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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表明，地域因素、同学关系、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
在近代中国，无论思想或社会，都呈现出一种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趋势。清季，军人集团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即是这种趋势的显著反映。辛亥革命后，军人地位更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社会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政治力量。1916年袁世凯之死，不仅意味着军事强人独裁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辛亥革命以来所确立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己遭到了公开的背叛。在旧的合法性基础己遭破坏、新的合法性基础未能建立的情况下，袁的继任者不得不依靠武力来维护其统治权威，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的常态。而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而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竞技场。
正文
一、内阁阁员群体的地域分布与年龄结构
军阀一词，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最早始于《新唐书•郭虔璀传》中，其云：“郭虔璀，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迀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此处“军阀”之本意是指“军籍”，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将此词指代掌握军权并借此飞扬跋扈危害社会的实权人物。1918年，陈独秀就曾给军阀下过一定义：军阀是“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但军阀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荣。吴佩孚即认为：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这位“秀才军阀”坦然地道出了军人在政治上的非常规要求，即要“成阀、称尊”，然后“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反映了近代中国军绅政治角色的转换。
袁世凯死后，内阁制随之恢复。但是此时之内阁，只不过是军阀操纵北京政府的一个工具而己。对军阀来讲只要“控制并影响北京政府，就能帮助军阀达成其所愿，才会使他们成为民国政府官僚政治机构中的组成部分。而控制官僚政治的关键便在于内阁，换言之，任命内阁官员是他们的特殊兴趣”。因此“民国内阁之更迭，多凭强藩悍将之主张，而不出于国会”。这导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混乱不堪，政局极度不稳。1916—1928期间，内阁变更了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此外还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了执政权，动荡混乱之局面可见一斑。
军阀对内阁的操纵明显，时人因此讽刺当时之内阁为“妾妇内阁”，谓“两姑之间难为妇，大妇之下难为妾”。将内阁比喻成妾妇，内阁地位之尴尬由此可见。而一则题为《军用内阁》的时评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内阁之窘态：
近数年北京之内阁，姑不论其阁中之人物，其重要各部，要皆带有营混之气息.虽更迭改组之声不绝，然譬之药水，倾来倒去，不脱此数味药料料故内阁之变更在他国为重要之事，在今日北京则所谓内阁者，不过一种军用品，虽千变万化仍在武人股掌之上。总理登台必向曹、张疏通；总理下台又必向曹、张告退。此其登台下台当然不为国人所重视，亦当然不为外人所重视。
军阀当道，内阁式微。内阁既因军阀之拥护成立，“自不能不惟军阀之利害是视，不然朝失其欢心，夕即有解散之虞。”可见民国时期所谓责任内阁，仅是对军阀负责而己，内阁徒存名而实亡。既然内阁为北洋军阀之“军用品”，那么军阀到底喜欢支持什么样的人进入内阁呢？
中国人乡土意识相当浓厚。“家乡在传统中国是个人身份的关键部分……籍贯是某个人姓名、字号以外第一个特征记录，在法律面前需要确认某人身份的首要事实。”所以当我们“遇见了一个生人，问了他的尊姓大名，就要问他是那一省那一县的人，因为我们的脑筋里头觉得‘湖北人"、‘广东人"、‘江苏人"、‘山西人"……这种名词是代表了这几省的特性”。
从表1来看，内阁阁员的地域分布以浙江、广东、直隶最多，江苏、福建、安徽等省次之。表中江、浙、闽、粤、皖、直隶六省内阁人数合计占总数的59.8%，远远超过其他各省人数之和。从区域上来看，以东南沿海（苏、浙、闽、粤）与长江流域（皖、湘、鄂）为多，而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人数较少。人才与地理之关系，早有学者论及。一般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才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一是经济。政治为都会之所在，文化聚集之地，往往四方人才辐辏。其次人才之成长，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隶籍的内阁阁员位居前三甲，实与北京既为前朝京都，又是现朝都会之故。而江、浙一带自宋元以降，便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逐渐成为全国人才的渊薮。闽、粤则是最早和外界接触，开近代留学风气之先之地，为近代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
这样的一个地域分布，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域观念在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中的重要作用。民初教育部人员多来自江浙，曾亲历其事的王云五对此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海军部的现象则更明显，几乎是一省独霸一部。1916—1928年间，海军部共有6人担任总长，其中5人为福建籍，以至时人有“海军部者，易名即福建会馆，盖闽人之私产也”此说显然并不为过，因此当程璧光以粤人而任总长时，“宜不能指挥如意”。
（2）民初的内阁分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十部；民国二年袁世凯修改官制，把农林、工商合为农商部，共为九部。袁死后，临时约法恢复，各部官制也先后恢复，但内阁九部并未更动；此后一直到十六年张作霖成立军政府，才又有所分合，成立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农工、交通九部。本文所指的117名内阁阁员指历任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包括兼代、署理、未就者，重复者只计一次。
（3）下文所用图表数据等来源皆与此表同，不再一一说明。
年龄构成是考察内阁阁员群体自然构成的重要因素。科举时代，对官员的选拔是相当严格的。这不仅表现在科考的录取人数上，也表现在三年一轮的时间间隔上。读书人由生员到举人，由举人而至进士，在读书上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根据张仲礼的研宄，清代士人考上生员、举人、进士的年龄约为24岁、31岁和35岁。依此推算，除了一部分入仕较早的官员外，其他人做到高级官员时，显然己不再年轻。科举废除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官员多从学校出，晋升无须循阶而上，官员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尽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各部总长多为年纪较大的前清旧官僚所得，但也不乏如秘书长胡汉民、外交总长王宠惠、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等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且那些“取实”的次长更年轻，多为同盟会的骨干，平均年龄只有29.78岁，在清代还不到一个生员中举时的年龄.
年轻的官僚群体尽管朝气蓬勃，但也有缺乏经验的弱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一方面没有了革命所创造出机遇，官员晋升亦须循阶而上；另一方面军阀在选择阁员时也更加务实。从整个内阁平均任职年龄来看，约为47.85岁，恰为当政之年。显然没有从政经验的年轻官员己经很难得到军阀的认可，因而获得进入内阁机会的可能性也较小，而那些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前清官僚、绅士则是军阀们青睐的对象。对于军阀来讲，这些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政客声名卓著，处世圆滑，适宜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对于政客而言，军阀则是他们活动的后援。因此“交相勾结，而后交获其利”。
从表2观之，1871—1875、1876—1880与1881—1885是三个较为醒目的年龄组。这三个时期出生的官员1922年时约为37—51岁，显然是为官当政的最佳年龄（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官员）1856—1860年龄组的官员只有6人，亦属可喜之现象，在平均寿命不足50岁的民国，60岁以上任职者显然己不足以应付繁重的行政事务。由此可见，袁之后的北洋政府己经形成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官僚群体。正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蒋介石为了保持政权的平稳过渡亦不得不延纳大量的北洋旧人，其所倚重之处正是其丰富的政治经验。
二、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上）
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在社会学中涵义丰富而复杂，本文仅以内阁成员的社会来源、求学经历、留学国家、专业背景、家庭出身、职业经历、社会关系等为指标，构筑内阁阁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从而对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阐释。
如果我们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阁员群体的社会来源分为学生（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者）、绅士（获得传统功名者）、军人、新士绅（既获得过传统功名，又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者）的话，那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的社会来源如表3所示：
科举制度废除后，在新的官僚选拔机制未能健全的情况下，民国官僚的社会构成亦发生了严重分化。做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绅士也不再是入仕的唯一途径，学生数量的增加则是大势所趋。但绅士与军人的总数却占据了整个内阁成员总数一半以上，亦说明了军阀对这两种人的信任。军人除了在内阁中担任陆军部与海军部的总长外，亦有部分曾担任过国务总理，但军阀们还是倾向于由文职官员来组阁。北京政府尽管有“令不出都门”之说，但是中央政府之名对于各派系军阀都十分重要。在军阀看来，控制了北京，实际上等于取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然而“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
从表4来看，受过传统教育与留学教育的官员是相当受军阀欢迎的，分别占总数的41.88%与35.045%而留学生中又以留学日本者为最，欧美次之，显然这与日本路近省费有相当之关系。受过传统教育者则包括进士12人，举人21人，生员及以上功名者若干。可见科举虽废，但并不意味着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己完全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尊重。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作为科举时代仕进之阶的旧功名仍然具有同等效用。另外，受过军事教育的内阁成员有27人，他们之中多数曾在国外受训，具有专门的军事素养。
就专业来看，除军事学外，受过法学训练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受过其他专业训练的人数。而像文学这样为传统文人所爱好的专业，显然己很难成为在政府谋职的手段。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废除后，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来源途径之一，因此士人纷纷进入学校，“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所选之专业则多为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于是学子们便竞相而入法政学堂。据统计，1907年法政学堂的学生占新学堂学生的44%，次年升至56%1909年则高达63%。即使在民初，“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既然法科有利可图，专门学堂便“注重法政而忽略他科，法政毕业者，每年不知若干人，若工若医则寥寥可数，由是而仕途拥塞，其他之业乃竟无人”重法政而轻文理不仅反映了内阁人员在专业构成上的不平衡性，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读书人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士人浓厚的“入仕”情怀。
家庭是一个人社会生活的起点，在教育资源并非免费的社会里，家庭出身的好坏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今后的人生倾向和职业选择。从表5来看，在117个内阁阁员中，出身官宦家庭者25人，书香门第者22人，商人家庭者10人，军人家庭者5人，传教士家庭者3人，医生家庭者2人，地主家庭者1人，共计要占内阁总人数的5812%良好的家庭出身，使得这些人不仅具备了从小就能接受教育的文化条件，亦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使得他们比那些贫家子弟更有机会享有成本并不便宜的教育资源，尤其是新式教育。
并非所有宦官、书香门第以及商人家庭出身者都家境富裕，亦有因父亲早亡而家道中落者。从这些人的传记资料看，即使是家境贫寒者，几代一贫如洗者也极少，甚至连农民家庭出身者也不多见，多为“家道中落”者。而“家道中落”之原因多与他们少年失父有关。“因为中国长期是一个男权社会，父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父亲早逝会给一个家庭（哪怕是原来的官绅之家）带来几无可阻的地位下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我们统计的13位早年丧父者中，有10人出身宦官、知识分子、地主及商人家庭。为什么这些“家道中落"早年丧父家庭出身的孩子反倒能取得如此的政治地位呢？
谢泳先生在《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中即提出，在中国，当一个家庭由盛而衰，或是发生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死去的事情后，这样的家庭往往在寡居的母亲支持下，拼命培养孩子读书。对这些早年丧父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因为能体会到母亲的艰辛、世态的炎凉，往往更能发愤读书，希望早日出人头地，摆脱窘境。
从职业经历来看，阁员在入阁前曾从事商业或金融业者为12人，担任过大学校长或大学教授者为24人，做过记者、主笔、编辑者7人，从事过律师行业者6人，当过医生者1人。显然这是一个以大学校长或教授为主的专家内阁，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使他们成为军阀眼中最宜入阁的人物。可见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的转变中，以道德化的儒学为要求的“贤人政治”正逐渐被以科学知识为要求的“专家政治”所取代。但是此时的“专家政治”与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政治却相去甚远，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政治应该是科学支配权力，即社会政治问题都是本着科学精神来解决。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专家亦不过是作为军阀权力支配下的工具，成为军阀装点门面的装饰品。
三、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下）
中国向来为伦理社会，以关系为本位，以地缘、血缘、学缘、姻亲等关系为重要纽带的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中，人治色彩相当浓厚，因而以姻亲、师生、僚属、朋友、结拜兄弟、同学、同乡为主要纽带的传统私人关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表6中展示的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清晰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是令人吃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近代社会，婚姻都是官场上官员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顾维钧因受到唐绍仪的赏识，在博士论文还未曾完成之时，便被唐推荐回国任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英文秘书。与唐的三女唐梅结婚后，即开始在外交部工作，不久就升任参事。三十岁不到便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另一个著名的外交家施肇基也是因为年轻之时便被唐看中，“目为佳士，期以远大，遂以其兄之女妻之。施、唐既联姻娅，绍仪益善遇之，先后任英美使馆随员，后以道员指省直隶”。民国建立后，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于是便“引肇基任交通总长”孙宝琦为内阁总理之时，因颜惠庆是其妹夫，遂邀颜出任外交总长，但前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少年持重，深得曹锟信任，曹宁可放弃孙宝琦，也一定坚持要由顾执掌外部，孙宝琦只得改任颜惠庆为农商总长。1924年11月，段祺瑞复出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转年便特任其内弟吴光新为陆军总长，丝毫没有避嫌之意。
友谊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虽然它的政治意义很难确定，但往往具有其他个人关系所不及的更大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友谊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中形成的，作为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不仅十分主观，这中间还会夹杂着其他各种关系。如王宠惠和罗文干就为同事兼朋友关系，1916年北洋政府成立修订法律馆，罗文干在该馆就职，1918年7月在王宠惠手下任副总裁，在修订刑法典过程中，他们两人成为挚友，在此期间罗文干在北京大学任法学教授、法官训练所讲师。1922年9月20日王宠惠负责组阁，使罗文干的前程发生突然的变化，王任命罗在有顾维钧、徐谦等人参加的“好人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同时又兼任盐务督办，币制局长。。陆征样与颜惠庆则是朋友兼同乡的关系，陆征样在回忆录中曾经指称颜惠庆是他一生的“四大密友”之一。1910年，陆征样从海牙回到北京，以清政府出使荷兰大臣的身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谈判两国互设领事的条约。颜作为外务部的代表亦参与此次谈判，并与陆一见如故。两人既是同乡，又都笃信基督，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1912年陆在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立即想到老乡颜惠庆正可倚重。于是陆便向袁世凯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外交次长应为一位谙英文者，并提名颜惠庆。正是由于陆征样的极力推荐，颜惠庆才得顺利留任。1913年春，颜又经陆的推荐，出任中国驻德、意、丹三国公使。1920年8月，靳云鹏二次组阁之时，周自齐出任新内阁的财政总长，陆征样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陆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拒不到任，于是周自齐和陆征样都向靳云鹏推荐颜惠庆，8月11日颜惠庆受命署理外交总长。
结拜兄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为军人与旧官僚所推崇。以段祺瑞与许世英为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派熊希龄组阁，许世英辞去司法总长职，经张锡銮推荐任奉天民政长。这时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在出关前，特邀他至段府，结拜为“盟兄弟”。他们同为安徽人，这次拜盟，对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果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阁搂，随即引许世英掌内务。1924年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转年便任用许世英为国务总理.显然段许的交往中实际还包含有同乡关系，因此即使是结拜兄弟，我们也无法认定其政治关系是出自真正的友谊。结拜兄弟本身亦掺杂了诸多因素，其结拜的目的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情谊，亦有源于利益的驱使。如潘复与靳云鹏的结拜兄弟关系中就掺杂了同乡、姻亲等关系。潘与靳同为山东济宁人，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此外，还有一层更为特殊的关系，昔日靳母因家境困难，曾作过潘复的奶妈，从小抚育过潘复。1914年靳云鹏加封泰武将军衔，督理山东军务，潘复乃登堂拜母，与靳家兄弟结为异姓弟昆之后，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便日趋紧密，1919年11月，靳云鹏受徐世昌之命组织内阁，推举潘复作财政次长，自此潘复便正式步入北京政坛。1920年8月，靳云鹏在其亲家张作霖的推荐下，再度组阁，潘复仍为财政次长，并兼盐务署署长。而当潘复作了国务总理以后，便有了“一个妈妈，奶出两个总理的讹传”。
学缘关系也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重要因素。传统意义上的学缘关系主要有“座主”与“门生”、同年等。科举废除后，这些关系亦失去了再生产的场域，但这一惯习却一直保留着。费行简在《民国十年腐败史》曾谈及此事：“前代文人重科第，因之师生谊笃，近则文官罕有此习，而移之于武人焉。大约科长科员等，非总长之门生、小门生，即次长之门生，非具渊源者，殆不得入门。”近代以来，随着学堂、学校的兴起，学缘关系又衍生为同校之校友、同班、同期之同学以及授业之恩师等。同校相亲，毕业于同一学校的官员之间自然有着学缘上的联系，他们在掌握了军事力量和权力资本后，在选择下属时自然会想到任用与自己同校毕业的官员，所以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同窗之间的友情或者爱情，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珍贵的资本类别在结构上呈现的一种最可靠、最隐秘的形式。”
僚属与上下级亦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这种关系的形成，首先需要的是像陈志让先生所说的一个具有“施恩能力”的领袖，只有施恩能力越大，才能更好地团结部下。显然，军阀更具有这方面的实力。因此，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当政之时，其僚属亦大量充斥于中央政府之中。段祺瑞经常对张国淦说：“中国如能用四人，则中国强矣”，张即问何人？段答曰：“吴光新、靳云鹏、傅良佐、徐树铮。”显然中国官僚对自己的下属总是特别关爱，但却不免言过其实。
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和古代士绅一样，其交往方式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缘关系为经纬。”尽管表中所列之人并不是全靠人际关系而得以进入内阁，但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语
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在访华期间即观察到：‘任何军阀拥有政权之时，北京政府必为其傀儡，受其玩弄。"并用其亲身经历加以说明：余曾一次亲见总统与总理对于某将领大发雷霆，下令讨伐，责其卖国之罪，且悬重金购其头颅。曾几何时，而又收回成命，将同样处分反加诸原来拥有政权之军阀。”这种“军阀政争，上无道揆”的局面，在杜威看来，实为中国当时真正的危机。
数年后，当北伐接近尾声时，同是外人看中国，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HylGeoge）却认为中国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国民党员能忠于他们伟大的先觉者——孙中山——的主义，努力于中国民族独立的恢复和‘Madainim"的革除，纵使他们能得胜利，外国的商人也无须恐慌。”北大教授朱锲即注意到“Mandainim”一词的特殊涵义，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适合中国的一个词，因为“Maidaiim”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字，“官僚政治”不足以代表它，因为这仅限于文职的一方面；军阀政治”也不足以代表它，因为这仅限武职的一方面。Madaiim包括了军阀政治（Miltiiim）和官僚政治（Burauac俩层涵义，含有“以官为家”的中国官吏的特性，以及一切舞弊营私、搜刮民财、位置私人等等官僚的属性。以朱锲对Maidaiim一词的解读来看，劳合。乔治所认为的希望的前提即要革除“军阀政治和官僚政治”亦不无见地。
考察北洋政府的内阁群体，其样本本身并不庞大。但就在这样一个以军人、政客、专家与名流构成的混合体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了一张关系复杂却纹路清晰的社会网络。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多呈现“新瓶装旧酒”的面相。因而在内阁这一新瓶中，装的大多还是前清之旧官僚。在民主制的新外壳下，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具有现代专门知识的专家参与内阁，体现了军阀对于知识的尊重。但军阀政争、权力的私相授受，仍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正是因为如此，北伐不仅迎合了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更以“有道”而伐“无道”跃居正统，也许正是因此劳合。乔治才看到了中国将来的希望。然而1945年去世的劳合。乔治如果在1927年后，继续关注国民党政府政治实际形态的话，那么他当年的希望也许就会变为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