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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龙艳：从司空图的诗论看《二十四诗品》
哈尔滨电大 关龙艳 （ 2004年06月15日） 浏览人次8144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论诗杂著”。
首先，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著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司空图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三十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而且，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办，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综上，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他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候，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胜赞其“理熟言弥粹”，同时他也指出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这个条件司空图显然是具备了，从他的论诗杂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
《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二十四则罢了。但不管怎样，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散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以下将一一对照加以分析：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应该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各则，每一则都是一首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了这一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野马也，尘埃也，万物之以气相吹也”，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这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后文会提及，在此不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 ）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可与元白诗风相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都告诉我们：要想做到含蓄，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什么是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以上几点我们亦只是摘取两株大树上的几枚果子，看其形状，品其味道而比较之，虽不能以此来为这两株树结成连理枝，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它们确是同属一科的植物，故这几枚果子也是有意义.
苏州马小云 -
我10多岁时看过一本《二十四诗品》的小书，不厚，注释和解析加举例和论述很精当。可惜不记得具体书名了。你如果能找到，也消息通知我一下好吗？是10多年前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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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锋)
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探讨诗歌创作，特别是诗歌美学风格问题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形象地概括地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而且从创作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这就使它既为当时的诗坛所重视，也给后来以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司空图的生平事迹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河中虞乡人(今山西永济)。少有俊才，生活在唐末大动荡的时代，其“平生之志”，不在“文墨之伎”，而“欲揣机穷变，角功利于古豪”，意欲济世安民，为李唐王朝尽犬马之劳。唐懿宗咸通中登进士第，之后随恩师王凝而为幕僚。唐僖宗广明元年为礼部员外郎，后迁礼部郎中。黄巢起义后，司空图扈从不及，流落于乱兵之中，后逃归中条山王官谷的祖传别墅。光启元年，唐僖宗返回凤翔，召司空图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寻又遭乱，重回王官谷隐居。唐昭宗继位后，又曾多次召他为官，都称病谢辞。他两度经历战乱，看到“朝廷微弱，纪纲大坏”，李唐王朝颓势已成，不可挽回，于是只好隐居避祸，以诗酒自娱。朱全忠受禅后召他做官，加以拒绝。知道唐哀帝被害的消息后，司空图不食而死。
司空图长期隐居，过着“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的生活。但是，他不能忘情于李唐王朝，隐居是迫不得已的。他的心情是凄苦的，只好到佛老思想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名应不朽轻仙骨，理到忘机近佛心。”(《山中》)“从此当歌唯痛饮，不须经世为闲人。”(《有感》)他是由感伤、悲观、绝望而转向任其自然、置身物外、冲淡恬静的道家精神的，又幻想着从佛教的空寂中寻求人生的解脱。尤其到了晚年，日与名僧高士咏游，于“泉石林亭”中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并且他“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圹中，赋诗对酌。人或有难色，图规之曰，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佛道思想也从他的诗歌创作与评论活动中表现出来。
司空图性苦吟，举笔缘兴，几千万篇，是晚唐著名诗人。他说：“侬家自有麟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苏轼曾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又说：“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外之味。‘绿树连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后人于此亦多有激赏之词。
但是，奠定司空图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是他的《二十四诗品》中阐述的诗歌理论。
《二十四诗品》的文学旨趣
《二十四诗品》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本身也是批评的文学作品——一组美丽的写景四言诗，用种种形象来比拟、烘托不同的诗格风格，颇得神貌，并在诗歌批评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体裁。
司空图概括的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是：
雄浑冲淡纤NB022沉着
高右典雅洗炼劲健
绮丽自然含蓄豪放
精神缜密疏野清奇
委曲实境悲慨形容
超诣飘逸旷达流动
由于《二十四诗品》文字惝恍，旨意遥深，古今学者对其主题的把握不一，聚讼纷纭。论者或以之为创作论，或以之为风格学，又或以之为赏鉴说。但是都难以穷尽作者的心源。甚至有人认为“或以不解解其不解”。实际上如果超越一般的文学理论的层面，从更高的审美角度审察，问题则会迎刃而解。
桑塔耶那说：最伟大的诗人都是哲思的，诗像哲学一样，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最高形式，伟大的诗像哲学一样，是对宇宙间最深刻关系的把握。正像庄周不妨是一位诗的哲人一样，司空图则不妨是一位思的诗人。在《二十四诗品》中，他借助玄学的理论范畴把自己的审美经验通贯起来。其一，体道。司空图崇尚老庄，而老庄哲学认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是道。因此，司空图认为诗的意境必须表现这个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他在《二十四诗品》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如“真体内充”、“返虚入浑”(《雄浑》)，“乘月返真”(《洗炼》)，“饮真茹强”(《劲健》)，“俱道适往”(《绮丽》)，“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含蓄》)，“由道返气”(《豪放》)，“道不自器，与之方圆”(《委曲》)，“俱似大道，妙契同生”(《形容》)。这里的道、真、真宰等都是指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没有对它的把握，一切无从谈起。其二，主静。诗人体道，要如老庄之言，“心斋独忘”、“涤除玄览”，主体必须保持虚静的状态。“素处以默，妙契机微”(《冲淡》)，“虚NB025神素，脱然畦封”(《高古》)，“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洗炼》)，都是强调诗人必须超越世俗的欲念、成见的干扰和束缚，使心灵处于虚静的状态，从而提升精神境界。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然空踪。”(《高古》)
“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韵。”(《自然》)
“高人惠中，令色NB027。御风蓬叶，泛彼无垠。”(《飘逸》)
道体的充实与心灵的自由把诗学放入了一个宏伟的宇宙生命架构之中，从而揭示出深层的审美意蕴。“《诗品》以《雄浑》居首，以《流动》终篇，其有窥于尺地之道也。”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的判断，的确是把握《诗品》主题与意旨的关键。
《二十四诗品》的审美意蕴
虽然历代的学者从总体的诗歌风格、个别的鉴赏角度，以及具体的艺术创作的结构、语言和手法等多个侧面疏解《二十四诗品》的内容，达到了非常深入的地步，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指出全书的核心本质。这篇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它区分了诗歌意境的不同类型，更在于它论述了诗歌意境的美学本质。司空图以“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的思维方式，将哲人对生命的体知，诗人对诗意的了悟，论者对诗思的省会三种心理活动统一起来，超越经验世界而进入实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主要强调“思与境偕”，“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所谓“思与境偕”，就是说诗人在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灵感与形象的融合；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就是超越于具体有形描写之外而暗示出来的令人驰骋遐想、回味无穷的艺术意境；而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则是诗歌直接呈示的风采韵度、滋味兴趣之外的他致他旨和余致余旨。他为这一审美理想的直接体现，《二十四诗品》的每一首都精美深邃，富于形象性、思辩性和哲理性。它是有无相生，虚实相形，主客相通，诗思谐和的全息图像。它所敞开的可能性，具有极为丰富的“象外之象”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孙少康先生曾在《论司空图的〈诗品〉》一文曾进行了精彩的解说，撷择数则，浅尝一脔——
《超诣》：
幽神之灵，匪机之微。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远行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终与俗违。乱山高木，碧苔芳晖。诵之思之，其声愈稀。
从老庄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看来，道与俗是相对立的，道是指他们所理想的超现实的哲理境界，而俗则是现实的人生社会。思想超脱现实，不沾染世俗尘垢，故可与清风、白云，同归纯洁无瑕的太空。在乱山高木、碧苔芳晖之间，超诣的人，居之若素，吟诵清诗，有大音希声之妙。
《豪放》：观化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易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召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这种豪放，不是人间英雄豪志之豪放，而是“畸人”、“真人”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宇宙共死生的真率表现。此种豪放之气产生于自然之道，是“真力饱满元气充实的表现。这种豪放的人如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巨龙，而游手四海之外”。
《二十四诗品》就是以这样精美的简约的文字，构筑了恢宏的诗歌宇宙，展示了广褒的艺术时空。它是关于诗歌的理论，更是诗，是一部体大虑周的艺术哲学著作。
影响
《二十四诗品》产生以后，对中国文学史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各种丛书，均有辑录，同时，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上标榜“性灵”与“神韵”的两个重要流派，都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现代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美学史，也都把《二十四诗品》看作意境诠释的典范。
不仅如此，《二十四诗品》还远播外国，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西方，最早翻译和论及此书的，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纽约)，此后克兰默·宾在《翠玉瑟琶：中国古诗选》(1909年伦敦)中进行了更精道的阐述，说它“引导我们一种特殊的途径进入了富有魅力的宇宙。……使我的进放精神世界的无限的自由中。”此后西方对《二十四诗品》的翻译、研究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1946年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翻译和研究》，使《二十四诗品》在苏联的汉学研究中成为一个热点。日本学者对《二十四诗品》的研究也作出了相当优秀的工作，如《二十四诗品举例》、《诗品详解》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四诗品》不是一部普通的诗歌理论著作，它是贯通古典美学与现代文艺的美丽通道，是激活技术文明时代诗与思的一个能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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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诗品》绎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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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司空图《诗品》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有许多争论，但是从有关研究发展的情况看，目前并无确切证据可以说明它不是司空图所作，而从对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和诗论著作的深入分析，却可以说明《诗品》是司空图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在不能否定司空图著作权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作为他的著作来看。但是不管是不是他所作，《诗品》体现了“思与境偕”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特点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也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它的文艺美学思想特点。我在给研究生讲授司空图诗论过程中，曾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含义作过一些分析，这对研究《二十四诗品》的文艺创作思想和审美观念特征，也许是有帮助的。所以特提出来向同行专家请教。文中所引郭绍虞《诗品集解》和孙昌熙、刘淦《司空图〈诗品〉二种》较多，就不一一注明了。
1雄浑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注：他本作“备具”。）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雄浑”是二十四品中最重要的一品，如何正确理解”雄浑”，对认识《诗品》的文艺美学思想具有指导意义。首先要懂得“雄浑”和“雄奖是很不同的，而其背后是因为有不同的思想基矗前者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而后者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剑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雄浑”和“雄奖虽只一字之差，但在美学思想上则相去甚远。此处之“雄浑”是建立在老庄“自然之道”基础上的一种美，如用儒家的美学观来解释，比如说用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或者“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来解释，就和原意相背离了。首二句是讲的道家和玄学的体用、本末观。“大用外腓”是由于“真体内充”，如无名氏所说：“言浩大之用改变于外，由真实之体充满于内也。”腓，原是指小腿肚，善于屈伸变化，此指宇宙本体所呈现的变化无穷之姿态。所谓“真体”者，即是得道之体，合乎自然之道之体。《庄子·渔父》篇中说：“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於俗。”道家之真是和儒家之礼相对的。《天道》篇云：“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刻意》篇又云：“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秋水》篇云：“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大用”之说亦见庄子，《人间世》篇记载那棵可以为数千头牛遮荫的大栎树托梦给对它不屑一顾的木匠说：“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所谓“大用”即“无用之用”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同上）首二句讲的就是“雄浑”美的哲学思想基矗次二句“返虚人浑，积健为雄”，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对“雄浑”的具体解释。“浑”是指自然之道的状态，《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虚”，是自然之道的特征，《庄子·人间世》云：“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天道》篇又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虚，故能包含万物，高于万物，因此只有达到“虚”，方能进入“浑”的境界。下句“积健为雄”的“奖和严羽批评吴景仙的“雄奖之“奖不同。“奖有天然之“奖和人为之“奖，儒家所讲的是人为之“奖，道家讲的是天然之“奖。此处之“奖是《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唐代孔颖达《正义》云：“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此句之意谓像宇宙本体那样不停地运动，周而复始，日积月累，因内在自然之健，而有一股雄浑之气。
此品中四句是进一步发挥前四句的思想，所谓“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者，指雄浑之体得自然之道，故包容万物，笼罩一切，有如大鹏之逍遥，横贯太空，莫与抗衡。恰如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大鹏之所以能“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正因为它是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运行的广阔空间，故气魄宏大，无与伦比。宇宙本体原为浑然一体，运行不息的一团元气，因为它有充沛的自然积累，所以才会体现出雄浑之体貌。故如“荒荒油云，浑沦一气；寥寥长风，鼓历无边”（《浅解》），雄极浑极，而不落痕迹。这里的“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自由自在，飘忽不定，浑然而生，浑然而灭，气势磅礴，绝无形迹，它们都是自然界中天生化成而毫无人为作用的现象，也正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这里所运用的是一种意象批评的方法之运用，也是《二十四诗品》的基本批评方法。
后四句则是对雄浑诗境创作特点的概括。“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就是“返虚入浑”，上句为虚，下句为浑，此云“雄浑”境界的获得，必须超乎言象之外，而能得其环中之妙。“环中”之说源于《庄子》，《齐物论》云：“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蒋锡昌《庄子哲学·齐物论校释》云：“‘环"者乃门上下两横槛之洞；所以承受枢之旋转者也。枢一得环中，便可旋转自如，而应无穷。此谓今如以无对待之道为枢，使入天下之环，以对一切是非，则其应亦元穷也。”又《则阳》篇云：“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郭象注云：“居空以随物，物自成。”也就是说，一切任乎自然则能无为而无不为。说明此种
后面不贴了，太长，网址是：http://www.so100.cn/html/lunwen/wens/wenxlw/2006-3/18/2006063181244471269119538.htm
mBeta -
《二十四诗品》中
最喜欢他的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一句
得风流难著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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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诗品》，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胜赞其“理熟言弥粹”，同时他也指出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这个条件司空图显然是具备了，从他的论诗杂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
《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二十四则罢了。但不管怎样，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散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以下将一一对照加以分析：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应该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各则，每一则都是一首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了这一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野马也，尘埃也，万物之以气相吹也”，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这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后文会提及，在此不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 ）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可与元白诗风相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都告诉我们：要想做到含蓄，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什么是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