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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此举，无疑就是在开 历史 的倒车，于是很快便遭到了各方的反对，从而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最后也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宣布退位。 从称帝到取消帝制，袁世凯的皇帝梦仅仅维持了短短的83天。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身亡，终年57岁。一代枭雄，就此苍凉落幕，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尽管袁世凯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谜团”与“困惑”也非常地多，比如他去世后，他留下的12个漂亮女儿，她们都嫁给了谁，最后怎么样了呢？ 我们知道，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总计10个老婆。 在这10个老婆中，正室于氏最不受宠爱，在生下长子袁克定之后，袁世凯更是对她碰都不碰，除了挂个“正室”的名号之外，其余一无是处。 袁世凯最宠爱的还是大姨太沈氏和五姨太杨氏，尤其最宠爱大姨太沈氏。 这个沈氏，原本是苏州一位名妓。据说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曾资助袁世凯去猎取功名。 后来袁世凯功成名就之后，便纳她为自己的姨太太。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沈氏还一度以正房妻子的名义，与袁世凯出席各种活动，深受袁世凯的宠爱。 除此之外，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期间，还纳了三个朝鲜女子。 袁世凯的这10个老婆，一共为他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而这17个儿子，又为他生了22个孙子和25个孙女，儿孙达到惊人的79人。 不过，袁世凯的这15个女儿，除去夭折的，只有12个！ 袁世凯的15个女儿中，其中第四女、第八女和第十五女早年夭折，其余12位分别是： 长女袁伯祯、次女袁仲祯、三女袁叔祯（后改名袁静雪）、五女袁季祯、六女袁箓祯、七女袁复祯、九女袁福祯、十女袁思祯、十一女袁奇祯、十二女袁瑞祯、十三女袁仪祯、十四女袁怙祯； 那么，他这12个漂亮的女儿，最后都嫁给谁了呢？ 长女袁伯祯和六女袁箓祯，都是袁世凯的二姨太白氏所生。 白氏是袁世凯在1886年委托朝鲜官员金允植购买的婢女（其余两个朝鲜姨太太也是如此）。 袁伯祯嫁给了清朝两江总督张人骏的第五子张允亮，而袁箓祯嫁给了民国内阁总理孙宝琦之子。 次女袁仲祯和七女袁复祯，都是袁世凯的四姨太闵氏所生；此外，闵氏还生了第四女，不过四女很早便夭折了。 其中次女袁仲祯，嫁给了清朝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薛福成"的儿子；七女袁复祯，嫁给了清朝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子； 三女袁叔祯、早年夭折的八女、十女袁思祯，都是袁世凯的三姨太金氏所生。 其中三女袁叔祯，嫁给了清朝直隶总督杨士骧的侄子杨毓珣。 但这个杨毓珣并不是什么好人，他之所以娶袁世凯的三女袁叔祯为妻，不过是因为他的伯父杨士骧是袁世凯的心腹谋士而已，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感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毓珣便投日附汪；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杨毓珣便就势出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之后又任汪伪山东省省长兼驻济南绥靖主任。 抗战胜利后，杨毓珣被逮捕，1947年病死于狱中。因为杨毓珣的关系，袁叔祯的生活过得极度艰难。 上世纪60年代，袁叔祯还写过一本题为《我的父亲袁世凯》的回忆录，并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一度流传甚广，为研究袁氏及其家族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 而十女袁思祯也跟三姐袁叔祯一样，都嫁错了人，她嫁给了日伪北京宪兵司令邹文凯。 五女袁季祯是袁世凯的五姨太杨氏所生，嫁给清朝礼部尚书陆宝忠之子。 九女袁福祯、十一女袁奇祯、十二女袁瑞祯，都是袁世凯的六姨太叶氏所生。 叶氏原是南京妓女，在结识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后，便成了袁世凯的妾，解放后病逝于宁夏。 关于她的这三个女儿的婚配情况，史料中并未提到。 十三女袁仪祯，是袁世凯的九姨太刘氏所生，在五姐袁季祯死后，她便续嫁给陆宝忠之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父袁世凯去世后，由于大哥袁克定分配财产不均，袁仪祯还将他告上了法庭。 袁克定气急败坏之下，便亲自给袁仪祯写信宣布断绝兄妹关系，但袁仪祯始终未予回复。 十四女袁怙祯，是袁世凯的八姨太郭氏所生，其公公是中华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焜！ 袁怙祯的丈夫是曹焜的大公子‘曹士岳"。 作为民国时期两位大总统袁世凯与曹焜结为儿女亲家，按照当年的择偶标准来看，这门亲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门当户对了。 然而，曹士岳和袁祜贞结婚仅五个月，就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上演家暴好戏，以致闹上法庭，最后以协议离婚草草收场。 离婚后，袁怙祯便去了美国，并与联合国外交官张德禄结婚，育有两子一女 2005年9月，张德禄结婚，袁祜贞在美国病逝，享年90岁。 综上所述，便是我们对袁世凯的12个女儿做的简单概述了，由于其中几位缺乏史料记载，因此未能知道她们后续的故事。 当然了，关于袁世凯和他子女们的故事，在 《袁世凯传》 一书中还写到很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买来看一下。 这部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的一生，从两次乡试名落孙山，到后来创立新军，再到推行清末新政，最后建立民国，其中种种细节，都能在此书中看到。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于1984年12月，起初由原机械工程学院的金属材料教研组、金属材料研究室、分析测试中心组成，之后又相继并入原土木工程学院的建筑材料与制品教研组、原机械工程学院材料加工工程学科组。建学院后，经不断整合充实，综合实力得以持续提升，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经几代人艰苦奋斗、长期积累的结果，因而，说到材料学科的发展历程,就得从20世纪初最早建立的机械工程学院（科）和土木工程学院（科）追述。1951年以前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工艺专修科，以培养中等实业学校机械制造工艺师资为目标，从事专门机械工程教育。根据教学计划要求，在校内先后建立锻工场、金工场、铸造场、木工场，并购办仪器，添聘欧美工学专家为高深工学之训练及研究。1923年，当时的河海工科大学并入原东南大学，使原东大土木工程科实力大为增强，设立了材料实验室。抗日战争前该实验室已拥有一台20吨万能试验机、一台200吨压力机，为当时国内稀有设备。1947年春，原中央大学土木学院与导淮委员会合作，由吴中伟（我国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主持创建了国内第一所专门从事混凝土材料性能研究的试验室，该室在推动我国混凝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2年—1965年1952年，成立金属工学教研组，隶属机械工程学院。当年应国家之人才急需，招收“铸造”专修科，一年后按上级部门指示，学生调整到上海交通大学。1954年，成立铸造工程教研组，隶属机械工程学院，并设置本科“铸造”专业，同年始招生。1955年，设立“建筑成品及零件生产”专业，并组建了该专业教研组，隶属土木学院。该专业为国内首批设立，后因听从原苏联专家意见，并入化工学院“水泥”专业。1956年，根据原高教部意见，恢复在土木学院设立“装配式建筑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制品及构件生产”专业，并开始本科招生。1959年2月，受“大跃进”的“大办工厂，大炼钢铁”影响，奉命成立冶金学院，一学期后又奉命撤消。该学院部分教师并入铸造教研组，故铸造教研组曾一度改名为铸冶教研组。1960年，为适应我国建设需要、与全国同步，“装配式建筑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制品及构件生产”专业改为“混凝土及建筑制品”专业。1962年，开始“铸造”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当年招收2名研究生，由舒光冀教授指导。1965年开始，“混凝土及建筑制品”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工作，由姚琏教授指导。建立专业教研组后，教研组在专业建设、教学计划的制订及实施、教学法研究、教材和实验室建设、青年教师培养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这段时期比较注重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师生下到生产第一线，学生从中获得专业实践，教师从中吸取素材以充实课程教学，使人才培养贴近企业生产实际。1966年—1976年经历“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1年间学校教学科研基本处停顿状态。1972年至1977年，“铸造”专业招收六届“工农兵”学员，除最后一届为两年学制外，其余均为三年学制。1974年至1976年，“建筑材料及制品” 专业招收三届“工农兵”学员，学制均为三年。 “文革”使我国经历了一场浩劫，高等学校作为重灾区，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伤害。尽管如此，1972年招收 “工农兵”学员后，面对学员文化基础存在的严重参差不齐状况，广大教师还是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经教师们的精心培养，不少当年的毕业生，如今已在各种岗位上成为中坚。1977年—1984年1977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建筑材料及制品”专业恢复招生。1978年，恢复“铸造”专业研究生、本科招生。1979年，由金属工学教研组、铸造教研组和其它单位抽调教师组建金属材料教研组，隶属机械工程学院。1980年，设置本科“金属材料”专业，隶属机械工程学院，当年始招生。1981年，设立“铸造”专业博士点，是我国首批建立的博士点之一。舒光冀教授首批获准为博士生导师，为该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因培养研究生和开展科研工作需要，由铸造、金属材料、金属工学三个教研组抽调教师组建金属材料研究室，隶属机械工程学院。同年11月设立“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硕士点，隶属土木工程学院，是我国第一批设立的该专业硕士点。1983年，成立分析测试中心，隶属机械工程学院。“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国形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中央相续出台了若干推动国家科技和高教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社会重树尊师重教之风，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工作热情，使学校各项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资源的改善等诸方面均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这一时期，材料学科在“铸造”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专业领域内，已发展为具有雄厚师资力量，跻身国内一流的学科。舒光冀教授曾任全国高等工业学校教材编委会铸造分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高校铸造专业研究生教学研究年会。1984年12月至今1984年，为适应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促进学科建设，结合学校已具备的教学科研基础，经充分论证，学校批准，于12月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由原隶属于机械工程学院的金属材料教研组、金属材料研究室、分析测试中心组成，负责组织和进行本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原属机械工程学院的本科“金属材料”专业也随之并入（后按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亦称“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主要承担“金属材料”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生、“铸造”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和本学科的科研工作。1989年8月，为构建校级分析测试平台，分析测试中心脱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并入新成立的东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1990年，设立“金属材料”专业硕士点。1992年，根据学校决定，原隶属于土木工程学院的建筑材料与制品教研组并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原隶属土木工程学院的本科“建筑工程材料”专业、“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硕士点也随之并入。1994年，依据金属材料与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发展方向，增设“复合材料”专业硕士点。1997年，为适应学院科研工作需要，于10月成立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所。1998年，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指导和学校统一部署的要求，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统一按“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招生，设金属材料、土木工程材料两个专业培养方向。同年6月，为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构筑材料学科实践教学新体学院，经学校批准，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中心，下设金属材料实验室和建筑材料实验室。2000年，通过申报、评审，于12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含“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和“材料加工工程”三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003年，学校分析测试中心和原机械工程学院材料加工工程学科组并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使学科得到进一步整合提升，同年10月，经批准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科专业增设“电子信息材料”专业培养方向。2004年，增设“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本科专业增设“先进材料制备与应用”专业培养方向。2005年12月，孙伟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3月，根据学科建设需要，经学校决定，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06年6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材料学”学科为江苏省“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学科。2006年8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搬迁至东南大学九龙湖新校区。2006年12月，何德坪教授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第一）。2007年4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重点建设“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室”。7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重点建设“先进金属材料高科技研究实验室”。2011年12月，校友缪昌文院士全职加盟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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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元培光绪二十四年秋回绍兴，兴办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光绪二十六年抵沪，先任南洋公学教员，继任爱国女校校长。光绪二十八年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2、陶行知1916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系主任。1920年组织中华教育促进社，主张教育改造运动。后与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提出生活即教育等理论。3、马君武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精力逐步投入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公学、国立广西大学等学校校长。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4、马相伯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创始人兼首任校长，爱国人士，耶稣会神学博士。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为其弟子。后人辑有《马相伯先生文集》。5、张伯苓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189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鄞县东乡下应村。1912年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1912—1914年任浙江省天台县台州中学教员。1914—1916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16—1921年在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湘雅医科大学）学习，毕业时获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1921—1922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训练班学习。1922—1924年任浙江省绍兴县绍兴福康医院（今绍兴第二医院）内科医师。1924—1926年先后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学院进修。1926—1928年任浙江省绍兴县福康医院内科主任。1928—1931年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后称上海医学院，今上海医科大学）副教授兼主任医师。1931—1943年任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教授，兼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及上海中山医院临床教授。1937年兼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1933—1934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进修，获热带医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1943—1945年任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后改组为重庆中央医院）内科主任医师。1946—1948年任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市立医院内科顾问。1947—1980年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1981年起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名誉顾问。1947—1957年任华东人民医学院（后称上海军医大学，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学系教授兼主任。1957—1988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1963—1984年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名誉顾问。1991年1月21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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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5月1日，清政府被迫向西方列强敞开了南京的大门，金陵关宣布对外开放，标志着南京正式对外开埠。3月30日，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奉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命令，从上海来南京，进行金陵关开关前的筹备工作。4月1日，《修改长江通商章程》开始生效。《章程》再次把南京列为通商口岸，凡有约各国之商船，准在通商各口往来贸易。4月2日，安格联曰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谈5月1日开关征税的有关事宜。刘坤一表示支持南京港开放，并派员予以协助。同年5月1日，金陵关宣布开关(地址在大马路)，金陵关巡江事务所设在公共路(今公共路64号，长江南京航道局大院内，纪念南京口岸开埠一百周年时还在，已是危房，长江南京航道局盖办公大楼时拆除)，南京正式对外开放。不久公布的《南京口理船厅章程》规定：南京港口界限是“下游自草鞋峡江口一直抵浦口为止，上游自大胜关夹江口一直抵浦口为止”。1904年，清廷两江总督周馨进一步明确以惠民河以西，沿长江岸2.5公里，宽0.5公里左右地带，为允许外国商人开设洋行、设立码头货栈之地。南京开埠前，下关只有一座招商局码头供轮船停靠。1900年后，英、美、日、德等国商人纷纷在下关开设洋行，建造码头，从事长江航运，图谋控制进出口贸易。1900年5月，英商怡和洋行在下关设立的第一座外国码头——怡和码头建成。1903年，日商大阪公司码头建成。不久，大阪公司与其他日商合并成立日清商船会社，改称为日清码头。1906年，德商美最时洋行又在下关建成码头。随着下关江岸英、日、德三国码头的建立，外轮在下关港口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当时，在下关江边经常停泊上下客货的中外轮船有25艘，分属8个航运公司，其中除中资招商局所属的4艘轮船外，7个外国公司共有轮船21艘。外轮不仅由南京驶往各通商口岸，也开往非通商口岸。港口名义上由中国政府管辖，实则由外国人控制。英、美、日、德、法等国兵舰任意在港区游弋、驻泊，有时一日之内竟云集各国兵舰十余艘。有些国家的水兵甚至上岸在港区附近驻扎，德国强借仪凤门内狮子山下空地建造水兵军营，围上竹篱，禁止中国人入内。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起，法国天主教开始在大马路西建教堂，其后陆续有各式建筑开始兴建。光绪二十年(1894年)，南京第一家私营工厂——胜昌机器厂在惠民河西岸的大马路口(惠民桥边)开办。民国二年(1913年)2月28日，交通银行在下关龙江(今大马路)设浦口分行，简称浦行，属沪行管辖，为下关第一家近代银行。同年，江苏省警察厅在下关大马路设下关商埠警察署。民国五年(1916年)，法国天主教在下关大马路西面一带的天光、天保、天祥等里弄兴建住宅房屋群。民国七年(1918年)，江苏邮务管理局大楼在下关大马路(今大马路62号)动工兴建，民国十年竣工使用。南京开埠和宁沪铁路通车，促进了下关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至1919年，下关“已有烟户万余家，商户数千户。”此后大马路、二马路(今下关米厂附近)、三马路(今营盘街一带)街市相继形成，成为旅馆、浴室、茶楼、戏院、绸缎庄、成衣店、钟表、钱庄、银楼等商号密集的闹市。据1931年《最新首都指南》载：“首都繁华街市分为城内与下关两部，下关以鲜鱼巷、龙江路、惠民桥、大马路、二马路等处最为热闹。”“凡至三牌楼以南者，皆就下关购买物品”。“夜市常延至11时半。”当时沿大马路一带设店经商，可谓巨贾云集，商铺林立。至30年代，大马路已成为南京城北地区最繁华的街市，时有“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之称。据生活在大马路的老人回忆，那时候，大马路的鞋帽洋货店一有新货，南京城的太太小姐们就会闻讯赶来。那是货多，款式又新，追求时髦的人喜欢来转转。1937年8月至12月初，日军对下关沿江一带多次轮番轰炸，大马路、商埠街、鲜鱼巷等商业繁华地区受到严重破坏。二马路、三马路夷为平地。1941年6月17日《南京新报》刊载的“国都咽喉下关之描述”一文称：“下关遭日军破坏后，化为一片瓦砾之场，损失极大，市面之凋零、冷落异常。”如今大马路仍留有当年“庆华鞋帽洋货炒庄”、“大西洋钟表眼镜公司”等商店被炸后留下的残迹，门头的字迹斑驳，给人以浓郁的历史沧桑感。

著名资产阶革命家.

因为清帝还没退位 孙中山还没有跟袁世凯谈好呢

何健，字云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出生。早年入湖南崇古学堂和湖南公立政法学堂、湖南将校养成所。后相继在南京入伍生队、湖北陆军第三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在湘军任少尉排长。1918年3月北洋军入湘，何健回家乡组织游击队。1919年接受收编，任营长。后所部扩大为骑兵团，任团长。1923年11月升任唐生智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何健升任第二师师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春，第二师扩编为第三十五军，何健升任军长。同年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何健率部回湖南。1928年春，程潜率西征军入湘，何健利用与程潜的同乡关系，与桂系将领叶琪、夏威的同事、姻谊关系，取得程潜和桂系的谅解和保护，他的三十五军没有被编遣，他也保住军长的宝座，还兼任清乡会办。1929年2月27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

要求新总统袁世凯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经查询孙中山为了坚持民主政治,防止袁世凯拥兵自重、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在提出辞职的同时,还附带了三项条件: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一切法律章程。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中华帝国开国皇帝。

对外战争时间战争交战国结果1627年丁卯之役李氏朝鲜朝鲜败，求和，约为兄弟之国1636年丙子之役李氏朝鲜朝鲜败，成为清朝附属国1685年－1686年雅克萨之战沙俄沙俄败，《尼布楚条约》1765年－1770年清缅战争缅甸签订和约1788年－1789年清攻安南阮惠之战安南（阮惠）安南求和1788年－1792年清反击廓尔喀之战廓尔喀（今尼泊尔）中国胜，保卫了西藏领土1840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英国胜，《南京条约》1856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法国（俄美支持）英法胜，俄国渔利，《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75年－1878年清军反击阿古柏收复新疆之战浩罕国（俄英支持）中国胜，收复新疆1883年－1885年中法战争法国中国不战而败，《中法新约》等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日本胜，《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胜，《辛丑条约》1900年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之战沙俄沙俄胜，但未能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清朝1840年至1842年 中英鸦片战争　　1841年5月 三元里人民抗英之战　　1851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 捻军起义　　1852年12月至1853年1月 武汉之战　　1853年3月 江宁之战　　1853年5月至1855年5月 太平军北伐　　1853年5月至1856年4月 太平军西征　　1853年5月至1857年12月 镇江之战　　1853年至1855年 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4年6月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 大成国起义　　1854年10月 湘军攻武汉之战　　1855年1月至2月 湖口之战　　1856年2月至6月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1856年6月至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5月 云南回民起义　　1856年至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 石达开远征　　1858年8月至9月 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11月 三河大捷　　1858年12月至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 黔西南回民起义　　1859年6月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至1865年(清同治四年)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1860年2月至5月 二破江南大营　　1860年5月至6月 楚雄之战　　1860年9月至1861年9月 安庆之战　　1861年6月 二郎场之战　　1862年2月至1864年4月 浙江之战　　1862年5月至1864年7月 天京之战　　1862年5月至1863年10月 陕西回民起义　　1862年至1873年 甘肃回民起义　　1865年5月 高楼寨之战　　1867年1月23日 灞桥之战　　1869年至1871年 金积堡之战　　1869年5月 黄飘之战　　1873年12月 纸桥之战　　1876年(至1878年 收复新疆的战争　　1883至1885年 中法战争　　1883年5月 第二次纸桥之战　　1884年8月 马尾海战　　1884年10月 淡水之战　　1884年冬至1885年春 宣光之战　　1885年2月至3月 镇海之战　　1885年3月 镇南关之战　　1894年至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9月 平壤之战　　1894年9月 黄海海战　　1895年1月至2月 威海之战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至1914年(民国三年)8月 白朗农民起义　　1911年11月至12月 南京之战　　1915年12月至1916军6月 护国战争　　1917年9月至1918年11月 护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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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时期战争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 中英鸦片战争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5月 三元里人民抗英之战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 捻军起义 1852年(清咸丰二年)12月至1853年1月 武汉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3月 江宁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5年5月 太平军北伐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6年4月 太平军西征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7年12月 镇江之战 1853年(清咸丰三年)至1855年 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6月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 大成国起义 1854年(清咸丰四年)10月 湘军攻武汉之战 1855年(清咸丰五年)1月至2月 湖口之战 1856年(清咸丰六年)2月至6月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1856年(清咸丰六年)6月至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5月 云南回民起义 1856年(清咸丰六年)至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清咸丰七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 石达开远征 1858年(清咸丰八年)8月至9月 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清咸丰八年)11月 三河大捷 1858年(清咸丰八年)12月至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 黔西南回民起义 1859年(清咸丰九年)6月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清咸丰九年)至1865年(清同治四年)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1860年(清咸丰十年)2月至5月 二破江南大营 1860年(清咸丰十年)5月至6月 楚雄之战 1860年(清咸丰十年)9月至1861年9月 安庆之战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6月 二郎场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2月至1864年4月 浙江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4年7月 天京之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 陕西回民起义 1862年(清同治元年)至1873年 甘肃回民起义 1865年(清同治四年)5月 高楼寨之战 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灞桥之战 1869年(清同治八年至十年)至1871年 金积堡之战 1869年(清同治八年)5月 黄飘之战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12月 纸桥之战 1876年(清光绪二年)至1878年 收复新疆的战争 1883(清光绪九年)至1885年 中法战争 1883年(清光绪九年)5月 第二次纸桥之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8月 马尾海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10月 淡水之战 1884年(清光绪十年)冬至1885年春 宣光之战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2月至3月 镇海之战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3月 镇南关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至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 平壤之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9月 黄海海战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月至2月 威海之战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至1914年(民国三年)8月 白朗农民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至12月 南京之战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至1916军6月 护国战争 1917年(民国六年)9月至1918年11月 护法战争 条约：一、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 英国二、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10月8日 英国 三、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四、望厦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五、北京条约 1860年9月21日 俄国六、马关条约 1895年4月4月17日 日本七、辛丑条约 1901年9月9月7日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中国屈辱的历史 九月，与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让国人刻骨铭心！ 1842/8/29，《南京条约》签订 1856/9/2，天京变乱，韦昌辉突袭东王府 1926/9/6，英国制造“万县惨案” 1901/9/7，《辛丑条约》签订 1894/9/15，平壤战役，左宝贵牺牲 1894/9/17，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殉国 1931/9/18，“九一八事变” 1898/9/21，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还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的……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没有记载，任何伟大的东西，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但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历史总是不断沉淀的，历史是民族和人类的集体记忆，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 ，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 我们中的不少人似乎选择了沉默。不知道沉默的理由是什么，但愿不是因为麻木，也不是因为健忘，依某些国人的观念，对于过去，尤其是痛苦，就会采取“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轻率态度，这些年来，一些亲痛仇快的现实，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颇有市场。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电脑游戏；把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竟然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等等。如果“集体健忘症”过于严重，人们将容易越来越浅薄、轻浮、狂躁、极端和急功近利。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和对割地赔款之痛了解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不是从沉没中爆发就在沉没中死亡。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曾构思写作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纪实大作，但是每每提笔，“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贾国荣：《冰心的遗憾》）。 “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无耻者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屈辱的旧梦再现，绝不允许重蹈践踏人权、亵渎文明和破坏正义的覆辙。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事关走向世界的新世纪公民培育的大计。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学习历史的意义主要有丰富自我、发展个性、减少失误、加速成长、承担使命、自觉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学术，应当将“真”、“情”、“思”、“行”统—为一个整体，这些都历久弥新地给人们以感染、启示、鞭策和思考。 然而，以往的宠儿如今却失落了，史学危机的话题并非危言耸听，历史教育的延误、式微和堕落的困境令人揪心，我愿与大家一样为之关注、探索和分享。我试图让历史教育不再尴尬，不再窘迫，不再令人藐视，于是从彷徨到呐喊、困惑到醒悟；从疑惑到求索。我力求让历史能够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补品，让学生在成长中通过历史的学习而唤醒自己，认识自己，张扬自己，营造一个有血有肉、情理交融特别是有独立人格的“人”。由此，我有了执着的信念要从四十岁重新开始，克服松懈、安逸或畏难心理，力争做个“有思想”的历史教师，立志要把课上出味道来，教出历史的深沉、宽厚与博大，尽情展现其宽阔、生动和精彩，发掘真善美的内涵……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人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任千古风流人物，无一例外都成为匆匆的世间过客。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人们在现实中感知的只是这一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多少兴亡盛衰，唤起人们对星转斗移、物似人非的感叹，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中，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将会给你一个制高点。历史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客观的历史，一种是记忆中的历史。客观历史早已看不见了，但记忆中的历史还在，我们可以随时摄取，随时揣摩，可以感悟，可以反刍，这对人类现在、未来的发展，未尝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结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历史消失的只是时间，永不消失的却是后人对千秋人事的缅怀。 时光的流逝也许会磨灭人们心头的许多记忆，但充满着“血与火”的往事历历在目，警示人们永远引以为戒。《论语》曾告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希腊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不就是从昔日的经验教训中时刻照看着这后视镜缓缓向前跋涉？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永远不会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以说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可能沉重但旅程必不可少 两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 八国联军 甲午中日战争（二十一条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皇菇屯事件 旅顺大屠杀 伪满洲 七七事变 南京大屠杀 九一八事变 淞沪会战 抗美援朝 越南 抗美援越 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野蛮轰炸 海南撞机事件 东海油气争端 钓鱼岛

中丆华丆民丆国丆南京临时政丆府丆 1912年元旦-4月1日北洋政丆府丆 4月1日--1928 12月29日南京国民政丆府丆 1927～1949年武汉国民政丆府丆 1927年1月1日--7月15日广州国民政丆府丆 1925年7月1日--1927广州军政丆府丆 1917年9月10日--1925年7月1日 伪满洲国 1931--1945中丆共丆苏维埃政丆府丆 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 合法政丆府丆一、南京临时政丆府丆1912.1.1-1912.2.13二、北洋政丆府丆1912-19281、袁世凯1912-19162、皖系（段祺瑞）1916-1920I、黎元洪总统1916-1917II、张勋复辟1917.7.1-1917.7.12III、徐世昌总统与安福国会1917-19203、直系（曹锟，吴佩孚）1920-1924I、黎元洪总统1920-1922II、？III、曹锟总统19244、奉系（张作霖）1924-1928I、段祺瑞临时执政1925-1927II、安国丆军丆政丆府丆1927-1928三、南京国民政丆府丆（1927-1949）非法政丆府丆怎么说呢？有很多政丆府丆名义上都是臣服中央的。以下为部分不臣服中央或另立中央的政丆府丆：一、二次革丆命丆军政丆府丆（孙中山）1913二、伪西丆藏丆地方政丆府丆（几乎贯穿民丆国丆史）三、蒙古自治（1912-1928）四、护国丆军丆政丆府丆（1915-1916）五、广州政丆府丆1、护丆法丆军政丆府丆（1917-1922）2、大元帅府（1922-1924）3、国民政丆府丆（1924-1927）六、东南五省联合政丆府丆（孙传芳）1924-1926七、武汉国民政丆府丆（1927）八、共丆产丆党1、井冈山（1927-1930）无正式名称2、中丆华丆苏维埃共和国（1930-1936）3、波巴人民共和国（藏族）19364、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19365、张国焘另立党中央1935-19366、陕甘宁边区政丆府丆（承认重庆政丆府丆）1936-19467、解丆放丆军丆（无正式名称）1946-1949九、蒙古国（1928-今）十、伪满洲国1、共和政体（溥仪任执政）1932-19342、君主政体（溥仪任皇帝）1934-1945十一、伪东丆突丆丆厥丆斯丆坦丆（1933）十二、新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筹备）1939十三、伪冀东自治政丆府丆（殷汝耕）1935-1938？十四、伪华北维新政丆府丆（王克敏，王揖唐）1937-1940十五、伪南京维新政丆府丆（梁鸿志）1937-1940十六、汪伪政丆府丆（为南京国民政丆府丆）1940-19451、汪精卫1940-19442、陈公博1944-1945十七、伪蒙疆联合自治政丆府丆（德穆楚克栋普鲁）1939-1945十八、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筹备）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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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银行的利率都是略有差异的，存款利息=存款金额*存款时间*存款利率，以2021年中国银行为例，分析如下：1、活期存款：中国银行活期存款的年利率为0.3%，则100万活期存款三年的利息为100万*0.3%*3=9000元。2、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定期存款三年的年利率为2.75%，则定期存款100万，存款期限为三年，则这三年的利息为100万*2.75%*3=82500元。3、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定期存款）：定期存款三年的年利率为1.55%，则定期存款100万，存款期限为三年的利息为100万*1.55%*3=46500元。4、定活两便（定期存款）：按一年以内定期整存整取同档次利率打6折。5、大额存单（定期存款）：中国银行2021年第二期发布大额存单20万起存，存款期限为三年的年利率为3.35%，则存款三年腊纯的利息为100万*3.35%*3=100500元。拓展资料历史发展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正式上书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1912年，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经时任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廷芳提名，出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并且常驻上海，开闷带始借助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力量，着手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建立政府中央银行。1912年1月24日，由孙中山总统下令批准成立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应运而生。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召开股东大会，大会决定由股东会职员组成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事会，负责与正副监督筹订章程，并管理全行事务。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正式开业。1912年－1928年，中国银行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行使当时政府中央银行的职能。1916年，抗拒袁世凯政府停兑轮罩咐令，全力维护中行信用。1916年－1923年，中国银行历近十年之久，全面整理京钞问题。1917年，则例之争——官商争夺中国银行领导权的斗争。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汉口中国银行损失惨重。1928年，中国银行重要转折点——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 。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设立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海外分行。1930年－1937年，兴建外滩中国银行大厦，抗衡上海外资银行。1932年，发起成立中国征信所，开创中国征信事业。1929年－1936年，中国银行开设海外机构，拓展中国外汇业务。1929年－1936年，扩大贷款规模，转变贷款结构，支持国内生产发展。1931年，组建中国保险公司，推动保险业务发展。1932年，平息公债风潮，推动整理公债。1933年－1935年 世界银市剧烈动荡，中国银行力阻白银外流。1932年－1933年，中国银行力主废两改元，积极参与币制改革工作。

夏、商、周[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汉(西汉、东汉)、三国时期(魏、蜀、吴)、晋(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宋(北宋、南宋)、辽、西夏、金、元、明、清。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表明，地域因素、同学关系、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在近代中国，无论思想或社会，都呈现出一种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趋势。清季，军人集团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即是这种趋势的显著反映。辛亥革命后，军人地位更是不断得到提高，成为社会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政治力量。1916年袁世凯之死，不仅意味着军事强人独裁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辛亥革命以来所确立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己遭到了公开的背叛。在旧的合法性基础己遭破坏、新的合法性基础未能建立的情况下，袁的继任者不得不依靠武力来维护其统治权威，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的常态。而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而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竞技场。正文一、内阁阁员群体的地域分布与年龄结构军阀一词，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最早始于《新唐书•郭虔璀传》中，其云：“郭虔璀，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迀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此处“军阀”之本意是指“军籍”，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将此词指代掌握军权并借此飞扬跋扈危害社会的实权人物。1918年，陈独秀就曾给军阀下过一定义：军阀是“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但军阀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荣。吴佩孚即认为：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这位“秀才军阀”坦然地道出了军人在政治上的非常规要求，即要“成阀、称尊”，然后“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反映了近代中国军绅政治角色的转换。袁世凯死后，内阁制随之恢复。但是此时之内阁，只不过是军阀操纵北京政府的一个工具而己。对军阀来讲只要“控制并影响北京政府，就能帮助军阀达成其所愿，才会使他们成为民国政府官僚政治机构中的组成部分。而控制官僚政治的关键便在于内阁，换言之，任命内阁官员是他们的特殊兴趣”。因此“民国内阁之更迭，多凭强藩悍将之主张，而不出于国会”。这导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混乱不堪，政局极度不稳。1916—1928期间，内阁变更了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此外还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了执政权，动荡混乱之局面可见一斑。军阀对内阁的操纵明显，时人因此讽刺当时之内阁为“妾妇内阁”，谓“两姑之间难为妇，大妇之下难为妾”。将内阁比喻成妾妇，内阁地位之尴尬由此可见。而一则题为《军用内阁》的时评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京内阁之窘态：近数年北京之内阁，姑不论其阁中之人物，其重要各部，要皆带有营混之气息.虽更迭改组之声不绝，然譬之药水，倾来倒去，不脱此数味药料料故内阁之变更在他国为重要之事，在今日北京则所谓内阁者，不过一种军用品，虽千变万化仍在武人股掌之上。总理登台必向曹、张疏通；总理下台又必向曹、张告退。此其登台下台当然不为国人所重视，亦当然不为外人所重视。军阀当道，内阁式微。内阁既因军阀之拥护成立，“自不能不惟军阀之利害是视，不然朝失其欢心，夕即有解散之虞。”可见民国时期所谓责任内阁，仅是对军阀负责而己，内阁徒存名而实亡。既然内阁为北洋军阀之“军用品”，那么军阀到底喜欢支持什么样的人进入内阁呢？中国人乡土意识相当浓厚。“家乡在传统中国是个人身份的关键部分……籍贯是某个人姓名、字号以外第一个特征记录，在法律面前需要确认某人身份的首要事实。”所以当我们“遇见了一个生人，问了他的尊姓大名，就要问他是那一省那一县的人，因为我们的脑筋里头觉得‘湖北人"、‘广东人"、‘江苏人"、‘山西人"……这种名词是代表了这几省的特性”。从表1来看，内阁阁员的地域分布以浙江、广东、直隶最多，江苏、福建、安徽等省次之。表中江、浙、闽、粤、皖、直隶六省内阁人数合计占总数的59.8%，远远超过其他各省人数之和。从区域上来看，以东南沿海（苏、浙、闽、粤）与长江流域（皖、湘、鄂）为多，而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人数较少。人才与地理之关系，早有学者论及。一般而言，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才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一是经济。政治为都会之所在，文化聚集之地，往往四方人才辐辏。其次人才之成长，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隶籍的内阁阁员位居前三甲，实与北京既为前朝京都，又是现朝都会之故。而江、浙一带自宋元以降，便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也逐渐成为全国人才的渊薮。闽、粤则是最早和外界接触，开近代留学风气之先之地，为近代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这样的一个地域分布，一方面固然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地域观念在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中的重要作用。民初教育部人员多来自江浙，曾亲历其事的王云五对此解释道：“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但情况之严重，甚至可以由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迫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海军部的现象则更明显，几乎是一省独霸一部。1916—1928年间，海军部共有6人担任总长，其中5人为福建籍，以至时人有“海军部者，易名即福建会馆，盖闽人之私产也”此说显然并不为过，因此当程璧光以粤人而任总长时，“宜不能指挥如意”。（2）民初的内阁分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十部；民国二年袁世凯修改官制，把农林、工商合为农商部，共为九部。袁死后，临时约法恢复，各部官制也先后恢复，但内阁九部并未更动；此后一直到十六年张作霖成立军政府，才又有所分合，成立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农工、交通九部。本文所指的117名内阁阁员指历任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包括兼代、署理、未就者，重复者只计一次。（3）下文所用图表数据等来源皆与此表同，不再一一说明。年龄构成是考察内阁阁员群体自然构成的重要因素。科举时代，对官员的选拔是相当严格的。这不仅表现在科考的录取人数上，也表现在三年一轮的时间间隔上。读书人由生员到举人，由举人而至进士，在读书上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根据张仲礼的研宄，清代士人考上生员、举人、进士的年龄约为24岁、31岁和35岁。依此推算，除了一部分入仕较早的官员外，其他人做到高级官员时，显然己不再年轻。科举废除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官员多从学校出，晋升无须循阶而上，官员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尽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各部总长多为年纪较大的前清旧官僚所得，但也不乏如秘书长胡汉民、外交总长王宠惠、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等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且那些“取实”的次长更年轻，多为同盟会的骨干，平均年龄只有29.78岁，在清代还不到一个生员中举时的年龄.年轻的官僚群体尽管朝气蓬勃，但也有缺乏经验的弱点。1916年袁世凯死后，一方面没有了革命所创造出机遇，官员晋升亦须循阶而上；另一方面军阀在选择阁员时也更加务实。从整个内阁平均任职年龄来看，约为47.85岁，恰为当政之年。显然没有从政经验的年轻官员己经很难得到军阀的认可，因而获得进入内阁机会的可能性也较小，而那些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前清官僚、绅士则是军阀们青睐的对象。对于军阀来讲，这些具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政客声名卓著，处世圆滑，适宜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对于政客而言，军阀则是他们活动的后援。因此“交相勾结，而后交获其利”。从表2观之，1871—1875、1876—1880与1881—1885是三个较为醒目的年龄组。这三个时期出生的官员1922年时约为37—51岁，显然是为官当政的最佳年龄（尤其是中央一级的官员）1856—1860年龄组的官员只有6人，亦属可喜之现象，在平均寿命不足50岁的民国，60岁以上任职者显然己不足以应付繁重的行政事务。由此可见，袁之后的北洋政府己经形成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官僚群体。正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蒋介石为了保持政权的平稳过渡亦不得不延纳大量的北洋旧人，其所倚重之处正是其丰富的政治经验。二、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上）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在社会学中涵义丰富而复杂，本文仅以内阁成员的社会来源、求学经历、留学国家、专业背景、家庭出身、职业经历、社会关系等为指标，构筑内阁阁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从而对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阐释。如果我们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阁员群体的社会来源分为学生（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者）、绅士（获得传统功名者）、军人、新士绅（既获得过传统功名，又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者）的话，那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的社会来源如表3所示：科举制度废除后，在新的官僚选拔机制未能健全的情况下，民国官僚的社会构成亦发生了严重分化。做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绅士也不再是入仕的唯一途径，学生数量的增加则是大势所趋。但绅士与军人的总数却占据了整个内阁成员总数一半以上，亦说明了军阀对这两种人的信任。军人除了在内阁中担任陆军部与海军部的总长外，亦有部分曾担任过国务总理，但军阀们还是倾向于由文职官员来组阁。北京政府尽管有“令不出都门”之说，但是中央政府之名对于各派系军阀都十分重要。在军阀看来，控制了北京，实际上等于取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然而“武力只有经过合法化后通过制度体现出来，才能真正产生政治效力。所以军阀们力求获得正式委任、确认官印和委任状并动辄以‘促进公益"和‘爱国"的名义来美化其行为。简言之，他们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职政府的支持”。从表4来看，受过传统教育与留学教育的官员是相当受军阀欢迎的，分别占总数的41.88%与35.045%而留学生中又以留学日本者为最，欧美次之，显然这与日本路近省费有相当之关系。受过传统教育者则包括进士12人，举人21人，生员及以上功名者若干。可见科举虽废，但并不意味着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己完全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尊重。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作为科举时代仕进之阶的旧功名仍然具有同等效用。另外，受过军事教育的内阁成员有27人，他们之中多数曾在国外受训，具有专门的军事素养。就专业来看，除军事学外，受过法学训练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受过其他专业训练的人数。而像文学这样为传统文人所爱好的专业，显然己很难成为在政府谋职的手段。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废除后，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来源途径之一，因此士人纷纷进入学校，“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所选之专业则多为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于是学子们便竞相而入法政学堂。据统计，1907年法政学堂的学生占新学堂学生的44%，次年升至56%1909年则高达63%。即使在民初，“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既然法科有利可图，专门学堂便“注重法政而忽略他科，法政毕业者，每年不知若干人，若工若医则寥寥可数，由是而仕途拥塞，其他之业乃竟无人”重法政而轻文理不仅反映了内阁人员在专业构成上的不平衡性，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读书人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士人浓厚的“入仕”情怀。家庭是一个人社会生活的起点，在教育资源并非免费的社会里，家庭出身的好坏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今后的人生倾向和职业选择。从表5来看，在117个内阁阁员中，出身官宦家庭者25人，书香门第者22人，商人家庭者10人，军人家庭者5人，传教士家庭者3人，医生家庭者2人，地主家庭者1人，共计要占内阁总人数的5812%良好的家庭出身，使得这些人不仅具备了从小就能接受教育的文化条件，亦具备了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使得他们比那些贫家子弟更有机会享有成本并不便宜的教育资源，尤其是新式教育。并非所有宦官、书香门第以及商人家庭出身者都家境富裕，亦有因父亲早亡而家道中落者。从这些人的传记资料看，即使是家境贫寒者，几代一贫如洗者也极少，甚至连农民家庭出身者也不多见，多为“家道中落”者。而“家道中落”之原因多与他们少年失父有关。“因为中国长期是一个男权社会，父亲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父亲早逝会给一个家庭（哪怕是原来的官绅之家）带来几无可阻的地位下降。”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我们统计的13位早年丧父者中，有10人出身宦官、知识分子、地主及商人家庭。为什么这些“家道中落"早年丧父家庭出身的孩子反倒能取得如此的政治地位呢？谢泳先生在《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中即提出，在中国，当一个家庭由盛而衰，或是发生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死去的事情后，这样的家庭往往在寡居的母亲支持下，拼命培养孩子读书。对这些早年丧父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因为能体会到母亲的艰辛、世态的炎凉，往往更能发愤读书，希望早日出人头地，摆脱窘境。从职业经历来看，阁员在入阁前曾从事商业或金融业者为12人，担任过大学校长或大学教授者为24人，做过记者、主笔、编辑者7人，从事过律师行业者6人，当过医生者1人。显然这是一个以大学校长或教授为主的专家内阁，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使他们成为军阀眼中最宜入阁的人物。可见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的转变中，以道德化的儒学为要求的“贤人政治”正逐渐被以科学知识为要求的“专家政治”所取代。但是此时的“专家政治”与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政治却相去甚远，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政治应该是科学支配权力，即社会政治问题都是本着科学精神来解决。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专家亦不过是作为军阀权力支配下的工具，成为军阀装点门面的装饰品。三、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构成与社会网络（下）中国向来为伦理社会，以关系为本位，以地缘、血缘、学缘、姻亲等关系为重要纽带的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中，人治色彩相当浓厚，因而以姻亲、师生、僚属、朋友、结拜兄弟、同学、同乡为主要纽带的传统私人关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表6中展示的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清晰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是令人吃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近代社会，婚姻都是官场上官员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顾维钧因受到唐绍仪的赏识，在博士论文还未曾完成之时，便被唐推荐回国任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英文秘书。与唐的三女唐梅结婚后，即开始在外交部工作，不久就升任参事。三十岁不到便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另一个著名的外交家施肇基也是因为年轻之时便被唐看中，“目为佳士，期以远大，遂以其兄之女妻之。施、唐既联姻娅，绍仪益善遇之，先后任英美使馆随员，后以道员指省直隶”。民国建立后，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于是便“引肇基任交通总长”孙宝琦为内阁总理之时，因颜惠庆是其妹夫，遂邀颜出任外交总长，但前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少年持重，深得曹锟信任，曹宁可放弃孙宝琦，也一定坚持要由顾执掌外部，孙宝琦只得改任颜惠庆为农商总长。1924年11月，段祺瑞复出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转年便特任其内弟吴光新为陆军总长，丝毫没有避嫌之意。友谊作为传统社会关系的一种，虽然它的政治意义很难确定，但往往具有其他个人关系所不及的更大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友谊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中形成的，作为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不仅十分主观，这中间还会夹杂着其他各种关系。如王宠惠和罗文干就为同事兼朋友关系，1916年北洋政府成立修订法律馆，罗文干在该馆就职，1918年7月在王宠惠手下任副总裁，在修订刑法典过程中，他们两人成为挚友，在此期间罗文干在北京大学任法学教授、法官训练所讲师。1922年9月20日王宠惠负责组阁，使罗文干的前程发生突然的变化，王任命罗在有顾维钧、徐谦等人参加的“好人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同时又兼任盐务督办，币制局长。。陆征样与颜惠庆则是朋友兼同乡的关系，陆征样在回忆录中曾经指称颜惠庆是他一生的“四大密友”之一。1910年，陆征样从海牙回到北京，以清政府出使荷兰大臣的身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谈判两国互设领事的条约。颜作为外务部的代表亦参与此次谈判，并与陆一见如故。两人既是同乡，又都笃信基督，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1912年陆在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立即想到老乡颜惠庆正可倚重。于是陆便向袁世凯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外交次长应为一位谙英文者，并提名颜惠庆。正是由于陆征样的极力推荐，颜惠庆才得顺利留任。1913年春，颜又经陆的推荐，出任中国驻德、意、丹三国公使。1920年8月，靳云鹏二次组阁之时，周自齐出任新内阁的财政总长，陆征样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陆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拒不到任，于是周自齐和陆征样都向靳云鹏推荐颜惠庆，8月11日颜惠庆受命署理外交总长。结拜兄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为军人与旧官僚所推崇。以段祺瑞与许世英为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派熊希龄组阁，许世英辞去司法总长职，经张锡銮推荐任奉天民政长。这时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在出关前，特邀他至段府，结拜为“盟兄弟”。他们同为安徽人，这次拜盟，对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果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阁搂，随即引许世英掌内务。1924年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转年便任用许世英为国务总理.显然段许的交往中实际还包含有同乡关系，因此即使是结拜兄弟，我们也无法认定其政治关系是出自真正的友谊。结拜兄弟本身亦掺杂了诸多因素，其结拜的目的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情谊，亦有源于利益的驱使。如潘复与靳云鹏的结拜兄弟关系中就掺杂了同乡、姻亲等关系。潘与靳同为山东济宁人，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此外，还有一层更为特殊的关系，昔日靳母因家境困难，曾作过潘复的奶妈，从小抚育过潘复。1914年靳云鹏加封泰武将军衔，督理山东军务，潘复乃登堂拜母，与靳家兄弟结为异姓弟昆之后，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便日趋紧密，1919年11月，靳云鹏受徐世昌之命组织内阁，推举潘复作财政次长，自此潘复便正式步入北京政坛。1920年8月，靳云鹏在其亲家张作霖的推荐下，再度组阁，潘复仍为财政次长，并兼盐务署署长。而当潘复作了国务总理以后，便有了“一个妈妈，奶出两个总理的讹传”。学缘关系也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重要因素。传统意义上的学缘关系主要有“座主”与“门生”、同年等。科举废除后，这些关系亦失去了再生产的场域，但这一惯习却一直保留着。费行简在《民国十年腐败史》曾谈及此事：“前代文人重科第，因之师生谊笃，近则文官罕有此习，而移之于武人焉。大约科长科员等，非总长之门生、小门生，即次长之门生，非具渊源者，殆不得入门。”近代以来，随着学堂、学校的兴起，学缘关系又衍生为同校之校友、同班、同期之同学以及授业之恩师等。同校相亲，毕业于同一学校的官员之间自然有着学缘上的联系，他们在掌握了军事力量和权力资本后，在选择下属时自然会想到任用与自己同校毕业的官员，所以正如布尔迪厄所言：“同窗之间的友情或者爱情，正是社会资本这一珍贵的资本类别在结构上呈现的一种最可靠、最隐秘的形式。”僚属与上下级亦是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这种关系的形成，首先需要的是像陈志让先生所说的一个具有“施恩能力”的领袖，只有施恩能力越大，才能更好地团结部下。显然，军阀更具有这方面的实力。因此，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当政之时，其僚属亦大量充斥于中央政府之中。段祺瑞经常对张国淦说：“中国如能用四人，则中国强矣”，张即问何人？段答曰：“吴光新、靳云鹏、傅良佐、徐树铮。”显然中国官僚对自己的下属总是特别关爱，但却不免言过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和古代士绅一样，其交往方式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言，“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缘关系为经纬。”尽管表中所列之人并不是全靠人际关系而得以进入内阁，但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四、结语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在访华期间即观察到：‘任何军阀拥有政权之时，北京政府必为其傀儡，受其玩弄。"并用其亲身经历加以说明：余曾一次亲见总统与总理对于某将领大发雷霆，下令讨伐，责其卖国之罪，且悬重金购其头颅。曾几何时，而又收回成命，将同样处分反加诸原来拥有政权之军阀。”这种“军阀政争，上无道揆”的局面，在杜威看来，实为中国当时真正的危机。数年后，当北伐接近尾声时，同是外人看中国，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HylGeoge）却认为中国将来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国民党员能忠于他们伟大的先觉者——孙中山——的主义，努力于中国民族独立的恢复和‘Madainim"的革除，纵使他们能得胜利，外国的商人也无须恐慌。”北大教授朱锲即注意到“Mandainim”一词的特殊涵义，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适合中国的一个词，因为“Maidaiim”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字，“官僚政治”不足以代表它，因为这仅限于文职的一方面；军阀政治”也不足以代表它，因为这仅限武职的一方面。Madaiim包括了军阀政治（Miltiiim）和官僚政治（Burauac俩层涵义，含有“以官为家”的中国官吏的特性，以及一切舞弊营私、搜刮民财、位置私人等等官僚的属性。以朱锲对Maidaiim一词的解读来看，劳合。乔治所认为的希望的前提即要革除“军阀政治和官僚政治”亦不无见地。考察北洋政府的内阁群体，其样本本身并不庞大。但就在这样一个以军人、政客、专家与名流构成的混合体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了一张关系复杂却纹路清晰的社会网络。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多呈现“新瓶装旧酒”的面相。因而在内阁这一新瓶中，装的大多还是前清之旧官僚。在民主制的新外壳下，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具有现代专门知识的专家参与内阁，体现了军阀对于知识的尊重。但军阀政争、权力的私相授受，仍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正是因为如此，北伐不仅迎合了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更以“有道”而伐“无道”跃居正统，也许正是因此劳合。乔治才看到了中国将来的希望。然而1945年去世的劳合。乔治如果在1927年后，继续关注国民党政府政治实际形态的话，那么他当年的希望也许就会变为失望了。

1911年10月，听闻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离美赴欧进行外交活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与其他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曾一度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职。“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1913年，因“宋教仁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世凯，宣告失败。1914年，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后又发表《二次讨袁宣言》。

1916年 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1843年11月17日，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到任，标志上海正式开埠。当年从广东来了最早的一批英国洋行：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记洋行等，他们发现上海是五口中最靠近丝绸和茶叶产地的一个港口，看好它的发展前景。当时中国主要的供出口的生丝是产于浙江省湖州南浔镇附近的辑里丝，从南浔到上海的内河航运极为便利。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经过协商以后，划给英国商人经商居住的地段是县城以北的黄浦江西岸，从洋泾浜（1916年填没成为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向北到李家庄（今北京东路）的一片荒滩——外滩，不久，沿著江边供纤夫拉纤的泥泞的道路旁，建成了最初的一批洋行建筑，一般为2层外廊式建筑。李家庄以北到苏州河的地块上则建起了英国领事馆。在上海开埠的第一年，除了商人和领事以外，1843年，属於伦敦会的英国传教士也迅速进入上海。

”金陵毒酒案“，又名”南京毒酒案“，此次事件发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该馆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现北京西路1号）。日本自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仍常驻上海，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使馆关闭。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将位于中正街（现白下路）的总领事馆迁至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如此复杂的变化，使得有关“毒酒案”的报道中常将日本总领事馆与大使馆混淆，在此特予厘清。王高科到日本公使馆时是1932年。王1916年生于南京，曾在使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使馆办公室当差。一年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据王回忆，黄多次劝导他，说“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随时向黄报告。王生前亲笔回忆这段工作时有如下描述（原件无标点）： “在这期间，日本人的来信我们收下分发下去，对中国来的信就留下送交私拆检查。记得他们（指军统）在双龙巷住着人，我们发信到双龙巷邮局先把（它们）送去拍照，然后再发挂号信取收条回来。”1934年4月，公使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詹长麟是詹家老二，长相俊朗，身材适中，曾当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赋闲家中。詹先后面见使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据悉，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4条标准：一是不懂日文，以防泄密；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三是忠诚老实，手脚勤快；四是相貌端正。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非铁板难破。例如王高科在去公使馆打工前，曾因教佐藤夫人学中文而学会一些日文，而詹长麟在“国军”当兵的政治背景，似也被日人忽略了。王高科介绍詹进日公使馆显然另有深意，因为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88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由詹文斌转述的父亲生前口述是这样表达的：“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参与进来。他后来回忆说： “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但他和王高科之间并无特务联系，可谓各司其职，互不知底。1936年2月，詹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哥哥也参加了蓝衣社。这段时间，南京发生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但又查无实据，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成立于1932年4月1日的中华复兴社（蒋介石任社长）特务处（总部在南京鸡鹅巷53号），1935年起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谓“大军统”，陈立夫任局长）二处为公开身份，戴笠任处长。1938年，复兴社解散，二处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一处升格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为叙述方便，这里将戴笠为首的特务机构统称为“军统”（戴笠也将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日认作“军统”诞生日）。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南京区副区长。尚与戴笠为黄埔六期校友，军衔也和戴同级，均为少将。根据蒋介石的规定，军统实行军衔制，但以少将为限，所以戴笠直至1946年空难身亡仍是少将（戴笠死后这个规定才被突破），尚振声地位由此可知。他在南京沦陷后由地上转为地下，公开身份是中华路一家批发店老板。尚到任不久，就由军统南京特警科少将主任钱新民（沦陷后任南京区区长，是尚的领导）亲自介绍认识王高科，要王与尚单线联系。王在离开日本公使馆后被安排在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当传令警，月薪18元加5元津贴。南京沦陷前，钱新民率部分人员撤至江北六合县，城内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声领导。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让他开个烟酒杂货铺作掩护，实际身份是军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王将军统特工搜集到的情报，放在香烟里送到江北。王生前曾记录有一次冒死将一台发报机装在盛豆油的木桶里从江北运至南京的惊险经历。抗战期间，军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抗日锄奸”。对汪精卫的多次暗杀行动，以及对与日本勾结拟参与组建伪政府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投靠日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汪伪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傅宗耀、降日帮会首领并任伪浙江省长张啸林等魁首的成功刺杀，均系军统所为。对曾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后升任伪“中委”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丁默邨（曾任“大军统”三处处长）的暗杀虽被侥幸逃脱，后被张爱玲写入小说《色·戒》，近年被拍成电影，影响也很广。1941年11月28日，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申报》曾刊登“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仅当年“格杀日本军人”就达35起，其中17起致死。此次军统南京区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等将于6月9日到访南京。由于是南京沦陷后到访的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时任南京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在总领事馆府内。获邀人员阵容强大，几乎囊括南京日伪所有军政要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鸟本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三浦大佐、泽天海军大佐、三国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行政部长胡艿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实业部长王子惠，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南京市市长高冠武等。宴会拟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等主持。 请柬于1939年6月8日发出，事为詹氏兄弟全部掌握并向上级报告。军统决定利用这次宴会实施毒杀行动，给气焰嚣张的日伪以严厉打击。南京区成立由尚振声任组长的行动小组，钱新民遥控指挥。尚星夜策划安排，商定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络，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和刘益谦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并命令詹长麟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并做好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詹长炳予以配合。参加具体工作的还有潘崇声、王高科等。詹长炳参加相关会议后向弟弟传达了行动任务，詹长麟郑重接受。说起来，国民党特务通过下毒实施暗杀颇有经验。企图联日反蒋的四川军阀刘湘就于1938年1月被军统收买的护士毒杀在医院。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在广州时也险遭军统毒毙。蒋经国在赣南时的秘密夫人章亚若（蒋孝慈、蒋孝严之母）则被中统毒死。但此次下毒地点是在戒备森严的日人巢穴，而且毒杀对象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个人，危险性和艰巨性非同以往。根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及章厚朴1997年接受南京《服务导报》采访时的讲述，军统决定将毒下在酒里。日本人爱喝酒，到中国后尤爱喝绍兴老酒。当时南京中华路119号有一家“老万全酒家”，是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字号酒店，在全国多个城市有分号，名气很大，生意兴隆，日本人常来该店买酒。但日本人对“入口”的东西高度警惕，每次买酒都有警察监视，并当场开坛，将酒灌入酒瓶。日军攻打南京前，章家将酒店关闭，举家外逃。不到两年后，章家回到南京，占地4亩共60多间房子的酒店已满目疮痍，幸好埋在地窖里的100多坛绍兴陈酒未被发现。重新开张后，南京市面萧条，生意大不如前，但日本总领事馆闻讯仍常来采购，军统便选择在该酒店的绍兴老酒中下毒，而酒店老板当然蒙在鼓里。9日下午，毒药由军统资深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声取回并交给詹长炳。詹当晚将毒药带回家中交给弟弟。詹长麟记得药是白色粉末，小小药瓶外有“USA”字样，后来判断是氰化钾。10日下午，领事馆果然着人从“老万全”采购老酒回来。詹长麟后来说： “当天下午四点钟就（把药）倒在一温桶里，就是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摇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10日是星期天。当晚，日军多数头目因故未到，而“维新政府”的政要们却几乎悉数入场。宴会七点开始，总领事堀公一简短致辞，对清水“莅临视察”表示欢迎，又招呼大家举杯为“天皇万岁”干杯。随后便觥筹交错，杯盘声响，现场敬酒频频，热气腾腾。玉食满台，美酒方酣，詹长麟亲手为各桌倒下的毒酒开始生效。只听席间忽有人惊呼：“不好，酒里有毒！”呼喊者随即倒下。宴席上的人几乎都出现中毒症状，或呕吐不止，或倒地不起，有的踉踉跄跄跑到走廊，又跌倒在地。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及领馆会计船山口吐白沫跌落椅下，“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等也已人事不省，现场服务的仆人杂役个个呆若木鸡，领事馆个别还能说话的官员急忙报警呼救。此刻，总领事馆一片慌乱，大批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辆呼啸而至，警笛声尖锐刺耳，日伪较为信任的南京同仁会医院医生紧急施救，翻肠洗胃，全力以赴。当夜，宫下和船山不治身亡，部分汉奸首脑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南京日伪当局惊慌失措，日本朝野也为之震惊，至11日晚日方才于南京和东京分别公布消息，并称逮捕一人。消息传出，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也为投毒英雄担心。事后詹氏兄弟得知只毒死总领馆两个小官（这两人与詹氏每日相处，平时关系还不错），深感遗憾，痛惜毒药所配过少，否则南京“维新政府”恐怕会立即瘫痪。詹文斌告诉笔者，他父亲生前曾分析汉奸一个未死的原因：一是这帮汉奸在日人宴会上较为拘谨，尚未开怀畅饮；二是詹长麟斟完毒酒后，将瓶中残液洒入菜肴，很可能宫下和船山碰巧吃到这些菜，导致深度中毒。詹长麟事后回忆：“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笔者在二史馆和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部（以下简称“南图”）等机构查阅当年报刊，发现对此惊天事件次日均无报道，估计是事情发生在夜晚，加上日伪封锁消息和受制于当时报纸技术等缘故。但6月12日起各地报纸便纷纷在头版或显要版面披露，一些有影响的报纸还跟踪报道，甚至发表评论。报道中，各派报纸立场依稀可察。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虽敌我分明，角度客观，但也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并不报道，其关注重点仍在敌后抗战；发行量最大的上海《申报》则旗帜鲜明，报道最为翔实，惟出于特殊考虑或对某字不屑一提，将“日”一律以“×”代替（在敌占区能有如此作为，令人尊敬）；北方影响较大的汉奸报纸《盛京时报》虽也报道，但对中毒者仍毕恭毕敬。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重庆各报联合版）于6月12日、15日、18日新闻头版连续刊登消息。12日标题为：《敌总领馆宴清水（肩题）/敌伪均中酒毒（主题）/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副题）》。文称：“敌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除敌方军政要员一致赴宴外，并邀伪组织首要梁逆鸿志、温逆宗尧、任逆援道、顾逆澄、高逆冠吾等作陪，共计二十余人。席间，敌伪解筹交错，状甚欢洽，讵料所食黄酒中，为已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15日标题为：《南京中毒案/敌两书记官毙命》，消息补充描述事发当晚情状，称“不料甫散席，与宴者均中毒腹痛，呕吐不止，神志昏迷，陷于垂死状态，惟经医生救治，无甚效果，前下（应为宫下）船山两书记官当场毙命，其余闻亦无生望”。18日的报道标题为《温任诸逆（肩题）/中毒甚深（主题）/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副题）》，文称“温逆宗尧任逆援道诸逆，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敌方大举搜索，伪警并乘机勒索，偶不遂意，即加逮捕，情形紧张，居民惴惴不安”。《申报》从6月13日起一连三天刊发多条新闻报道此事。13日在头版二条位置刊登消息《南京发生（肩题）/大锄奸案（主题）/抗日分子密布四周/×伪首要多人中毒》，同日同版更发表“小评”《南京大锄奸案》。评论云：“这一大锄奸案，一定会引为全国‘人心大快"！……姑不问×奸首脑是否能够苟延残喘，但我们从此事实，就可看到沦陷区内，甚至×奸左右，亲信中间，已经布满‘思汉"的分子，对于甘心为×阀魔犬而残害我民众与危害我民族的，实可说是一个更严重的警告！其实，这班民族叛徒汉奸国贼，早已事实上为私人一时利禄之毒所中，诚如俗彦所谓‘身虽在世，其心已死"。让我们宁看×××……！”文末以13个“×”加惊叹号作结，痛快淋漓，许多意思尽在不言中。14日该报首次援引日本官方消息，题为《南京大锄奸结果/两日领署人员丧生》。消息称：“据日外务省发表公布，谓参与星期日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又据南京来讯，有日领署华人兄弟两人，自该案发生后即失踪，日方现进行搜捕。”15日该报再发消息，题为《南京中毒×伪（肩题）/多无生望（主题）/神志昏迷呕吐不止/宫下船山业已毙命》。《盛京时报》因系汪伪报纸，可获消息便利，因而内容相对准确。该报6月13日的头版标题也不小：《维新政府梁行政院长等（肩题）/在宁日华要人中毒（主题）/当局捕一犯人纠明抗日团阴谋》。文称：“六月十日，于南京总领事馆开来宁中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氏之欢迎会，由梁鸿志（行政院长）、温宗尧（立法院长）、任援道（绥靖部长）、顾澄（教育部长）、胡礽泰（司法行政部长）、高冠吾（南京市长）等维新政府方面要人，及军部关系者二十余名出席，午后八时顷开宴，以老酒干杯后，出席者突呈中毒症状，而大形混乱。当由同仁会病院等急派医师，加以应急治疗，迄今晨已逐次痊愈，无足忧虑。中毒原因，推定系宴会用老酒中加入毒物，乃抗日分子之阴谋。当局当即非常侦察，努力纠明犯行，结果已逮捕有力犯人一名，其首领等，近可逮捕。”该文后还附“独家报道”《梁院长明日出院》，称“记者十一日赴病院访问梁院长，氏以（原文如此）温颜笑貌答谓，有劳贵念，鄙体粗安，决于明日出院”云。文章还采访当值医生，称梁鸿志喝酒最少，所以无恙，其他中毒者则有并发尿毒症之虞。 事发当夜，日本人首先想到“老万全酒家”，立即把老板章桂生及配酒师、账房等抓来严审。排除他们“作案”嫌疑后，又集合领事馆中方雇员，这才发现詹氏兄弟早已不知所终，不禁大怒。日本宪兵一边全城戒严，一边赶至詹家，发现无人，一把火将房子烧掉，随即张贴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告示上书“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其实，对这次投毒行动，军统早已做好各项应对准备。据詹长麟生前回忆，军统高层曾决定让他投毒后也喝上毒酒，舍生取义，与日伪首脑们同归于尽，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不会牵连他人，更不会扯上军统。但詹表示自己还年轻，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希望尽量安全撤离，并说保存下来也是个抗日力量，可以继续杀敌。军统后来同意他不死，而此前南京区已经策划好撤离路线。投毒前一天，尚振声突然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个人做饭，你妻子合适，你赶紧陪她带着孩子过去。”而王妻当时怀有身孕，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显然并不“合适”做饭。但王断定有大事将发生，军统的纪律是不该知道的决不多问，遂坚决服从。第二天上午，他将一只金手镯交给父母，要他们留着今后生活用，便带领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从燕子矶乘船过江。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詹氏家属也在等待过江。原来，10日一早，军统在鱼市街一家菜馆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这顿团圆饭所为何来，只有詹氏兄弟心里有数。饭毕，军统工作人员将詹氏家属全部经燕子矶送往江北的八卦洲隐蔽起来。事后王高科方知，他所预料的“大事”，就是这宗毒酒案。他当时还有点意见，觉得为什么军统不把自己的父母也转移走。王高科到了江北，军统负责与他联系的刘益谦带着毛蓝田在对岸接应。毛也是军统特工。刘对他说，家属交他照应，命令他立即和毛蓝田回到江南燕子矶芭斗山电瓷厂大门对面的大柳树下，等候两个人。刘说：“等什么人，你们见面就知道了。”于是，他和毛带着一个木帆船（连船夫）又渡江回去。10日傍晚，看上去老实巴交内里却很精明强干的詹长麟埋了个伏笔：他预先向管事者说，自己肚子一直疼痛，等宴会准备完毕想去医院看看。当晚一切准备停当，酒宴如期开席，眼看日伪魁首们将杯中酒痛饮下肚，他赶紧向主管告假，说胃痛难忍，必须去医院了。说完，他就推起自行车从后门出去，径直向傅厚岗（国画大师傅抱石家就住在这里）的高云岭骑去，与先已溜出并在那里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这里距领事馆骑车不到10分钟，兄弟俩不敢停留，向东北方向奔去，途中穿过玄武门，还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了个躬，然后在玄武湖连人带车上小渡船，过了湖后继续骑车，不久便到了燕子矶。两人赶到大柳树下时，王高科和毛蓝田已等候多时，王这时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接应老熟人詹氏兄弟。詹长炳说城里那边已乱得一塌糊涂，几人随即上船。上船前，詹长炳还有些舍不得扔掉那两辆自行车，当时自行车是东洋货，还挺稀奇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将车沉入江里，逃命要紧。“现在到那里捞，很可能还能找到那两辆自行车。”詹文斌说。船划出去没多远，就见一艘日本汽艇打着探照灯经过这里。王高科果断让船夫停止划船，并和詹氏兄弟商量，万一日本兵发现，三人就投江（其实三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和毛蓝田都可脱身。好在上天保佑，恰在这时江上飘来一团浓雾，挡住日本兵视线。待汽艇过去，他们终于过江来到江北六合县一个叫“徐家洼”的小集镇。此刻已是次日凌晨。这里是军统一个秘密据点，王、詹两家家属也被转移至此，不久他们便与家人团聚了。南京那边，日伪四处戒严，全城搜查，逮捕近千人，汉奸乘机敲诈。詹氏在南京城里的亲戚几乎全被抓获，其中詹的二姨父、詹妻的姐姐以及詹的岳母等，均被施以灌辣椒水、烙烫等酷刑。王高科作为介绍人，其家属也未能幸免，其舅父因在珠江路一茶馆做跑堂，詹父常去喝茶，熟人间偶有交谈，也被抓捕并遭严刑拷打（王高科生前笔录说是被“打得半死”）。父母将儿子行前留下的金手镯给了伪保长马忠兴，才免吃过多苦头。 詹、王两家在六合，被军统分别辗转安置在乡下孙百万、陈家有、林芝馨等农民家，隐匿下来。这段时间，两家人互不往来，甚至也不知道对方住处。潘崇声负责照应詹氏一家三代人，毛蓝田协助照顾王高科家。其间，为减少百姓吃苦，并确认投毒事件为个人行为，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致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一封亲笔信，由尚振声派人到上海租界发出。信云：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的烧杀抢掠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定为国报仇，为家雪耻……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此信原件现存二史馆）此信目的显然是想迷惑日本人，加上当时国民党报刊对此报道也持低调客观态度，只字不提组织行为，日伪当局一时也弄不清詹氏兄弟背景，信件上的上海邮戳则显示兄弟早已离开南京，因此，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作用。后来有报道据此说詹氏经上海逃至香港，显系错误。也有多篇报道将此事件归为个人行为，与军统无关，也不确。其实，詹、王两家在六合乡下隐藏了近一年时间，王高科长子王正山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因军统与新四军部队屡发冲突，六合秘密据点势将不保，两家人才被转往上海。这两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计11人，事后第一次大团聚，自是千言万语，感慨不尽。大家从仪征过江，至龙潭火车站时兵分两路：一路是潘崇声带领詹氏兄弟两个毒案“元凶”，另一路是王高科带领两家家属，分头赶往上海。分手前，为明确生死责任，潘崇声提议他、詹长炳和王高科“刺血为盟，结为义兄弟”。三人按年龄，潘为大哥，詹为二哥，王为小弟，从此以兄弟相称。结拜完毕，分别启程。到上海，住了月余，军统安少如称情况危急，又将两家合在一起，决定转移，这时詹长麟妻已有身孕。两家人趁夜乘船渡海，颠簸21小时，饱受晕船之苦，到达浙江某海滩（具体地点，王高科称“安东”，詹长麟称“宜阳”，笔者查浙江沿海地图，均无此地名，估计应在温州沿海一带）。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情报科派人在当地接应，给王和詹氏兄弟每人发了100大洋以示慰劳。随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竟从此未再见面，直至抗战胜利后南京重逢。

藕侑 ，细枝软95

1911年10月，听闻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即离美赴欧进行外交活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与其他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曾一度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职。“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1913年，因“宋教仁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世凯，宣告失败。1914年，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后又发表《二次讨袁宣言》。

1916年4月生于奉天（今辽宁省）彰武县。1934年他到北京就读于东北大学预备班，一年后进入河北医学院（保定），1937年南迁就读于国立贵阳医学院医疗系，1940年实习于贵阳中央医院，一年后留任住院医师，4年后任该院内科住院总医师，1945年任南京中央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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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小区地址：秦淮区新街口 查看周边地图。周边直线1KM范围内交通配套资源有（新街口，上海路，上海路·省中医院，大行宫，珠江路，新街口北，新街口东，青石街，新街口·石鼓路，新街口南，长江路·估衣廊，新街口西，王府大街·石鼓路，淮海路东，羊皮巷）等。直线2KM范围内教育资源有10个（语盟教育，美言教育，恒健教育集团，英国优越留学，南京昂立教育培训中心，山木培训(新街口分校)，高顿教育(新街口校区)，南京开锐教育机构，SIA国际艺术教育(南京分公司)，斯芬克国际教育(秦淮区校区)）等。周边2KM医疗资源有9个，其中鼓楼区华侨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华大厦西)距离小区405米，南京市白下中医院距离小区725米，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距离小区799米，南京市玄武医院距离小区872米，江苏省中医院距离小区1055米，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距离小区1126米，南京鼓楼医院距离小区1653米，江苏省人民医院距离小区1887米，南京市中心医院距离小区1916米，为医疗需求提供保障。新街口周边商业配套有：（南京新百-A座，南京新百-B座，海澜之家(南京新百A座店)，阿玛尼官方专卖店(南京德基店)，屈臣氏(东方福来德店)，新街口地区，屈臣氏(德基广场店)，乔丹(东方福来德店)，东方福来德，无印良品(东方福来德店)）等。点击查看更多：新街口小区详细信息

可以，我家常做，第二次做的时候再加点料和水就可以了

低温(一般冷藏的温度)密封保存得当，可以保存48个小时。茶叶蛋主要功效：茶：茶中含有咖啡因，可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含有单宁酸，能有效地预防中风；所含氟化物，能够预防牙齿疾病；红茶能有效防治皮肤癌，是美容养颜佳品；绿茶所富含的茶多酚，更是人们所熟悉的优秀抗氧化剂，可防癌抗癌、抗衰老、消炎杀菌等。适度饮茶有益身心。鸡蛋：鸡蛋的好处无须多言，蒸、煮、煎、炸，吃法多样，其中含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等，每天1～2个，人体可以充分吸收它的营养。扩展资料：常吃茶叶蛋的危害：1、茶叶蛋妨碍消化吸收茶叶蛋本身的两种成分都是上好的营养食品。茶叶中含有咖啡因，可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含有单宁酸，能有效地预防中风所含氟化物，能够预防牙齿疾病;红茶能有效防治皮肤癌，是美容养颜佳品;绿茶所富含的茶多酚，更是优秀的抗氧化剂，可防癌抗癌、抗衰老、消炎杀菌等。2、引起多种疾病茶叶蛋经长时间煮，滚水和蒸锅水会产生多种有害重金属，并产生一种亚硝酸盐，含致癌物质，会引起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和造血系统疾病。茶叶中除了生物碱外，还有酸性物质，与鸡蛋中的铁元素结合，对胃、肠、胰、肾等都有很大的刺激性。3、茶叶蛋可致贫血长时间煮的茶叶蛋，蛋黄呈灰绿色，这是蛋黄中的亚铁离子与蛋白中的硫离子形成难溶的硫化亚铁造成，这种硫化亚铁不会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如果小孩经常吃会出现铁的吸收不良，导致缺铁性贫血。4、致癌煮茶叶蛋的时候都会长时间的煮沸，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多种有害重金属，同时还会产生一种叫做亚硝酸盐的物质，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致癌物质。长期摄入的话，不仅会引起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等方面等疾病，同时还有可能会诱发癌症。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养生警惕:八种食物切勿隔夜吃 茶叶蛋不熟不能吃百度百科-茶叶蛋人民网-茶叶蛋千万不能多吃 茶叶蛋危害盘点

不是放每一种茶叶都可以的，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口感。最好放一些味道比较清新的茶叶，这样才能够让茶叶蛋更好吃。

不好

每100克茶叶蛋的热量为128大卡。茶叶蛋是传统饮食之一，可以做餐点，闲暇时又可当零食，实用和情趣兼而有之。茶：茶中含有咖啡因，可提神醒脑，消除疲劳含有单宁酸，能有效地预防中风所含氟化物，能够预防牙齿疾病；红茶能有效防治皮肤癌，是美容养颜佳品；绿茶所富含的茶多酚，更是人们所熟悉的优秀抗氧化剂，可防癌抗癌、抗衰老、消炎杀菌等。适度饮茶有益身心。鸡蛋：鸡蛋的好处无须多言，蒸、煮、煎、炸，吃法多样，其中含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等，每天1～2个，人体可以充分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茶叶中含有生物酸碱成分，在烧煮时会渗透到鸡蛋里，与鸡蛋中的铁元素结合；这种结合体，对胃有很强的刺激性，久而久之，会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茶叶蛋不是健康的吃法。扩展资料：鸡蛋的健康吃法：1、一天吃一个鸡蛋有益健康众所周知，鸡蛋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品，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和矿物质，是人体的营养来源。蛋黄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每100g达1510mg，是其他肉类食品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因此，有些人认为食用鸡蛋可使血脂升高，是导致冠心病的祸根，因而对蛋的食用价值产生了疑惑甚至恐惧。吃鸡蛋是否会升高血脂水平，这主要取决于吃的量。过量吃鸡蛋可能是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适量摄入，不仅不会促进动脉硬化和冠心病，相反对人体健康有益。2、煮鸡蛋八分钟最营养煮鸡蛋时间短了，蛋黄没有凝固，恐怕吃了不卫生;时间长了，鸡蛋煮“老”了，口感又不太好。很多人可能都有个困惑，鸡蛋煮多长时间最合适?卫生部北京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李长平自己的经验是，鸡蛋煮8分钟刚刚好。鸡蛋的大小也会影响到煮熟时间，如果是较小一点的柴鸡蛋，可能煮六七分钟就够了，可以自己做做煮蛋试验，找到最佳时间。此外，煮蛋时要注意，水一定要完全没过鸡蛋，这样才能将鸡蛋充分煮熟。3、鸡蛋蛋黄刚熟营养最好有些人早餐只吃个鸡蛋、喝杯牛奶，这样鸡蛋中的蛋白质会流失，如果能同时吃一点面包或馒头，就可以使鸡蛋中的蛋白质被留住，最大限度地被人体吸收。鸡蛋最好蒸着或煮着吃，蒸鸡蛋羹、荷包蛋、带皮煮鸡蛋都是很好的吃法，炒鸡蛋也行，但最好不要吃煎鸡蛋，因为鸡蛋煎黄或煎糊都会使蛋白质变性。参考资料：人民网-茶叶蛋的危害分析 怎样吃鸡蛋更健康人民网-常吃茶叶蛋危害大 吃茶叶蛋的4种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