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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 字鲁望,苏州人,元方七世孙。举进士不第,辟苏、湖二郡从事,退隐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自号天随子。以高士召,不赴。李蔚、虞携素重之,及当国,召拜拾遗,诏方下卒。光化中,赠右补阙。
这是国学原典·集部·全唐诗 陆龟蒙的诗人小传
陆龟蒙 (？——881)唐末文学家 自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出身官僚世家，家世显赫,祖上出过两任宰相,其父陆宾虞曾任御史之职。举进士不第，曾任苏、湖两郡从事，后隐居甫里(今吴县角直)，自号甫里先生。陆龟蒙嗜茶，曾在宜兴顾渚山下，开辟茶园。他善诗，懿宗咸通十年(869)得识皮日休,二人相与唱和,时称“皮陆”。好藏书，家有藏书万卷，精于校雠。《新庸书·隐逸列传》记他：“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橱，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备插袜刺无休时。”经常同农民一起耕种。
陆龟蒙勤于著述，所著的诗文很多，有《甫里先生集》、《笼绎丛书》等文集。“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但著述“不少辍”。其诗多写闲适隐居生活，对当时社会黑暗、统治者的腐朽作无情讽刺与揭露。诗作以写景咏物居多，风格清隽秀逸，时人给予很高评价，与温庭筠、李商隐相提并论。其散文成就尤高，多用比喻、寓言，借古讽今。
下面一段转载自中国茶城网
隋、唐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移向南方，使得长期以来“火耕水耨”的南方农业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其标志便是以“耕、耙、耖”为核心的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而总结这一体系的便首推陆龟蒙，他在《耒耜经》一文中写道：“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垡去芟者焉。 爬而后有礰礋焉，有磟碡焉。”他还根据自己对“象耕鸟耘”传说的理解，对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提出了“深耕疾耘”的原则。
在耕、耙、耖的技术体系中，耕是最重要的一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陆龟蒙对当时江东一带重要的水田耕作农具——犁的各部构造与功能作了记述和说明，写了《末铝经》一文。
耒耜本是两种原始的翻土农具，传说农业始祖神农氏“断木为耜，揉木为耒”，实际上最初的耒只是一尖头木棒，后来又在尖头木棒的下端安装了一个短棒，用于踏脚这便是耜。使用耒耜的方式，有一人的“力田”。二人的“耦耕”。三人或多人的“劦(协)田”。后来随着金属工具和兽力的使用，耒耜便进化为犁。初期的犁仅仅是将原来耒耜一推一拔，改为连续推拔。到秦汉时，犁已具备犁铧、犁壁、犁辕、犁梢、犁底、犁横等零部件，但多为直的长辕犁。回转不灵便，尤其不适合南方水田使用。唐代时长辕犁改进为曲辕犁，并在江东一带广泛使用。
根据《耒耜经》记载，江东曲辕犁为铁木结构，由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评、犁建、犁梢、犁盘等11个零部件组成。犁铧用以起土；犁壁用于翻土；犁底和压鑱用以固定犁头；策额保护犁壁；犁箭和犁评用以调节耕地深浅；犁梢控制宽窄；犁辕短而弯曲；犁盘可以转动。整个犁具有结构合理、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等特点，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中国犁已基本定型。陆龟蒙还对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尺寸也有详细记述，十分便于仿制流传。
《耒耜经》一共记载了4种农具，除江东犁以外，还有爬、礰礋和碌碡，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也是第一篇谈论江南水田农业生产的专文。
陆龟蒙有钓鱼、饮茶、作诗的嗜好，他对各种渔具和茶具都有了解，并为之写诗歌咏。
养鱼之法世传有《陶朱公养鱼经》，而于取鱼之法却付诸阙如，实际上捕鱼远在养鱼之前，捕鱼之法和捕鱼之具必定更多。陆龟蒙据自己多年垂钓江湖的经验，做了《渔具十五首并序》及《和添渔具五篇》，对捕鱼之具和捕鱼之术作了全面的叙述。在《渔具十五首》“序”中，介绍了13类共19种渔具和两种渔法。19种渔具中有属于网罟之类的罛、罾、罺、罩等；有属于签之类的筒和车；还有梁、笱、箅、矠、叉、射、桹、神、沪、（竹字头加椮）、舴艋、笭箵。这些渔具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制造材料和制造方法，以及不同的用途和用法来划分的。两种渔法即“或以术招之，或药而尽之”。凡此种种，正如他自己所说：“矢鱼之具，莫不穷极其趣。”陆龟蒙的好友皮日休对他的渔具诗十分赞赏，认为“凡有渔已来，术之与器，莫不尽于是也”。在《和添渔具五篇》中，陆龟蒙还以渔庵、钓矾、蓑衣、篛笠、背篷等为题，歌咏了与渔人息息相关的五种事物。总的说来是非常全面的。
渔具之外，陆龟蒙还有《和茶具十咏》，对茶具作了叙述。唐代的饮茶风气很盛，陆本人就是个茶嗜者，他在顾渚山下开辟了一处茶园，每年都要收取租茶，并区分为各种等级。顾渚山在浙江湖州，是个著名的产茶区。据《郡斋读书志·杂家类》载，茶圣陆羽著有《顾渚山记》2卷。当年陆氏与皎然、朱放等论茶，以顾渚为第一。陆羽和皎然都是当时的茶叶名家，分别著有《茶经》和《茶诀》。 陆龟蒙在此开设茶园。深受前辈的影响，他写过《茶书》一篇，是继《茶经》、《茶诀》之后又一本茶叶专著。可惜《茶诀》和《茶书》均已失传。唯有陆羽的《茶经》3卷传世。 尽管陆龟蒙的《茶书》已失传，然而他所作的《和茶具十咏》却保留了下来，“十咏”包括茶坞、茶人、茶笱、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等10项，有的为《茶经》所不见，可与之对照研究。
作为农学家，陆龟蒙的贡献不仅在于农业器具方面，其他诸如植物保护、动物饲养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他对柑桔害虫桔蠹的形态、习性及自然天敌作了仔细的观察，写了《蠹化》一文，尽管他的用意在于借物抒怀，然而此文却是一篇古代关于柑桔害虫生物防治的史料。陆龟蒙观察了凫(野鸭)和鹥(海鸥)对稻粮的危害。写有《禽暴》一文，提出了网捕和药杀的防治办法。陆龟蒙还强调了田鼠对水稻的危害性，写有《记稻鼠》一文，提到了驱赶和生物防治两种防治办法。在动物资源保护方面，他大声疾呼保护渔业资源，在《南泾渔父》一诗中说：“孜孜戒吾属，天物不可暴。大小参去留，候其孳养报。终朝获渔利，鱼亦未常耗。”竭力反对“药鱼”这种破坏渔业资源的做法，极力提倡“种鱼”，采收鱼卵，远运繁殖，借以保护渔业资源。
陆龟蒙作为一位文学家，其成就主要在诗歌和小品文方面；作为农学家，其影响则主要在农具方面，而农具方面的成就又突出地体现在对江东犁的总结。由于犁在农业中的地位，犁的进化史就是古代农业史，这就决定了陆龟蒙在中国农业史上的地位，以致于研究中国犁的学者，言必称颂陆龟蒙的《耒耜经》。
陆龟蒙生于官僚世家，却终身以农为业，虽以隐土自诩，却怀儒家之志，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每见于笔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和皮日休一样“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更为可贵的是，他虽胸怀天下，饮誉文坛，却能将历来不为文人和士大夫所重视的农具，进行细致的研究总结，甘做小人之事，为中国古代农具发展史留下宝贵的文字记载。 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的自传《甫里先生传》和《江湖散人传》，对其生平和个性作了总结。他在《江湖散人传》中写道：“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也许正是因为摆脱了儒家传统礼教的束缚，才使他成为中国农业史上著名的农学家。
陆龟蒙虽为落魄文人,但他在角直仍过得很悠闲,他所居的甫里别墅,在保圣寺西,内有光明阁、桂子轩、杞菊径、双竹堤...
其诗作以写景咏物为多，清隽秀逸, 其散文成就尤胜于诗，著名的有《田舍赋》、《野庙碑》、《田舍赋》、《后虱赋》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朽，常作无情的讽刺与揭露。
鲁迅赞誉他的小品文是“一塌糊涂泥溏里的光彩和锋芒”。他妙用映衬对比手法,托讽土木,对举成文。文章句式多变,善铺陈渲染,嬉笑怒骂,酣畅淋漓。 墓在保圣寺西院,原自莲守旧址内，衣冠冢占地约一亩,墓前立有清康熙和同治年间的石刻碑, 及传为陆龟蒙喂鸭处的“斗鸭池”遗址及“清风亭”等纪念建筑。
陆的诗全集 http://www.white-collar.net/02-lib/01-zg/04-poem/gushi/luguimeng.htm
附宋人写陆的一首诗作
吴江三高祠·陆龟蒙
年代：【宋】 作者：【叶茵】
江湖萧散乐平生，夜课图书日课耕。
一段高风犹凛凛，逢人肯说鸭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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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字鲁望。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生年不详；约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卒。农学。
陆龟蒙出身官僚世家，其父陆宾虞曾任御史之职。早年的陆龟蒙热衷于科举考试。他从小就精通《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特别是对《春秋》更有研究。在进士考试中，他以落榜告终。此后，陆龟蒙跟随湖州刺史张博游历，并成为张的助手。后来回到了故乡松江甫里(今江苏吴县东南■直镇)，过起了隐居生活，后人因此称他为“甫里先生”。在甫里，他有田数百亩，屋30楹，牛10头，帮工20多人。由于甫里地势低洼，经常遭受洪涝之害，陆龟蒙因此而常面临着饥馑之苦。在这种情况下，陆龟蒙亲自身扛畚箕，手执铁锸，带领帮工，抗洪救灾，保护庄稼免遭水害。他还亲自参加大田劳动，中耕锄草从不间断。平日稍有闲暇，便带着书籍、茶壶、文具、钓具等往来于江湖之上，当时人又称他为“江湖散人”、“天随子”。他也把自己比作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在躬耕南亩、垂钓江湖的生活之余，他写下了许多诗、赋、杂著，并于唐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卧病期间自编《笠泽丛书》，其中便有许多反映农事活动和农民生活的田家诗，如“放牛歌”、“刈麦歌”、“获稻歌”、“蚕赋”、“渔具”、“茶具”等，而他在农学上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其小品、杂著之中。
隋、唐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移向南方，使得长期以来“火耕水耨”的南方农业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其标志便是以“耕、耙、耖”为核心的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而总结这一体系的便首推陆龟蒙，他在《耒耜经》一文中写道：“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垡去芟者焉。爬而后有砺■焉，有■碡焉。”他还根据自己对“象耕鸟耘”传说的理解，对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提出了“深耕疾耘”的原则。
在耕、耙、耖的技术体系中，耕是最重要的一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陆龟蒙对当时江东一带重要的水田耕作农具——犁的各部构造与功能作了记述和说明，写了《耒耜经》一文。
耒耜本是两种原始的翻土农具，传说农业始祖神农氏“■木为耜，揉木为耒”，实际上最初的耒只是一尖头木棒，后来又在尖头木棒的下端安装了一个短棒，用于踏脚这便是耜。使用耒耜的方式，有一人的“力田”，二人的“耦耕”，三人或多人的“■(协)田”。后来随着金属工具和兽力的使用，耒耜便进化为犁。初期的犁仅仅是将原来耒耜一推一拔，改为连续推拔。到秦汉时，犁已具备犁铧、犁壁、犁辕、犁梢、犁底、犁横等零部件，但多为直的长辕犁，回转不灵便，尤其不适合南方水田使用。唐代时长辕犁改进为曲辕犁，并在江东一带广泛使用。
根据《耒耜经》记载，江东曲辕犁为铁木结构，由犁铧、犁壁、犁底、压■、策额、犁箭、犁辕、犁评、犁建、犁梢、犁■等11个零部件组成。犁铧用以起土；犁壁用于翻土；犁底和压■用以固定犁头；策额保护犁壁；犁箭和犁评用以调节耕地深浅；犁梢控制宽窄；犁辕短而弯曲；犁■可以转动。整个犁具有结构合理、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等特点，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中国犁已基本定型。陆龟蒙还对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尺寸也有详细记述，十分便于仿制流传。
《耒耜经》一共记载了4种农具，除江东犁以外，还有爬、砺■和■碡，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也是第一篇谈论江南水田农业生产的专文。
陆龟蒙有钓鱼、饮茶、作诗的嗜好，他对各种渔具和茶具都有了解，并为之写诗歌咏。
养鱼之法世传有《陶朱公养鱼经》，而于取鱼之法却付诸阙如，实际上捕鱼远在养鱼之前，捕鱼之法和捕鱼之具必定更多。陆龟蒙据自己多年垂钓江湖的经验，做了《渔具十五首并序》及《和添渔具五篇》，对捕鱼之具和捕鱼之术作了全面的叙述。在《渔具十五首》“序”中，介绍了13类共19种渔具和两种渔法。19种渔具中有属于网罟之类的■、罾、■、罩、■；有属于筌之类的筒和车；还有梁、笱、■、■、叉、射、■、神、沪、■、舴艋、■■。这些渔具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制造材料和制造方法，以及不同的用途和用法来划分的。两种渔法即“或以术招之，或药而尽之”。凡此种种，正如他自己所说：“矢鱼之具，莫不穷极其趣。”陆龟蒙的好友皮日休对他的渔具诗十分赞赏，认为“凡有渔已来，术之与器，莫不尽于是也”。在《和添渔具五篇》中，陆龟蒙还以渔庵、钓矶、蓑衣、■笠、背篷等为题，歌咏了与渔人息息相关的五种事物。总的说来是非常全面的。
渔具之外，陆龟蒙还有《和茶具十■》，对茶具作了叙述。唐代的饮茶风气很盛，陆本人就是个茶嗜者，他在顾渚山下开辟了一处茶园，每年都要收取租茶，并区分为各种等级。顾渚山在浙江湖州，是个著名的产茶区。据《郡斋读书志·杂家类》载，茶圣陆羽著有《顾渚山记》2卷，当年陆氏与皎然、朱放等论茶，以顾渚为第一。陆羽和皎然都是当时的茶叶名家，分别著有《茶经》和《茶诀》。陆龟蒙在此开设茶园，深受前辈的影响，他写过《茶书》一篇，是继《茶经》、《茶诀》之后又一本茶叶专著。可惜《茶诀》和《茶书》均已失传。唯有陆羽的《茶经》3卷传世。尽管陆龟蒙的《茶书》已失传，然而他所作的《和茶具十■》却保留了下来，“十■”包括茶坞、茶人、茶笱、茶■、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等10项，有的为《茶经》所不见，可与之对照研究。
作为农学家，陆龟蒙的贡献不仅在于农业器具方面，其他诸如植物保护、动物饲养等方面也多有建树。他对柑桔害虫桔蠹的形态、习性及自然天敌作了仔细的观察，写了《蠹化》一文，尽管他的用意在于借物抒怀，然而此文却是一篇古代关于柑桔害虫生物防治的史料。陆龟蒙观察了凫(野鸭)和■(海鸥)对稻粮的危害，写有《禽暴》一文，提出了网捕和药杀的防治办法。陆龟蒙还强调了田鼠对水稻的危害性，写有《记稻鼠》一文，提到了驱赶和生物防治两种防治办法。在动物资源保护方面，他大声疾呼保护渔业资源，在《南泾渔父》一诗中说：“孜孜戒吾属，天物不可暴。大小参去留，候其孳养报。终朝获渔利，鱼亦未常耗。”竭力反对“药鱼”这种破坏渔业资源的做法，极力提倡“种鱼”，采收鱼卵，远运繁殖，借以保护渔业资源。
陆龟蒙作为一位文学家，其成就主要在诗歌和小品文方面；作为农学家，其影响则主要在农具方面，而农具方面的成就又突出地体现在对江东犁的总结。由于犁在农业中的地位，犁的进化史就是古代农业史，这就决定了陆龟蒙在中国农业史上的地位，以致于研究中国犁的学者，言必称颂陆龟蒙的《耒耜经》。
陆龟蒙生于官僚世家，却终身以农为业，虽以隐士自诩，却怀儒家之志，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每见于笔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和皮日休一样“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更为可贵的是，他虽胸怀天下，饮誉文坛，却能将历来不为文人和士大夫所重视的农具，进行细致的研究总结，甘做小人之事，为中国古代农具发展史留下宝贵的文字记载。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的自传《甫里先生传》和《江湖散人传》，对其生平和个性作了总结。他在《江湖散人传》中写道：“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也许正是因为摆脱了儒家传统礼教的束缚，才使他成为中国农业史上著名的农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