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月 -
茶，就其与人养生活命的利害关系来说，绝非是必需品。有菜饮之事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便早已生活得有声有色，甚至也很伟大壮烈了。茶进入人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之后，亦有相当多的人与其无缘。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讲的那样，茶饮的区域、民族与民众的逐渐普被，有一个历史渐进的时间过程。其中既有价值认同、习惯养成和风俗感染因素，也有消费承受能力因素。对于果腹堪忧的普通市民来说，茶属于奢侈品，喝茶被认为是一种不应有、也不必要的浪费性嗜好。然而，这并不影响茶饮艺术和茶饮思想的发展。等级制时代的历史文化发展正是如此，艺术和思想本来就与大众很疏运。正用为不是生命和生活的必需，才可能是消遣、品玩的，也可能精致和艺术化；正因为首先属于有闲阶级和可以不是大众的，才得以在知识分子的文化氛围艺术起来，思想开去。
茶事的美食家，不是嗜茶或仅以品茶为务的一般意义的茶人，而是能使展示于生理需要和过程之上的茶事完全超越市面上俗文化层面进行创造性鉴定、品赏、思考的人。在他们那里，不公茶事技术操作匠必妙手臻于艺术化，要在茶事程序把持上进入一种从心所欲、有所思解的意境。中国历史上的茶事美食家，主要是指文人中的“嘉客”式茶人和佛门中的“上人”茶人。这两种人同时也是彼此灵性相通、形神关应的，“嘉客”多少是知佛悟禅的。“上人”也在多是善诗能文的。这无疑是儒、佛两种文化融合的历史使然。嘉宾茶事，文气洋溢流动，仪度娴熟自若，意韵脉脉袅袅，充分地体现着一个“雅”；形式、仪态、意境，从外到里、自始至终的一个雅；嘉客们既竭力体现各种外象的雅，同时更刻意追求意进极致诉雅，。以茶清心涤忧，以茶联谊抒情，以茶悦志冶性，的确是嘉客茶人茶事思想的准则和文化基本特片。显然，他们茶事的指向和思杨的核心是在于个性修养的社会功能与精神结果，崦绝非物欲满足。茶的理化属性本无关饮人的文化效果，文化效果无疑是饮者的感受觉悟，是中国士的传统心理与文化修养的假物演释放大。
佛门茶人中的拔萃者，即我们所说的茶事上人，虽风于名籍文录者的数量不及嘉客茶人多，但似亦不在后者之下。这是因为，一则禅宗主张言下顿语、功在于悟，不以语言文字见功夫（故事迹不易于张扬传世）；二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茶为禅具，饮茶伴禅过程，“茶佛一味”，得其道者应不在少数。在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的那位“降魔师”自不必说（上引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莲茶圣陆羽（733～804年）亦是半释之体，他的得茶三昧也是结缘于佛门。元稹（779～831年）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很清楚地表明这种关系：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三）
“慕诗客，爱僧家”，正鲜明准确地揭示了茶事美食家基本由嘉客茶人与茶事上组成的史实，表明了茶佛之缘。尽管茶自汉以后走出滇沿江而下在长江流域普及之初，未必是先入释门，但茶事之渐盛与佛徒的嗜习表率有关却是不争的事实。自南北朝（420～589年）始，佛门茶人大批涌现，直至明清，密切相关、相伴中国茶事风尚的兴衰。唐著名诗僧和茶事上人皎然（约760年前后在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颇能代表若辈的思想：
越人遗我剡溪（一作山》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磁雪色缥（一作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一作思）朗爽（一作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特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一作徒）自欺。愁（一作好）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普通茶人的寻求与满面足；“清高世莫知”的感叹已超越普通茶人的层面；而三饮知茶道的全真，即悟入虚无空明，则在到完全忘却尘情、除净俗念的地步。不仅如此，他还个图一种更高远、更永久的超越：“丹丘弱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各藏仙府世空（一作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唐·释皎然《饮茶歌送郑客》，诗人注引《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供助茶力和茶事过程，达到凝神和气、定心明性的心理把持与心境营造效果，这正是茶事上人产着竟寻求的感觉，如唐释灵一《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所描述：“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全唐诗》卷八百九）一瓯在手，身如静物，思想已经如轻烟袅袅，淡入于天际溟蒙之中。这种静宓空寂、淡入自然的心境，正是进入禅思的前奏，入夜细雨，若隐若现；定谷幽音，如寂如灭：“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释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全唐诗》卷八百十八）“须知不动念，照出万重源。”（释皎然《禅诗》，《全唐诗》卷八百二十）“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寂灭本非寂，喧哗曾未喧。嗟嗟世上禅，不共智者论。”（释皎然《禅思》，《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人生、世事、宇宙、佛理、禅机，都随悠悠泉香自由放逸，任之听之，定佛性、启禅悟的效果很自然在壶里乾坤中实现了。虽然，他们如陆容（1436～1494年）所描述的仍身在尘寰，一瓯在手：“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香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明·陆容《送茶僧》，《列朝诗集·明诗卷》丙集第六） 美食家的酒饮思想，不是普通酒人耽于嗜好感觉的观点；酒的美食家，是酒的品鉴技能和酒饮艺术的专门家；他们的酒饮旨趣在于通过酒品的品味和功能借助以达到助兴抒情、解愁忘忧、行礼仪、孰友谊、壮志气的目的。酒饮与茶饮的自然属性有很大的不同。酒饮一般都是宴饮或佐以肴品的酌饮，而茶饮通常是清饮（无茶食相佐，亦非元明时期杂以它物的倾家荡近乎食饮），故其生理嗜求和物欲色彩理浓，因而腐良生活中耽于酒者远过于嗜茶者。历史上因酒废业、失德、败事、伤身、致祸者不可胜数；比较而言，酒饮浊、茶饮清，可谓基本史实。故数千年来禁“湎”、戒“逸”是酒思想的第一要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古往今来凡于酒不的深入思考且有足可称道之研究者，几乎无一是有饮量之人。这无疑是他们没有物欲，以至未被酒精的麻醉与戕害功能所伤。正因为酒是易于乱性悖礼的特嗜品，故历代酒礼和酒饮思想的一个基调便是“戒”——戒律之戒，而非戒绝之戒，即约束防范。古往今来无数的酒事诗文生动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指向：
“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春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礼仪宴饮必备酒，俗语所谓“无酒不成席”，但要适度，过了界限即是违礼，即是不义。此为成礼之酒。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新婚夫妇联句抒发甜蜜和好家庭生活的满足欢快之情，是典型的助兴抒情之酒。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清·沈德潜《古诗源·汉诗》卷二，原作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二，但近人考非李苏之作，时当在东汉末）这首汉诗忧情难抑，愁肠百结，充满了惜别得谊之情。曹孟德（155～220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三国·曹操《短歌行》，《古诗源·魏诗》卷五）更是解忧遣愁酒诗的千古绝响。左思（？～306年左右）的“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两晋之际，左思《咏史》八首之六，《古诗源·晋诗》卷七）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壮志酒歌，酒壮气豪，气势凌云。
中国古代酒事专家们的酒饮思想，是努力将酒事营造成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于其中品味适意，满足于酒趣的感觉。明末大书法家董其昌（1555～1636年）论及酒人操守风格时说道：“凡夫醉于无明，二乘醉于涅盘，惟大圣人能饮酒不及乱。”（明末·董其昌《酒颠》“序”）最终还是一个戒的范畴，其最佳境界则应当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策二》卷第二）。 狭义的美食，指的就是精美的饮菜，计多情况下又是仅指肴馐——美味菜肴；故狭义的美食家，亦即于肴馔品质鉴定、膳事志趣情有独钟、艺有所擅的人。因为平居饮食是人的活命之需，与菜的清饮品玩和酒的酌饮享乐具有明显愉悦倾向因而很容易上升并独立成艺术化的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在历史上一直被置于充饥适口而止的地位，过此则被认为是耽于口腹的奢侈的品位低俗的“养小”。正因为如此，这类美食家的事迹几乎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既往文字史上留下应有的充分和公正的肯定性记述。茶人的清雅潇洒，酒人的风流豪迈，可以愉快片自由地肆意表现，并被以欣赏的心态描绘入各类史籍；他们本人也可以自娱自赏之情无怕顾忌地表白。而肴馔养食家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对于他们来说，至少二千余年的历史都是不公平的，它将怀着不同心态和眼光关注餐桌的人不中区分地一概打入饕餮者另册，鄙视为“小人”。
毫无疑问，美食家根本不属于中国历史无前例的劳苦大众，后者难以果腹的实际和果腹需要的最高理想，使两者属于大壤之别的不同等级和风马牛不相及的差异文化类别。于是中国历史上的这类美食家便处于一种尴尬的社会地位：因生活实际和观念的巨大差异而与果腹层、小康层社会广大成员的食思想基本无关，又因中层以上社会会食者群在放纵物欲的同时却发表言不由衷的意风、见而视其为异已，于是他们成了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思想领域里的蝙蝠。历代统治集团和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们都在观念上反对并在公开言论中批评餐桌上过于精美和丰盛的现象，尽和他们中许多人的实际生活则恰好相反；而他们最不能容忍的还是那些在果腹和养生之外的言论，他们认为那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堕落行为。由于“以农业为主是我国早在史前期便已逐渐自然形成的广大地区共性的氏族部落经济特点”（参看拙文《粟、稻的培育和猪、狗的驯化——中国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生》，见《中国饮食史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口高度地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搏食，一直是中国自有国家以来便有的基本国情，可以说，中国的全部既往文字文明史几乎都是民艰于食的历史。正因为如此，庶民百姓的最大愿望是吃饱饭，管理者们的原望也无疑是真诚地希望自己的子民们能吃饱饭。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尽管两者利益和出发点是那样的不一致。由此，两者又在拒绝食家意见联否定其存在必要性上表现出高度的致。因此，在数千年的中国饮食史上，美食家的地位是受压抑的，他们的声音是被排斥的，这正是与饮食文化的历史发展明显不协调、不适应的美食数量极少且声音微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制约历史饮食文化不能充分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们思想的闪光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是突破食生活仅为满足生理需要的传统保守观念束缚，并匡正各类饕餮奢侈不良倾向的重要力量之一。在近代科学和文明以前，美食家的思想是代表民族食文化历史发展水准的主要标志之一，同时也是民族文明礼貌和健康生活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自西周至汉代约十二个世经的时间里文字记录所反映的上层社会宴享和贵放等级好尚对于肴馐的要求主要是丰盛，即品数我——“食前方丈”，料量大——多为烧烤蒸煮的整体或大件动物性原料；那么进入魏晋南北朝后，则逐渐更注重肴馔制作工艺的精细和成品的精美化了。当然，伴随的亚形态和负效应也同样出现了：气派的铺张变成了猎奇的奢侈。而造成这种文化风格历史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烹饪工具与工艺的进步，主要是铛等工具和炒工艺在肴馔（主要是肴）形态和人们（基本是上层社会）习尚变化中的革命性作用。这种过渡性变化在中国饮食史上以后的兴旺（隋唐五代）、繁荣（宋辽金元）两个时期固定成社会食生活肴馔的基本式样和民族上层社会的食文化传统。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两代的大量文录，富贵之家的家厨和主要服务于中层以上社会成员的酒楼饭店制作的足可以百计数和精美肴馔名目，表明时代为美食家嘴巴和头脑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对象。也正是在唐代，美食们的活动开始在历史文录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美食家正是基于物无贵贱皆可入馔且各成特点这一根本原则，才突破了贵族阶级取料务求珍异奢贵的传统观念，将思考的触觉置于合理的物质基础之上，着重把握火候和调味两个基本点，使自己的美食实践升高为一种创造性和充满积极乐趣的艺术活动，形成了视食事为富于严肃科学精神和轻松愉快情趣的享受品赏过程的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美食家，是食文化的专门家和食事艺术家，民族文化深厚的陶冶教养、广博游历与深刻领悟、仕宦经历或文士生涯、美食实践与探索思考等是成就美食家的基本条件。他们与各种只用嘴巴来进行食事活动的人非属同类，也很不同于本草家和养生家。美食家的食事活动，是知识分子的享受艺术活动和娱乐性劳动，虽然这一艺术活动并不被多数士人欣赏，这一劳动的美食家基本是富家层和贵族层两个文化类型集团中，或是依附其中的食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