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业教育和科研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从此更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自愿要求到工作、生活条件较艰苦而盛产茶叶的安徽工作，担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兼茶业系主任，亲自抓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和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为该系的创办、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7年晋升为教授。这期间他还致力于提高《制茶学》的教学水平，两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制茶学》以及《茶叶检验学》，出版了《茶树栽培技术》、《安徽茶经》和《炒青绿茶》等专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后，也从未中断过写作。他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将平时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制茶全书》，分“总论”、“绿茶”、“黄茶和黑茶”、“白茶和青茶（俗称乌龙茶）”、“红茶”等5个分册，共100多万字。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这时虽已年高体衰，但精神更加焕发，他说：“我好像严冬下的一棵‘老茶树"，春天来了，我这棵‘老茶树"又重新抽枝发芽了。”1977年，他虽然肌膜炎复发，不能走路，但还是忍着疼痛，夜以继日地在病榻上撰写了《茶业通史》、《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茶与医药》3部共100多万字的巨著，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同时，他还向国务院提出了茶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1978年，建议并参与在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创办全国第一个机械制茶专业。1978年9月，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畏路途遥远，带领9所院校茶叶专业的教师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茶区，历时1个多月，搜集有关茶叶生产的科研资料，以充实《制茶学》内容，按时完成了教育部、农业部交给的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制茶学》的主编任务。之后，他又编著《制茶技术理论》，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教材，主编《中国名茶选集》，作为制茶学的补充教材。正如他的学生们所说：“陈老师的一生是著书的一生，也是育人的一生。”在完成上述教材后，他又着手编写茶业经济专业的教材，主编了《茶叶商品学》，受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局委托编写了《茶业经营管理学》，还编写了《茶药学》、《茶叶市场学》、《茶叶贸易学》，这些教材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即将出版。他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想完成茶业经济专业的最后一本教材《茶业经济学》，这样就初步建立了完整的中国茶业教育体系和各专业的主要教材。”他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废寝忘食地工作。他说：“毛主席有两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一生要为此奋斗，建设外国人没有的茶业教育体系。”
几十年来，陈椽在教学的同时从未间断过茶叶科学的研究工作。早在40年代，他就在制茶技术、茶叶化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特别是在茶叶“发酵”的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出了制茶的变色学说，论证了制茶变色的原理和色变的机制与实质。证明制茶过程的变化主要是多酚类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氧化变化，从而形成了各类茶的品质，产生了茶叶的各种色泽。1951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奥巴林院士来我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特意来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参观访问，向陈椽询问黄茶的制作方法，陈椽把他在茶叶化学研究方面的大部分内容提纲式地写在黑板上，这位院长看了之后发现自己的假说“茶叶发酵与呼吸有联系”是错误的。回国之后，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陈椽在茶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文中写道：“谁说中国人不研究茶叶，复旦大学陈椽教授不是在卓有成效地研究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研究受到重视，条件也好多了，陈椽更集中全部精力潜心于茶业教学和科研，不断实验，不断总结，昼夜伏案地撰写专著和论文，到1990年8月止，共发表189（部）篇共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著作，为中国茶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8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或写信向陈椽求教。日本丰茗会理事长松下智专程来合肥拜会陈椽，向他求教制茶起源、饮茶起源等问题。1987年2月，日本研究黑茶专家将积祝子教授也从日本来到合肥参加庆贺陈椽80寿辰大会。她在祝词中说：“陈椽先生是我的导师，他像慈父一样，对我循循善诱，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我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研究者，研究还刚开始，主要从事日本黑茶的研究，今后还想继续在陈椽先生的指导下，从各个角度深入开展研究……。”1987年10月，英国皇家农业中心邀请陈椽参加皇家国际农业展览会，他虽然因年老不便远行，但他的几部著作在展览会上展出后，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此外，他又为在北京召开的由北京市政府、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烹饪协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北京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撰写了《茶树起源及其原种》和《十二论茶文化大观》两篇论文。所有这些活动均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茶叶文化和学术的交流。 陈椽自1940年登上大学讲坛至今，已经有50个春秋了，目前，他仍以80多岁的高龄风雨无阻的亲自到教室给学生讲课，在黑板前一站就是两个钟头，大家都为他这种对教育事业火样般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几十年来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堂课，有时遇到出席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总是及时地把课补上。他常把学生请到家中，听取他们对教学的意见，以提高教学质量。他说：“教学、科研是我们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为四化培养人才不提高教学质量是不行的。”《茶叶商品学》从原来的8章增加到14章，就是在接受学生意见的基础上而增补改写的。
陈椽善于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推行启发式教育。他要求学生在上课前要预习3次，第一次阅读全章的内容；第二次找出全章的问题；第三次用红笔画出难题，然后思考问题自己解决，如有困难先在同学间切磋，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上课时请教老师。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和研究生班都是采取的这种教学方法。在每章学习结束后，要求大家写出读书报告。这样做不仅较全面地复习总结了本章的主要内容，而且还锻炼了大家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同学提交的章节论文短的一二千字，长的1万多字，他都认真批阅。有的还当面和学生交换意见，或指出不足之处，或表扬学生的独立见解。他还常常亲自指导学生的制茶实习，言传身教，耐心细致地讲解制茶原理，亲自指导操作技术，有时为了制好一种茶，要连续操作到深夜，连饭都顾不上吃。
他在教书的同时还重视育人，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他说：“过去那种教书不教人的教育方法害死人，必须彻底改革，我们要培养出合格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教书就得教人。”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同学热情帮助，体贴关心，所以经常有不少学生登门求教。他从不以来访者、来函者身份的高低、年龄的大小而区别对待。有求必应，来者不拒，这是他待人的准则。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1989年获全国高等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椽为国家培养了几代茶学科技人才。除了2年制的专科生和4年制的本科生外，1980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又先后招收了制茶、茶机、茶叶检验、茶史、茶叶贸易、茶叶市场学等方面的硕士研究生13名。为了加速高校的师资培养，1986年开办了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制茶技术理论》课程。并多次配合农业部、商业部等单位举办全国性制茶技术训练班，以及通过下场、下乡举办短期学习班等方式，培训基层技术力量。通过上述多层次的教学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中级人才，他的学生中不乏教授、专家及茶叶部门的业务骨干。 陈椽身在茶业教育战线，心怀祖国茶叶事业，时时刻刻关心着全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他经常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和其他各种渠道向国务院、农业部、商业部、外贸部、安徽省政府就如何发展我国和安徽的茶叶生产提建议，他还通过由他主编的《中国茶讯》、《茶业通报》等专业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为发展茶叶生产献计献策。如1958年发表了《解放后中国茶叶工业的成就及今后的发展方向》，1965年发表了《乘大好形势，努力发展茶叶生产》，1979年《我国茶叶生产发展的形势》，1980年《向茶业现代化进军——管理体制必须彻底改革》，1983年《茶叶商品产销脱节必须研究解决》，1984年《国际茶叶市场动态与华茶推销对策》、《世界茶叶市场预测》，1987年《开发名茶生产与茶业发展》、《走向农村，科技下乡是山区扶贫致富必由之路》等文章，就各个时期我国茶业生产的形势，国际市场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他始终强调茶叶科研必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1972年他亲自到福州茶厂参加全国协作的国家课题《茉莉花茶隔离窨制新技术研究》，撰写了《茉莉花茶生产技术革新试验研究》和《茉莉花理化性质》等论文。1988年，他带领研究生到安徽军天湖茶厂试验研究茶叶揉捻机棱骨的特性及最佳设计组合。1981年以来，在他的主持下，组织了全国茶业教育、科研、生产等有关单位专家、科技工作者共64人，通过四年的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制作样品、测定成分和感观审评，于1985年撰写完成了《中国名茶选集》，这对推动我国名茶生产，提高茶叶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他每年约有1/3的时间深入茶区山村，送科技下乡，指导茶叶生产，改进制茶技术，带头创制名茶。1984～1986年，曾3次冒着酷暑赴陕西省茶区指导、讲学、帮助创制“秦巴雾毫”、“午子仙毫”、“汉水银梭”等名茶，使陕西的茶叶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茶品质有明显提高，制茶技术大有进步。他多次到安徽省的宁国、潜山、太湖、金寨、霍山、宣城、芜湖、贵池、东至、含山、旌德、六安、青阳、九华山等茶区指导制茶，使许多失传的名茶，如天华谷尖（南阳谷尖）等得到再生，又创制了“天山真香”、“齐山翠眉”、“黄花云尖”等一批名茶，提高了茶叶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茶农的收入，使许多贫困地区走上致富之路，为此他曾两次获安徽省政府扶贫先进个人奖。
陈椽为茶叶事业呕心沥血50多载，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敬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全国十几家报刊都先后多次报道了他的事迹。但他仍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说：“我虽然年已耄耋，风烛残年，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表示决心将余热全部献给我国的茶叶事业。
(作者：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