的一些诗作中也有反映。如《偶作》云：
饱食矜气骨, 豪士偏人寰。岂赖夷齐节,黾勉慎小闲。猖狂既得罪，自下又赧颜。戚戚何能长，所丛是谤讪。桃李人所植，松柏人所攀。重深良不厌，弃置义能安。从来百丈木，不长禾黍间。 （28页）
又如《刘乂》云：“作寿偏持谀墓金，刘生事业亦逡巡。丈夫各有难驯性，那便朱门撒野人。” （30页）此诗既赞扬了刘乂不畏权贵的“撒野”，又讥讽了韩愈不辨是非的“谀墓”，而这也体现了俞正燮正直而不屈的学者风骨。
综观俞正燮的生平行事，正如张穆评价那样：“顾以家贫性介，知其学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缟纻余润不足赡妻孥，年逾六十，犹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读书著书之乐也。” （230页） 俞正燮自幼至老，一生勤奋好学，同邑好友程恩泽说他“负绝人之资，笃好读书，自识字积发，素寝馈凡四五十年。” （227页）
俞正燮从小聪颖好学，“性强记，经目不忘”，后“随父之官”，刻苦自励，“时方弱冠，侍养外惟以读书为事。父献学俸所入，尽给以买书” （199页），以致他的藏书处“四养斋”，积轴多达7万余卷。后来他遍游全国各地，“足迹半天下” （230页），并把读书与治学合为一体，程恩泽赞誉他“其善于始也能入，其眇于终也能出” （227页），而夏寅官则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丛籍城拥，手繙繙不辍，辍辄大半成诵。地人名称，事回穴数，载极见某庋某册某卷某篇行，语即中，是谓能人；萃昔贤往事，判黑白，摇笔纚纚千万言，某可据，某可勘，某不可凭，某宜斠，一篇中计叠简不胜举，使起昔贤议往事亦 ，是谓能出。出入之际，精心卓识，分别部居，于诸儒所桥舌方皇者，引称首首如肉贯串丝在 ” （201页）。俞正燮的博学强记，齐学裘有这样的评价，“《四库全书》以及道藏内典，皆在胸中。国初以来，名官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诵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 （217页）张舜徽也称许说：“(俞）正燮在嘉道间，虽不为专经专史之学，而涉览浩博，一时无两。” （242页）
其实，俞正燮还是个好学不倦、以读书为乐的青衿学子。他一生大半时间在外地讲学、著述，“行路无休息” （497页），备尝艰辛，“终年羁旅，出必载书；午夜丹铅，手不释卷” （212页），如他在《文选自校本跋》中自述，“舟中读《文选》，所记烂然于眉上、行间，四十日始毕” （499页）。不过常年与书为伴，也给他带去了很多快乐，如他在《旅兴》中写道：
局促真堪叹，矜持事转差。征鸿长是客，泽楚若为家。壮志消书卷，闲愁阅岁华。梦中犹笑语，不分在天涯。 （31页）
俞正燮一生“嗜书若渴” （220页），活到老学到老，直到临终前还在忙于写作。程绶石回忆说，道光十九年（按：时年俞正燮六十五），俞正燮主讲惜阴书院，“是时见先生目光炯然，形容甚癯。案上手稿丛列，皆劝息心颐和养。别后数月，闻疾终于金陵寓馆。” （227页）
读经史, 应科考，登仕途，猎取功名，光宗耀祖，本是古代士人的共同理想和必经之路。不过，俞正燮却不完全是这样，他不为流俗所囿，对功名利禄比较淡泊，“居家事母，不乐仕进” （217页），但“为生计所迫更为科举时代大环境所裹挟” ，他人到中年后还是不得不去奔竞科场，一生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
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年），时年四十七的俞正燮由附监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举人。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俞理初乡试红卷”条有如下记载：
黟县俞理初正燮博学久困，道光辛巳（按：道光元年）江南乡试，监临苏抚某徧谕十六同考官，谓某字号试卷必留意，盖红号试卷，外帘有名册可稽，故监临知之也。是科正主考为汤文端公金钊，副主考为熊遇泰，同考某呈荐于熊，并述监临之言。熊大怒曰：‘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遂摈弃不阅。同考不敢再渎，默然而退，以为卷既荐，吾无责焉矣。填榜日，监临主考各官毕集至公堂，中丞问两主司，某字号卷曾中式否？汤曰：‘吾未之见也。"熊莞尔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盐商之子耶？"监临曰：‘鄙人诚愚陋，抑何至是？此乃黟县俞正燮，皖省积学之士，罕有伦比者也。"熊爽然，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遂中式。
可见俞正燮参加乡试，一开始副主考熊遇泰以“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予何？”为由，答卷被“摈弃不阅”，后得知是“皖省积学之士”俞正燮的，就“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以俞卷易之，未尝阅其文字也”。俞正燮此次考中举人，失而复得，实在是侥幸，而那位被撤卷的考生，则是极其不幸而遭黜落了。
第二次，道光二年，赴京参加会试，榜上无名。这次恩科会试，“总裁:尚书英和、汪廷珍、侍郎汤金钊、李宗昉。” （卷十）《俞理初年谱》“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岁”云：“入都会试。” （271页）虽然俞正燮参加此次考试详情已不得而知，为何落榜也没有说法，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曾去拜谒过主持上一年江南乡试的主考官，也是这次会试主考官之一的汤金钊，了解到自己当年中举的一些内情。戴熙《习苦斋笔记》中有《俞正燮》一则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先生为壬辰孝廉，尝告我曰：予初次入都会试，遏副主考，则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谒正主考（汤金钊），则又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骇问其故，曰：“尔卷监临属副主考，宜细阅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阅。揭晓日，先拆尔卷，见黟县人，问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县俞某，则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则中矣！"其实我两人均未见尔文，故曰一读耳。”
不过，“查《年谱》，乡试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笔记误作壬辰，又题名亦错写为俞廷燮” （2页）。
第三次，道光十三年，年已五十九岁俞正燮又一次参加会试。史载“三月丁丑。以大学士曹振镛为会试正考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兵部尚书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铭为副考官” （卷233）。
这次会试，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命运多舛的他再次名落孙山。关于这次春闱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俞正燮的试卷为曹振镛所汰。如张穆《癸巳存稿序》云：
越年春（依前文为道光十三年），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巨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毂矣！”闱文出，穆为效写官之役，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如读唐人《正义》、马氏《通考》，而汰其繁缉缛也。榜发，竞报罢。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仪征初末之见也。 （229页）
又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二云：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 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 已摈之矣! ”验之，果然。 （220页）
周作人对此有感而发说：“清季相传有做官六字口诀曰：多磕头，少说话。据云即此曹振镛所授也。有此见识，其为文正公也固宜，其摈斥俞理初亦正是当然耳。” （5页）阮元此次会试力荐俞正燮未能如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和曹振镛在取士用人标准上大异其趣。《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云：“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清史馆臣所言“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虽没有明说因何事不合，但从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们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了。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俞正燮会试“未中”是汪廷珍所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理初举于乡，数困公车。某科阮文达典会试，都下士走相贺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礼部为同考官，得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办。”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有小疾，未阅卷。副总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之迂诞，得礼部所荐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鐍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将发榜，文达料理试卷，诧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遗卷。礼部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文达转诘，文端坚称不知。文达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理初谒礼部，礼部持之痛哭, 折节与论友朋, 不敢以师礼自居。 （219页）
此说虽为野史笔乘所载，影响却很大，广为学者所称引。然而，这种说法是无中生有的，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汪廷珍一生曾两任会试总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还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总裁：大学士曹振镛、礼部尚书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户侍郎穆彰阿（鹤舫）” （卷十）。而这两次会试，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没有参与其事。至于阮元为主考、王藻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的会试，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总裁”，更不会对俞正燮考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鐍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经去世了。
时任房考王藻在《癸巳类稿序》云：
黟县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试所得士也，与同门久而不相识。癸巳春闱，余忝于分校之役，得理初卷，异之，意其为皖省宿学无疑也。既又得徐卓荤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时并荐，荤生得隽而理初下策矣。比荤生来遏，询以皖省知名士，则首举理初。因撮闱文中一二语，趣荤生亟往询之，果理初也。
由此，他发出“荤生之与理初，遇不遇各有命” （228页）的感叹。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仅王藻百感交集，就是十年之后的阮元，与人谈起此事，“犹扼腕太息，有余恨。……所惜者，国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 （230页）。
对于俞正燮的“数困公车”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镛所谓“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不喜欢考据文章之外，后人还有其它猜测之词。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苟流俗的性格有关，如陈东辉指出，“俞正燮的会试落第与他这种不与俗谐、特立独行的脾性不无关系。用现时流行的说法，可以称之为不受世俗牢笼的知识精英” ；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题内容有关，如萧箑父、许苏民认为：“俞正燮的情理观，多借发挥经义、就事论事来表达。《癸巳类稿》中有《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子恶德论》等文，分别对传统的‘节烈观"、‘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纳妾、强迫妇女裹足等罪恶的制度和习俗作了激烈的批判。仅由此看来，他的仕途不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747页）
总之，俞正燮怀才不遇，人到中年后才去参加科考，绝非情愿，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们共同奔走竞逐之人生道途，只要有可能，都想去一试身手，冀希鲤跃龙门，俞正燮自然也不例外。” 俞正燮一生勤于治学，萃力经史，“读书过目不忘，书无不览，著作等身” （217页）。他从十八岁开始著述后，至死不休，《俞理初先生年谱》云：“与句容王乔年同撰《阴律疑》，是为先生试行著述之始” （259页）。不久，他开始离乡出游，《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俞正燮传》记载：“年二十余，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左氏後裔，正燮因作《丘明子孙姓氏考》、《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尤其是他“自留京以来，海内文学儒林之士，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宏巨书不自名者甚多” （206页），如他“曾为张芥航河帅修《行水金鉴》，数月而成。” （217页）。
由此可见，由于俞正燮家境贫寒，加之科场困顿，从未做过一任小官，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谋食四方，“乞米书频负”，“南北饥驱，踪迹无定” （87页），直到离开人世，终身为达官贵人编书校书，过着负笈佣书的生活。前人就已指出：
俞正燮，心精力果，文章敏捷，海内文学之士，群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巨书，如《钦定左传读本》、《行水金鉴》及前果勇侯杨芳《六壬书》，多该举人校正，不肯署名。 （204页）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他“一生多在贫困中度日，年二十余即饥驱南北，旅店篝灯，蓬窗安砚，船唇马足，劳苦著述，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类稿》二百四十九篇，《癸巳存稿》五百五十六篇外，其余著作，全由他人收买或托其代作，顶名出版，世间且不知此种作品亦为俞氏所著述” （153页）。
由于佣书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虽“手成官私巨书”，却是“借刻他人姓氏” （218页），因而俞正燮所编校之书有些已无从知晓。现仅能考见的，据于石《俞正燮编纂与批校书目考》一文介绍，主要有：为大学士彭元瑞、编修刘凤浩撰辑《五代史记补注》；为时任会典馆总纂的户部给事中叶继雯编修《大清会典》；为湖南提督、果勇侯杨芳校正《六壬书》；为黟县知县吴甸华编纂《黟县志》；为户部侍郎程恩泽等校订《钦定春秋左传》；为南河总督张井编纂《续行水金鉴》；为礼部侍郎陈用光校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时任两湖总督的林则徐编纂《两湖通志》, 并校订林氏先人的书稿；为时任吏部侍郎的祁离藻校订《影宋本说文系传》、《三古六朝文目》；先后为时任山东督粮道的孙星衍编撰《古天文说》二十卷, 并辑校纬书。此外，还有《宋会要辑本》五卷，《校补海国记闻》二卷，编纂《说文》、《部纬》各一卷，以及批校《书集传》、《文选》、《礼记集说》，等等，总共有近二十种之多。 （244—254页）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俞正燮著作除了《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以及上述为他人佣书近二十多种之外，还有他的《四养斋诗稿》。诗稿由他的侄子懋麟于咸丰二年(1852)刊行，程鸿沼《四养斋诗稿题记》云：“右诗三卷，俞理初夫子遗稿也。令子怀方属编目录，令侄伯申校字付样而属识其后。夫子之诗，散佚多矣，此仅有存者。” 这篇题记所署时间为“咸丰二年三月朔”，则该书出版时间当在其后不久。
通考俞正燮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特点，有三方面值得称道：一是心系国家盛衰、社稷安危，筹远通今，有着强烈的经世旨趣；二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尤其同情妇女；三是通经史百家，尤以考据见长，既博且杂，精益求精，而这些其实都和他佣书有着密切关联。正因此缘故，俞正燮才能方便出入大内府，查阅到大量的邸报与档案资料，且时常来往于官宦之家，耳闻目睹，更多了解到军国大事、时政要闻，以至“尤熟国家掌故” （218页）；也因他身为佣工，来自社会底层，了解民众，才能对弱势群体寄予无限同情，从而“认识人权” （382页），提倡男女平等；还因编书校书之需，他熟谙典籍，“博综九流” （236页），从事文字训诂、名物解释、典制考索、史实纠谬，以及文献辨证、资料汇纂，故而“长于局部考证” 。
那么，又应如何看待俞正燮的佣书生涯呢？于石说：“俞正燮是笔耕为养，佣书成材的学者，这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诸伟奇还进一步认为，“这种为人作嫁的佣书生涯, 突显了像俞正燮这样出身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 其学术能力、智力付出与现实学术地位的差异。然而, 俞正燮浩博的学识，正是发轫并成就于编校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其代表作《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便是其佣书心血的结晶” 。可以这么说，正是俞正燮一生佣书为业，成就了他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据学一大宗师的学术地位。
总之，俞正燮个性鲜明，与众不同，他虽一生穷顿，颠沛流离，且怀才不遇，数困公车，只得寄人篱下，佣书为生，命运多坎坷，却能气定神闲，泰然处之，实为难得不易；尤其是他博通古今，好学深思，勤勉著述，嘉惠学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是值得我们尊敬。俞正燮不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称之为人杰” 的布衣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