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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云 -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自无常冥使吧）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振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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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谒顾况露峥嵘
先祖入长安初谒顾况之故事，展示出其少年时代已文采非凡。此次再版家谱，主编白剑委我改写成文。而我宗族人才济济，颇具才华及盛名者比比皆是，唯我学疏识浅，无名无望。本无资承受，奈剑用心良苦，耗巨资、舍己财、费时日、沥心血，无私奉献，凡知者无不为之感动!况再版家谱乃我氏族大业，凡先祖后裔人人有责。故不自量，“班门弄斧”，误或不当，力所难免，敬请匡正。 �
唐贞元三年春，先祖白文公是年十六岁，携诗卷，离符离，谒顾况，达长安。�
长安乃京都之地，宫殿巍峨，亭阁壮观，人才荟萃，商贾云集，繁华似锦，热闹非凡。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潮似海，南来北往，接踵毗肩。店铺、坊市，鳞次栉比，小商小贩，沿街叫卖。百样货物，应有俱全，琳琅满目，五光十色。酒肆、茶楼，歌舞声喧。游艺、杂技、地摊表演，……加之正值春暖花开，更平添了景色，诱人驻足流连忘返。然而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急匆匆穿小巷，跨大街，绕宫楼，越府院，来到一所官邸门前，向内递过了拜帖……�
片刻，一位举止洒脱，目光深邃，眉宇间流露出一种既亲切又高傲的神色的年逾半百的老人，自内院出迎而来，此乃顾况也。�
顾况乃朝廷著作郎、大诗人，颇负盛名，造访者甚多，非显贵，即名流，门前鞍马不断，习以为然。见我先祖孑然一身，年未弱冠，顿生鄙薄之感。然未露于外，疑疑惑惑迎入客厅，方问曰：“足下府第?……。”�
“晚生姓白名居易，特从符离家乡来冒昧拜请赐教。”先祖彬彬有礼地答，并恭敬地呈上携带的诗卷。�
顾况接过，盯了眼封页上书写的姓名“白居易”三个字，误为妄称，嗤之揶揄地说：“长安米贵，居大弗易!”�
顾况的揶揄，似冷水迎面泼来，他原期望取得顾况的理解和帮助，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岂料初谋面就被奚落了一番，沮丧地垂首沉思起来……�
他正在沉思，忽听“啪”地一声，抬头望去，但见顾况兴奋不已地迭声连喊：“妙绝!妙绝!”�
原来，顾况被诗卷中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的意境所折服而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其诗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 这虽是一首小诗，但是诗如画，情景交融，含意深刻，耐人寻味。既道出了在荒原上与友人别离的凄伤，又给人以美的享受。读之仿佛被带入了在明媚阳光下闪动着绿波的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使人心旷神怡。特别是前两句寓草于人，更发人深思。你看那荒原的野草虽然一年一度地被野火肆虐燃烧，但不屈服，当春风吹来却仍旺盛地生成起来。这不正是人们所需要的精神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面前这个文弱的少年竟能写出如此盖世无双的诗句，仿佛看到诗坛上升起了一颗璀灿的新星，岂不欢欣!而我先祖还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迷惑不解。正在暗忖，顾况乐呵呵地对他改口道：
“似足下才华，居弗难矣!”接着又抱歉似地说：“前乃戏言，勿怪。” 直到这时，我先祖心中疑虑方消，两人亲切地交谈起来。他解释般地告诉顾况，他弟兄两人，弟名行简，两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定的。意在要求他们长大后，“居”和“行”都要简易，不能奢侈浮华。不奢则敛欲，寡欲抑生贪，不奢、不贪方能做个正直清白之人。�
顾况听了愈加钦佩，至暮方才依依惜别。自此，先祖的诗很快在京城被竞相传诵，名声也随之传扬开来。象一棵破土而出的幼苗，崭露了头角。（白建堂）�
钟情香山寺
唐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白公杭州刺史任满，授太子右庶子，他自求分司东都洛阳。这一年，他在履道里买杨凭宅为家，打定主意，在洛阳度过余生。此后，又做了一年多的苏州刺史、两年的京官，仍要求回洛阳。于是，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又任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等，白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洛阳。常住洛阳后，他爱上了香山寺。他认为：“洛都四郊，水山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他又和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他经常乘一小船，从建春门出发，沿伊水逆流而上，驶龙门，入香山。诗人坐在后舱，或低吟，或长啸，吸引来两岸行人好奇的目光。《香山寺二绝》就是在这小船上创作出来的。其一写道：“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架，半移生计入香山。”白公钟爱香山寺，却对眼下香山寺衰微破败的景况看不下去了：寺前、寺中楼亭、殿堂、佛龛，因年久失修，风雨侵蚀，有的倒塌了，有的开了“开窗”。慕香山寺之名前来观游的人们见此情景十分婉惜，前来烧香进贡的佛家弟子，目睹佛像、僧人的景遇，内心深感耻辱。白公想游人所想，急僧人和佛弟子所急，决计要修复香山寺。但一时苦于没有资金，而不能动工。�
大和五年(公元八三一年)，白公的挚友和诗友元稹在武昌任所得了急病，弥留之际，他命家人托白公为其撰写墓志。元稹死后，他的家人来到洛阳，跪倒在白公面前，讲述了元稹临终之言，并呈送上价值六、七十万的马绫、帛泊、银鞍、玉带等。老友中年早逝，白公睹物思人，悲痛万分，一口答应“文不当辞”，尽快写好，但“贽不当纳”，润笔费是决不能收的。推辞再三，元家坚持留下钱物。白公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后，想到把笔钱物布施给香山寺，作为修缮之用，倒也对得起老友，也可以说是自己和老友的共同心愿。�
有了这笔资金，再加上佛家弟子的捐赠，香山寺的修复工程于大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五月初开工。白公请悲智僧清闲为修复工程的主持，并派河南府官员来协助，经三个月的紧张施工，修复了以下工程“寺前亭一所、连廊六间、佛龛大屋十一间、南宾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间。这些建筑，所毁坏之处都得以恢复，并且粉饰、彩绘一新。修复后的香山寺，再现了“关塞之气色、龙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楼之风月”，使观游者又见到了香山寺往日的风采，使佛弟子们洗刷去了往日的耻辱感。香山修复完毕，八月一日，白公欣然命笔，写下了《修香山寺》一文。八年后，开成五年九月，年近七旬的白公不顾身患风疾，又促成香山寺建成经藏堂，为佛教经典在香山寺保存，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十一月，又把他
在洛阳的八百首诗作结集《洛下游赏宴集》十卷，藏于香山寺经藏堂。
洛 滨 修 禊
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三月三日，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在波光粼粼的洛水之上，一艘富丽堂皇的官船，正在逆水而上，缓缓行进。�
古时以来，形成一种民俗，即在阴历三月上已日(魏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这就叫做“修禊”。今日船上坐的，就是河南府尹李珏(字待价)为修禊请来的十四位客人。他们是：东都留守、中书令裴度、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刘禹锡、肖籍、李仍叔、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府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司封员外郎张可绩、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谙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栓校礼部中外郎杨鲁士和四门博士谈弘漠(白居易的女婿)。此外，还有李府尹招来的一班花枝招展的歌伎舞女。�
这在清晨，李府尹和少尹李道枢一大早就来到斗亭，迎接前来修禊的客人们。白居易在谈弘漠的陪同下来的最早，因为他是这次修禊活动的倡导者。他先是赠诗河南府尹李珏，诗中写道：“春色有时尽，公门终日忙。两衙但不阙，一醉亦何妨?芳树花团雪，衰公鬓扑霜。知君倚年少，未苦惜春光。”诗意很明确，就是劝李珏不要以为自己年轻一些，就不知爱惜春光，希望他带带头闹闹春游。白居易考虑的很周到，他想：光是鼓动起了李府尹，但他毕竟年轻一些，在这个达官贵人众多的东都，能否请来多一些的同游者。于是，他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裴令公。只要他应邀前来，必有众人响应。因此，在与裴度一起饮酒时，即席写了一首《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时泰岁丰无事日，功成名遂自由身。前头更有忘忧日，向上应无快活人。自去年来多事故，从今日去少交亲。宜须数数谋欢会，好作开成第二春。”
裴度虽是屡建功勋于朝庭，但在宦官当道、“党争”的不断的年代，他也免不了被排挤外住；再加年事已高，因而他与白居易有着同样的志趣——得乐且乐，得游且游——他欣然前来参加洛滨修禊。�
这艘船上载着达官贵人和舞女歌伎，从斗亭出发，沿途到杨子渡靠岸，热闹一番，又到魏王堤上堤，最后，这些人又在天津桥上尽兴游赏洛水两岸的春光。他们又是歌——唱的是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头两首歌词是：“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陶令门前四五树，亚夫营里百千条，何似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又是舞——跳的是歌颂人和岁稔舞蹈，一时间红腰舞急，素袖漫飞，金钿闪耀，簪组交映。裴度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一边饮酒，一边作诗。裴令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继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举酒挥毫，各奉和十二韵。�
这一天来洛水两岸修禊的很多，但是人们都被这艘官船上的情景所吸引了，望着这如画的场面，若仙的气象，两岸排成了两堵观众的人墙。�
这一天，他们尽兴玩乐，直到天黑夜晚，月儿高高挂在五凤楼(在今周公庙、洛阳日报社之间)西边的夜空上。�
最后，我们还是看看白居易是如何描绘这次修禊活动情景的吧：�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睛有絮，沙路润无泥。禊事修初毕，游人到欲齐。�
金钿耀桃李，丝管该凫莺。转岸迥船尾，临流簇马蹄。闹于杨子渡，踏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
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凄。舞急红腰凝，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
开凿八节滩
白公年轻时就立下兼济之志，虽然一生坎坷，兼济之志屡屡受挫，但是直到晚年，他的兼济之志并未泯灭。就在他七十四岁高龄那年，仍然亲自主持完成了开凿龙门八节滩这一壮举。�
晚年的白公经常住在龙门香山寺。初冬一天夜里，天空飘着大雪，诗人觉得周身寒冷，便拥着火炉睡觉了。忽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阵阵啼饥号寒的声音，声音久久不能停息，白公也久久不能安眠。后来，连续几夜如此，他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这天夜里，他在家仆的搀扶下，冒着风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西南方向走去，终于在伊河的八节滩，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八节滩七拐八弯，象一条巨蟒盘踞河面。滩上怪石嶙峋，险象环生；河中急流，忽儿似脱缰野马，奔腾直下，忽儿又如乌龙绞柱，回旋翻滚。这时，一支船队正顺流急驶而来。快到滩头时，船上的艄工纷纷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用尽全力拖住船身，减缓船速，一步一步，艰难地把船护送过滩。就在最后一只船将要过滩时，只听得一位年老体弱的舵手一声惊叫，船撞到了峭石上，船身碎了，老舵手被摔成重伤。夜幕中，顿时响起呼天唤地哭叫声……白公回到香山寺住处后，脑海里总在翻腾着八节滩上那令人悲伤的情景。这一夜，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想到：八节滩必须开凿，再不能让它吞噬船工们的生命了!可是，谁能来主持这项艰巨的工程呢?谁能出这个资呢?经过苦苦冥想，他拿定了主意，下了决心。天不亮，他就敲开了香山寺主持僧的房门，又一连几天在洛阳城内的富绅们面前游说，反复向他讲述八节滩是吃人滩，开凿八节滩，胜造九级浮屠?他的精神感动了香山寺主持和众多僧人，以及一些富绅。于是，香山寺里摆出了几个功德箱，善男信女纷纷投入银两，一些富绅纷纷捐款。两年过去了，开凿八节滩的资金基本筹积齐备。
白公和大家决定利用冬季伊河水量较小时开山控河。伊河流域的船工们、龙门一带的老百姓的石工，听说白大人有此壮举，纷纷自带工具前来，在八节滩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白居易三天两头亲自来八节滩察看。经过一个冬天的施工，八节滩内的九峭石被凿掉了，伊河河被疏浚了。�
就在八节滩正式通船的那一天，白公两首《开龙门八节滩》的律诗，刻在河边的一堆巨石上。其中一首写道：“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律。夜舟过此无倾覆，钥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存，暗施慈悲与后人。”�
两年后，即会昌六年八月，白公在重病之后于世长辞，时年七十五年。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松柏长青的香山琵琶峰上。在他入葬那天，远近的船民和老百姓都赶来送葬。从此以后，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经常来到他的墓前洒酒祭奠。因此，白公墓前的泥土总是芳香而湿润。
修建白公陵
“龙门西山楚王岭，楚王岭上楚王星。楚王星，亮晶晶，晚上看着眼睛明。爷爷用它照夜路，爹爹用它照前程。我对楚王常祈祷，保佑子孙永昌盛。”这是我蒙童时爷爷教我学说话的儿歌，如今我孙儿也会唱。
儿歌中所说的“楚王”便是白氏受姓始祖白公胜。何为“受姓始祖”？即白公胜为中国第一个姓白的人，因此说普天下白氏都是他的子孙。白公胜即为“楚王”，又是怎么葬在龙门西山的呢？
据《史记》记载：白公胜是楚太子建之子，其父公元前520年受浼在郑遇害身亡，白公胜四岁失恬由伍子胥携带飘泊吴地，三十七岁归楚，任巢大夫，受封白邑（今河南息县），故以邑为氏。令尹子西辅国异权，民愤极大，白公遣部将杀子西，劫惠王，踞郢都，遂立为楚王。因白公心胸良善没有采纳必要的“焚库”、“弑王”的建议，后被叶子高击败，殁于荆山，部将石乞将其安葬。白公五子白乙、白丙、白巳、白降（音hong）奔秦为将，幼子白张匿楚失传，白公墓因此而乏祀。
唐大和五年（公元831年），白居易任河南尹。河南尹即河南府最高行政长官，所得供俸由刑部侍郎的一百户耀升为三百户都没能使他惊喜。使他惊喜不置的则是好友武昌节度使元稹正月初三遣快役送达的函翰。言将士在荆山人迹罕至的深谷中寻见了公孙胜墓穴，遗骸，楚简，及当年公孙胜使用的佩剑，虽逾千年，剑铭清晰可辨。白居易读罢信翰泪如雨下，慨然长叹曰：诚天助我也……。他借正月二十，六十华诞宴庆之时，对远亲近族说：“我白氏宗族因得始祖胜公荫灵庇护，族昌业大，人丁兴旺，我寻祖茔二十多年不见，负疚有年。今悉始祖孤眠江汉僻壤，逢今日合会，似旱田得雨，望族亲共议，将公骸迁来东都，宜子孙春秋祭祠，聊以慰生。”
白氏众亲交口称誉立拥不替，寿筵甫毕，隆冬酷寒，白居易不忌讳日立遣时任邠宁节度副使的堂弟敏中、嗣子景受代表自己踏雪南下至荆山。
白居易在洛择选墓地，造墓碑，搭祭堂，废寝忘食，事必躬亲。他对第一次做的石碑很不满意，认为碑小不能与白公身份相匹，故将其弃置履道里故宅，又拿出自己一年的俸禄做一巨碑，该碑通高6米，宽1.65米，厚0.55米，碑首八龙饰，尽显帝王之尊。捧骸北归时时迟，焚香祈祷寄哀思。
堂弟敏中一行捧祖骸归洛之日，白居易率族人赶至城外跪接灵骨，众族亲簇拥着暂按放在香山寺设置的灵堂的神位上，先由白居易跪读告祀先祖公胜文，文曰：“岁在大和辛亥之春，三十八代裔孙河南尹白居易携白氏上下族亲斋戒沐浴叩首跪接我先祖讳公胜之灵骸归。每念先祖，乃搅肺肠，深夜难寐，凄怆无垠。先祖不畏人虐，不畏矛戟，弃小义雪大耻，匡时讨理，祖命多蹇，无天可告，无地可依，兵败荆山饮恨而缢，罗星走日，时过人非。其适居易孙六十花甲迁祖公墓于东都佳地，谨以请酌嘉蔬之奠，召先祖德行延于后嗣，冬得时雪春得时雨，择仲春五月初五，再呈昊天之吊礼，窆先公骸骨于龙门西山南麓，权当先祖梓里。”言以心诚焚黄制以献，叩头再拜，伏惟尚飨。
念毕，白居易亲手执佛长跽，又由香山寺主持鉴空，禅宗南岳门下二世法嗣佛光如满大和尚率众弟子念九天九夜超渡亡灵经。共与道场参加超渡亡灵者还有：泗州开元寺主持，庐山东林寺主持，苏州福先寺主持、南院寺主持、重玄寺主持，东都大律大德长圣寺主持各随寺僧云集香山。八主持供奉道场重于一时，山上山下经幡幢幢，人山人海。灵殿内由香火烛千点，僧跪满地。白公胜灵骸由香山寺移至西山向阳地，择恩公伍子胥被夫差投河的悲天哀地端午日，按唐《祭典》更是隆重无比，来参拜吊唁者穷城几尽，墓前的伊河中龙舟条条经塞河道。
白居易跪在白公墓碑下，哀泪盈襟的读了祭文，凡见者无不为之恸容。秦宫烟灭，楚阙无存，龙门青山上依旧矗立着白居易为先祖白公胜携刻的巨大墓碑，留溢着幽哀的神情，吸引着海内外前来凭吊的白氏裔孙。
洛阳民间传说
白 剑
白居易晚年在东都洛阳度过了十八个春秋，卒后葬于龙门东山琵琶峰上。后裔繁衍，世居洛阳。白氏后裔以先祖功德为荣，流传许多传说故事，神奇迷离、生动感人，充分反映了白氏后裔对先人的无限崇敬和爱戴。�
一、神鹿引路
元朝末年，洪武兵伐中原，元顺帝失位，洛阳大乱。白氏族人百余人，各奔他乡避乱，大多外逃未归。白居易32代孙白介、白超兄弟二人，为避兵乱，西逃宜邑，居宜阳城北门里。洪武定位十四年，介公归迁洛城南庄，超公则安居宜邑。介公归洛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赴香山拜祭先人。家人备好祭品，一行十余人，经伊河，船夫闻讯，争相摆渡。介公欲付银两，船夫连忙谢绝：“不能收，不能收，若不是白氏先人当年开凿八节滩，我们仍得下水推舟矣!”
由于连年战事，白公墓碑毁茔平。琵琶峰周围，杂草丛生，介公等人几经周折，仍未找到先茔。介公心思：“难道我白氏裔孙从今无从祭祀祖宗不成?”忽然，众人面前出现一只黄色神鹿， 介公对众人言：“定是先人显灵，神鹿引路。”于是，众人尾随神鹿而行，至公墓前，神鹿消失。介公等人果然在草丛中发现白公墓残碑。介公等人见祖茔如此残状，怆然泪下，决定重修白公之墓。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划，于明洪武十六年春，重修白公之墓，又将白氏宗谱整理成册，使白氏谱系免于断续。迄今，白氏后裔对介公修墓立石，续修族谱之事，有口皆碑。
二、将军拜墓
民国年间，大军阀吴佩孚住兵洛阳，欺上压下，独霸一方。冯玉祥大将军奉命讨伐，围城三天，仍攻不下，且士卒伤亡残重，军心混乱。冯大将军心如火焚，当晚，视察军情，月光下，发现白公之墓，令随从退下，亲拜白公墓。叩毕，仰头道：“诗神在天之灵，倘若保佑吾顺利攻克洛阳，定为汝修墓。”冯将军拜墓后，次日，再次组织攻城，果然，一举攻克洛阳。吴军节节败退，吴佩孚也被赶出洛阳。
庆功宴后，冯将军继续西征，因军务繁忙，竟忘记了修墓之事。行至陕西潼关，忽有一白发老翁从天而降，拦住大将军的高头大马，大将军问道：“哪道神仙，因何挡道?”老翁反问：“将军可记得洛阳之战，琵琶峰前许诺老翁之事?”冯将军如梦初醒，立即下马道：“诗神请回，三日之后，定返洛修墓。”待冯大将军话音刚落，老翁已悄然消失。冯玉祥将军迅速回马，重返洛阳，专程修复了白公之墓。修墓时，他惊奇地发现，琵琶峰乃是一座石山，唯有一天然洞穴安葬白公，惊叹：“真乃绝地也!”从此，大将军冯玉祥拜修白文公墓之事在洛阳民间传为佳话!
三、白牡丹
白公墓前有一牡丹池，种植着清一色的白牡丹，盛开时节，如玉似云，十分耀眼。据说，这是白公生前的蓄意安排。
相传，唐元和年间，不知从何处吹来一阵风：“红牡丹为富贵，白牡丹不吉祥。”片刻，白牡丹被一一掐掉，有些种花者干脆将白牡丹连根拔掉，任意遭踏。此时，白公因母病逝，辞官丁忧三年，初回朝中，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公“兼济天下”之志不能实现，十分苦恼。见白牡丹被如此冷落，联想自己的处景，随吟诗道：“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白公怜悯白牡丹，他将被抛弃的白牡丹收集起来，“众嫌我独赏，移植在中庭。”从此，白府只植白牡丹，至晚年居洛阳履道里，所养植的白牡丹已是琼玉满园。这年冬季，白府院内的白牡丹忽然开放，与白雪竞美，而且花大出奇。白公请来亲朋友好友以及“九老会”的成员前来赏花，轰动洛阳。赏花毕，公设酒宴招待众人，送别客人回府，忽见一群美貌少女着白衣，戴玉花，从牡丹丛中走来，在他面前翩翩起舞，放声高唱：“绝代只西子，众芳唯牡丹，月中虚有桂，天下漫夸兰……”白公酒醒后，欣喜不尽，意识到白牡丹才是真正的“牡丹仙子”。临终，他嘱咐家人一定要在墓前种值白牡丹。
四、一白二姓
在河洛白氏后裔中流传最广泛的当属“一白二姓”，或叫“石白之分。”即洛阳地区一部分白姓为“石敬塘”之后繁衍。白字一撇出口的“白”姓为石白，不出口的“白”姓为正宗白居易后裔。
传说，白居易与“石敬塘”同朝奉君时。有一次，“石敬塘”与皇上娘娘下棋，一阵风吹过，棋子撒落满地，“石敬塘”捡棋子时，不慎措到了娘娘的脚，娘娘大哭，告于皇帝，皇上大怒，传旨：“将调戏娘娘罪人石敬塘家灭九族。”白公弄清真相后，急忙上殿面君，皇上见白居易上来奏本，赋诗一首：“大胆石敬塘，敢摸娘娘脚。居易来保奏，究竟为什么?”面对皇上的质问，白公也赋诗对答：“不是石胆大，并非想作恶。风吹棋子落，误摸娘娘脚。”尽管白居易全力保本，“石敬塘”仍未逃脱家灭九族之厄运。部分石姓将祖茔的“石”字上面一横涂去，真于“口”字中，变“石”为“白”，逃脱了朝廷的追杀。这些“石”姓人家也世代改为白姓了。
该传说实为荒唐之传说，因石敬塘为后晋人，比白公所处的唐代晚百余年，不可能同朝奉君。这个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白公当朝面君，直言敢谏。编选此故事的人用意在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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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mBeta -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2)我觉得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豆豆staR -
时代精神:关心百姓疾苦，政治报复远大，一生清贫却为人正直
历史背景什么的随便一搜就行，自己搜吧，印象深刻点
黑桃猪 -
他的诗言语直白,通俗易懂
再也不做站长了 -
唐朝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