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茶马古道对汉藏两民族发展的地理意义有哪些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茶马古道[1] 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

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2] 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此为滇越茶马古道），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背景

中国茶马古道有三条：

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道。

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主要是陕西人开辟的；

第三条滇藏茶马古道。

[3]

陕甘茶马古道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之一。

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骆驼。

而茶、马，指的是贩茶换马（这里的茶和马均是商品）。

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4] ，始于唐代，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

由于明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其中最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称为---蹚古道，因此陕康藏茶马古道是当时可以在国内跨区贩茶的茶马古道。

川藏茶马古道是陕康藏茶马古道的一部分，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全长近四千余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西双版纳易武、普洱市，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

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普洱是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具有着悠久的历史。

作用编辑

纽带作用

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

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

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

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

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

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

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

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经济发展

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

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

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

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

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

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

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

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

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

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

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

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藏区兴起

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

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

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

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

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

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

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

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

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

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

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文化交流

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

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

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

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

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

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

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

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

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束河茶马古道恋曲

要进束河古村，村口的青龙桥是必经之路。

虽然它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却依然宽阔平整。

清得发蓝的青龙河从桥下流过，河边有茂密的白杨树和柳树。

白的梨花、红的海棠花和桃花年年开放，为村里人提供香甜的果实。

这家乡的美味，是古道藏客和走四方的束河皮匠永远的记忆。

沿青龙桥向西走，有一条五花石板路，石头上暗红的线条至今可见。

老人说，这是束河一帮常年奔波在茶马古道上的商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捐资铺砌的。

因他们常和藏人做生意，当地人叫他们“藏客”。

束河街是他们的牵挂，也是他们商旅生涯的起点和最终的期盼。

束河像一个街心大花园，有四条巷道从束河街上向四面延伸出去。

向东的一条穿过丽江古城，往南的一条通往古济行政村，往北的一条通向白沙行政村，往西北的一条是过去通往迪庆藏区的要道，即“茶马古道”。

沿着源自九鼎龙潭和坡底小潭的小河，藏客走上两条艰险的商旅古道：一条从松云村通往西南方向的古关隘黄山哨，从拉市到石鼓、巨甸、鲁甸，翻越栗地坪，过维西保和镇，到澜沧江边后，沿江北上，过燕子岩栈道，到德钦后再从溜筒江过溜索进藏；第二条路，从九鼎龙潭和坡底小潭边经过，蜿蜒伸向西部的玉龙雪山。

经过文海村直达丽江龙蟠，渡金沙江，翻越十二栏杆，到中甸县城，然后过上桥头，从奔子栏用独木舟渡江，翻越白茫雪山抵德钦城，然后再从溜筒江过溜索，翻梅里雪山进藏。

两条古道行程各六千里，走一趟需要三个多月。

栈道、溜索、雪山，古道上的每处险路都可能是藏客的归宿。

在他们勇敢而壮美的一生中，往往需要浪漫的牵挂，一些藏客在家娶一个“披星戴月”勤劳孝顺的姑娘，在藏区娶一个温柔贤良的“卓玛”。

远隔千山万水，许多纳西姑娘和卓玛一辈子没见过面，确都会在心里宽容甚至感激对方，在那个“把头别在腰带上”的男人身上，倾注悠长的思念。

这样的传统如今已不存在，但因藏客而成为亲戚的纳西人和藏人却常常在束河相聚。

因此在束河喝到纯正的酥油茶并不是一件难事。

藏客走过的茶马古道有迹可寻，而源自束河的另一条古道却从来没有踪影，这条无形的道上走着另一群人，他们“只要一把锥子，一扎纱线就能走遍天下”，他们是束河皮匠。

9宗教

三种宗教在康定和谐相处

在中国西南，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大雪山中段，坐落着一个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小城——康定。

从19世纪60年代起，小城内就形成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的格局，100多年的传教岁月中，始终和睦相处，成为美谈。

清真寺的阿訇是38岁的马泽志，他仍记得2003年4月康定天主教堂新神甫李伦即位时，邀请他以及各个宗教的代表参加即位仪式时的热闹场面。

1646年，有回族人开始到康定谋生，康定县城共有常住的穆斯林400余人，在清真寺的隔壁，当地还专门修建了回民小学。

72岁的回族大妈陈凤云正在清真寺内为即将到来的“开斋节”做准备，她有许多藏族朋友，有的信仰藏传佛教、有的信仰天主教，“我们的关系很好啊，都是很要好的朋友。”陈大妈说。

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宗教局副局长张建泉介绍，他在康定从事宗教工作15年，很少碰到各个宗教之间发生冲突。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在历史上曾是繁荣一时的商业贸易中心。

700年以来，藏商把从西藏带来的麝香、虫草、黄金、马匹带到康定，与内地商人带来的茶叶、丝绸进行交易。

正是这种民族间贸易的兴盛，造就了各民族在康定的大融合。

距离清真寺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康定的天主教堂。

186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西藏传教，途中受阻，返回康定，在康定北郊设堂传教，拉开天主教在康定的传教历史。

全县城300多天主教信徒中，藏族信徒占到了200人。

天主教堂神甫李伦说：“虽然全县城3万多人口中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占到了绝大多数，但是当地政府积极保护信仰者较少的宗教，这里有很好的宗教信仰环境。” 距离康定天主教堂约150多米的地方，是当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安觉寺，已有380多年的历史。

10研究

“茶马古道”的命名人木霁弘以及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联名发表文章，《茶马古道研究模式以及意义》，他们以为：

茶马古道景色(17张)

第一、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

第二、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各民族间千百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

藏族史诗《格萨尔》说“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人民对茶以及茶马古道最深刻的理解。

西北游牧民族同样如此。

第三、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

发源于青海的澜沧江，流经西藏，入云南，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最后从越南奔向南

茶马古道之路

海。

正是在澜沧江流域出产的云南大叶种茶叶的远征，联动了中外民族之间的经济以及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诸多文化的渊源。

尽管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茶马古道上有众多的民族，但这些民族的第二语言统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罕见的实例，无疑是茶马古道又一大贡献。

第四、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

商品承载着文化，茶马古道同时也是一条宗教道路，教徒与商人相伴而行，为这些区域带来了不同的信仰。

比如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

11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围绕“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的目标定位，普洱将凸显“茶文化旅游”主题，大力培育以茶文化、茶马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和发挥茶产业的优势，实现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共赢。

普洱市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驿站，是著名的普洱茶的重要产地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产茶区之一。

普洱市同时是一个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具有众多自然生态资源、水域风光资源及人文旅游资源，且茶文化、民族文化、口岸文化优势明显，全市森林覆盖率超过67%，茶园达318万亩，旅游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普洱市将立足于普洱市旅游资源的文化和特色，以及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底蕴依托“普洱茶都、中国茶城、世界茶源”的品牌优势，利用良好的自然区位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重点旅游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全面提升普洱市的旅游产业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将普洱市建设成为云南省的新兴旅游城市。

同时，以“观光普洱、美食普洱、欢乐普洱、养生普洱”为口号，将普洱市打造成为“世界普洱茶休闲养生旅游胜地”。

普洱市规划打造“一城、三区、四线”的旅游新格局。

“一城”即以思茅区为核心，打造世界知名的生态养生度假旅游城；“三区”即规划打造以思茅区为核心的思茅快乐养生度假旅游区，以景迈山高山生态茶园为基础的原生态茶文化休闲旅游区，以思茅区、宁洱县为主的普洱茶马文化探险体验区；“四线”即规划打造西部边陲风情民族文化旅游景观线，北部原始森林风貌神奇探秘旅游景观线，东部茶马文化旅游景观线及东南异域民族风情边境旅游景观线。

根据科学论证，提出了“十大旅游景观景点创意设计工程”：普洱市一是要创意建立普洱市民俗文化村，开展欢乐普洱民俗风情游；二是要规划建设国际级温泉养生度假村，开展普洱市高端度假休闲游；三是要规划打造普洱市思茅河十里民族美食长廊，开展民族美食体验游；四是要规划建立普洱民族文化艺术宫，开展民俗风情文化艺术、茶文化体验游；五是要恢复建设普洱市月光寺，引导群众开展宗教文化游；六是要规划恢复普洱市文武庙，开展普洱市历史文化寻踪游；七是要规划引导建立宁洱县的普洱府，开展普洱市茶马文化体验游；八是要规划改造普洱市思茅区珠市街，开展古街观光购物游；九是要规划建设普洱市的茶文化景观长廊“茶都大道”，开展普洱城市观光游；十是要整合改造普洱市茶园资源和制茶企业，开展普洱市现代茶工业观光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