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最早是什么时期出现的、谁的主意？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太监，这个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或沉于地狱，或平步青云，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太监的起源※

太监也称宦官，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第一个有名姓留传下来的宦官不是赵高，也不是嫪毐，而是齐桓公姜小白时代的竖刁！竖刁本身不是太监，但是为了拍齐桓公的马屁，不息自宫成为太监。

古代的性压迫和性剥削不仅是对女子，也有对男子的，太监制度就是一个主要表现。太监又叫宦官、宦者、阉人，就是生殖器被破坏、失去了性交能力和生殖能力后留在宫中服役的男子。古人把生殖器官看得很重，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挖掘中发现，古人在人葬时，往往头上戴了面具，阴部则有护阴盖片，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头和生殖器是人体的两个最重要的部位，死后还要加以保护。在古代，杀头是最重的刑罚，宫刑（割去生殖器）则是次重的刑罚。太监们被迫（由于贫困或被俘等原因）割去生殖器而在宫中服役，这当然是一种性压迫。绝大部分太监都很可怜，生理残缺，做牛做马；但也有少数太监进入了统治阶层，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而且因为他们的生理畸形影响到心理畸形，所以更为阴险可怕。为什么要把男子阉割后送进宫去服役，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后宫女子成千上万，而男子只有帝王及其子孙，绝大部分妃嫔和宫女没有或很少有和男子接触的机会，从而处于性苦闷和性饥渴之中，后宫如果有其他男子，无疑地会有极大的危险；可是，后宫中又有不少差使又非宫女所能胜任，所以，让被阉割的男子进后宫服刑，这似乎就“保险”了。二是有些帝王认为宦官比较忠诚。早在公元前6世纪，塞鲁士大帝就认为，阉奴和他的家庭脱离了关系，自己又不能结婚生育，没有亲情瓜葛，这种人最能效忠于他的主人，是最忠的仆人。他说：“在主人遭遇不幸时，没有谁比阉奴表现出更大的忠诚来。” 中国古代皇帝也有这样的话：“中人（指太监）无外党，专精可信任”据20世纪对甲骨文的研究，中国的太监从殷代就有了。甲骨文上有“ ” 的字样， 是阴茎，则表示切断，“羌”则是殷朝西方的少数民族。这片甲骨文是叙述殷代的武丁王将抓来的羌人阉割后成为宦者以祭神。这片甲骨文可能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宦官记录。在古代中国，阉割和宫刑有很大关系。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其最初的作用是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①《伏生书》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官。” 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的事，否则，就不存在什么对男女不正当的性交关系的惩罚了。但是，以后在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下，宫刑的范围扩大了，成为滥施惩罚、压迫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了。这种扩大始于何时，目前已很难查考，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②。在《周礼》中，宦官被称为阉、寺、竖。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 是 “士” 、“寸”二字构成的，“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而“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和“寸”合连一起就是用刀割去阴茎。

宫刑使用的范围越到后世越扩大。例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①班固：《白虎通》国，秦王说，“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 以后，竟将这些进言者处以宫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七十多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可见受宫刑的人有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通。汉武帝时就规定了某些死刑可由宫刑来代。汉武帝生性残酷，他在位时，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司马迁只因汉武帝在询问看法时说了老实话，为当时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诅贰帅，为陵游说，下迁腐刑”。即处司马迁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东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蚕室”就是实施宫刑的地方，这又从法令上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宫刑虽然演变成一种政治迫害手段，但仍和性有一定的联系，这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是十分严酷的惩罚。在西周时曾规定了宫刑只适用于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不适用于奴隶主贵族，即所谓“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②《周礼》秋官司刑。也”。“不剪其类”就是不断他们的后代，这说明了断其后代是施加宫刑最重要的目的，也说明了统治集团多么维护它自身的利益。此外，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和精神的目的，使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例如，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每当他想起自己受宫刑的这一耻辱，都仍会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不想再活了。宫刑如此残酷，当然会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反对。到了隋朝开国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至明、清。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两千多名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骥在征战中，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宋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以上的被阉割都是受暴力所迫。

但是到了明、清两代，有一些人却自愿“净身”，即自愿被阉割当太监，这主要是由于贫困所迫。例如，一直活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就是这样。他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十一月三十日，是河北省静海县人，家中十分贫困，又因土豪恶霸诬陷、冤枉，父亲和大哥被捕入狱，全家被迫流落他乡，实在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孙耀庭自愿“净身”入宫，认为这样才有报仇的希望，小小年纪的他面对家庭的反对竟说如果不许他这么做，他就不活了。20世纪60年代，北京有些文史专家召集了15位老太监座谈，他们谈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任福田说：“那年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丘、河间、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为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内，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马德清说：“我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母亲是穷人家的女儿，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上顿无下顿"来形容我的家，也就够了”。“当太监真正‘出息"了的，一千个里难挑一个，可人总往亮处看啊！我有个姑母，她有个远房侄儿叫李玉廷，李玉廷的父亲也是穷人，可是自从李玉廷当上了太监，十几年以后，这一家就发了，买了地，拴上了几头大骡子。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下狠心也让我走李玉廷那条路。池焕卿说：“除了穷苦人被生活所迫，送孩子进宫当太监之外，太监的来路还有几条：歹人拐骗人家的小孩图得一笔身价，这是一条；专门包办施行阉割手术的人家，诱骗苦寒人，把当太监的好处说得大花乱坠，怂恿他们把孩子送进宫去，这是第二条；有的人犯了重罪，用‘净身"来逃避刑罚，这又是一条。千条万条，被送上断子绝孙这条绝路的，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阉割的摧残是十分残酷的。对强迫阉割的（如俘虏）做法十分简单、野蛮，当然死亡率很高。对自愿“净身”做太监的，据《宸垣杂识》记载，必须由有地位的太监援引，然后在证人面前立下“自愿阉割书”，这才请来阉割者，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选一个吉日，首先要“净身”者清理大小便，然后关在房内，房间必须密不通风，使“净身”者决不受凉而感冒。在这三四天禁闭期间，绝对不能进食，以免有排泄的污物沾染手术后的创口，致使手术恶化，危及生命。正式阉割时，“净身”者被除尽衣裤，蒙上眼睛，手脚被绑得严严实实，有人还按头揿腰，防止他因痛极挣扎，流血过多而死。动刀前阉割者还要问他是否自愿，如果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只有获十分肯定地答复后，才能动刀。据《浪迹丛谈》记载，阉割要用烈酒来麻醉，使“净身”者喝醉而不觉痛，阴部还要涂满药油，这种药油也有麻醉作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用锋利的刀沿阴茎的根部环而切之，深度需十分讲究，尤以阴茎下部及近睾丸处最难割，因为此处筋多，极易致命。割后即取出阴茎的海绵体，全茎只剩下两根管子，一为输尿管，一为输精管，输精管要盘曲起来塞入体内，输尿管要剪掉。割掉阴茎后当即敷以止血药，手术后四五天内不准饮食，半月不准见风。手术后一个月左右结痂收口，阴部只有一个孔洞。1870年，有一个名叫史汀德的英国官员在北京实地采访，把阉割的方法记得很详尽。他说，做手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叫厂子，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外，里面有几名刀子匠，他们没有固定的工钱，但却是政府认可的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阉割，手术费每人六两纹银，负责到完全治好。可是“净身”者大多是穷人，有不少人无法事前付现银，所以要有担保人，手术费可以日后补交。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幼破坏性功能。如果父母决定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要做太监，那么当孩子在襁褓中时，便由一个“特种”佣妇以一种特殊方法经常揉捏幼儿的小睾九，以破坏其性功能，使他的生殖器逐渐萎缩。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显出女性的特征，没有喉结，双乳突出，臀部隆起，声音尖细，行动扭捏，从而显出了太监的典型模样。阉割下来的阴茎被称为“宝贝” 。在中国，被阉割者对“宝贝”是十分重视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不得已而被阉割后，对“宝贝”也要妥善处理，一般有三种放置方法：一是盛以木匣，挂在梁上，寓“高升”之意，这也是阉割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的。二是送进家祠，因为身体是祖宗给的，割下来以后，还是要奉献给祖宗。三是被刀匠所收存，待被阉割者入宫后发迹了，再以银子赎回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太监死后，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宝贝”缝在胯间，一起埋葬，从而以“全尸”、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归天”，否则，无面目去见列祖列宗，而且阎罗王还会罚自己来世为雌性骡马。但是，太监临终时距被阉割已有几十年，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宝贝”已经遗失，他们就要做一个陶或瓷的阴茎以陪葬。“穿着灰色的袍子、黑色的裤子，身体如女佣般前倾，走路一小步一小步，声音比女人还细，肌肤艳丽，并不时地把手放在股间，眼珠子向上看人，这就是中国的宦官。

以上是英国人史汀德对中国宦官外形的描述。

太监们不仅在生理上畸形，而且心理上也和常人有殊。他们喜怒无常，猜疑心重，有自卑心理，还有排外心理，太监和太监“抱团”。他们对于直接或间接影射“欠缺”的事物很敏感，因此如和太监同座，看到无尾巴或尾巴被切短的猫狗时，应转弯抹角地说“鹿尾的狗”；如果看到缺少柄的茶壶时，应若无其事，不要声张；对“切”、“斩”“割”这些字眼要避开，改成别的字眼。他们还有个大忌讳，即不让别人看到下身，否则，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在北京有一条“尽忠胡同”，为太监下班的聚居之所，胡同中设有剃头店、裁缝店、吸烟房（清朝的太监几乎都吸鸦片）和浴池，这个浴池的顾客都是太监，连浴池中的伙计都是被阉割过的，这是因为太监决不愿让非同类之人看到他们的下身。总的说来，太监的阉割是被迫的，这是一种性压迫和性剥削。但是，太监中的极少数人受到帝王宠信以后，进入了统治集团，角色地位改变了，就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了。宦官本非正式官员，不得干预政事，但是由于他们之中有些人比较接近皇帝、皇后而得到宠信，最高统治者有时也和他们商量国家大事；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当皇帝或一些贵族感到自身力量单薄时，往往也借助一些宦官的力量以克服危机。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宦官常常形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不仅能左右帝王的生活，而且能决定国家的命运。在宦官中，固然不乏忠义之士，但许多是察言观色、献媚讨好、野心勃勃、耍弄阴谋、为非作歹，甚至酿成大乱的卑鄙小人。宦官走上政治舞台，在汉、唐之际已经很明显了。有一些著名的事例，如西汉吕后时掌大权并成为宦官中第一个获得爵位的张释；在宣帝时掌握实权并形成了宦官集团的石显、弘恭等人；包围着安帝进行阴谋活动的李闺、江京等等。到了唐朝，有被唐玄宗十分宠信的高力士；有在肃宗、代宗时发动宫廷政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宦官宰相的李辅国；还有杀害宪宗的王守澄和造成“甘露之变”的仇子良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最大、为祸最剧的莫过于明朝了。明代宦官为虐的特点是，宦官众杂。前代的宦官为祸只在宫廷之内，而明代的宦官其爪牙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直接危害社会，茶毒黎民，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作为开国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是深知汉、唐时宦官专政的情况的，因而也就采取了抑制宦官的做法。明初的宦官不到百人，但后来就逐渐增加了。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和外界串通，禁止朝廷的地方官吏和宦官有公文书的往来，规定“内监不得识宇”，甚至在内廷宫门里树了一个铁牌，上面镌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几个大字。但是，明太祖死后才几年，他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最后宦官刘瑾还是把那块铁牌拆除了。明太祖死后才一年，政治上就发生了剧变，他的弟弟燕王朱棣起兵推翻了明太祖之孙建文帝，自立为帝，并把京城从南京迁至北京，是为永乐帝。朱棣即位后，发现朝廷内部和国内都有不少反对他的力量，就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立了一个叫“东厂”的秘密警察机构，由宦官掌握，自此宦官的势力大张。永乐帝以后，朝廷内部互相倾轧，政权极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扩展，成为炙手可热，甚至能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势力。这个时期，宦官们的主要罪行，一是勒索贿赂，搜刮民财。如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在他死后财产被没收，有金银六十余库，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刘瑾受贿更多，地方官入觐，例索千金，有的至四五千金，地方人吏则需送贿二万金。后来没收刘瑾的财产，仅黄金就有1200万两，其他珠宝不计其数。投皇帝所好，诱使皇帝溺于淫乐，以求宠信，从而便于他们混水摸鱼，这是这些太监的又一罪行。例如明武宗时有个宦官叫江彬，出身于北方万里长城的宣府，他常对武宗谈宣府有许多乐师和美女，偷偷地带武宗至宣府，还在外抢掠民女，使宣宗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诱使武宗堕落至极的一个宦官刘瑾，他和另外七个宦官联合起来为非作歹，荼害生灵，而被世人称为“八虎”。他向武宗推荐鹰犬、女人、摔角等玩乐，使皇帝不理朝政，皇帝对国家大事的批示都由他擅自作主，行使管理天下的大权，但因为他是文盲，所以都将朝廷文件带回家中，和他的妹婿及心腹们商量之后再写批答，最后再交给被贬低职位而成为他的秘书的大学士修饰他们的那些俚俗拙劣的文句。三是残害忠良以进一步把持朝政。例如在明成化年间，有个太监叫汪直的，本是瑶人，在战争中被俘被阉而到北京，做了内监。他精灵乖巧，得到万贵妃和明宪宗朱见深的宠信，于是利用这种宠信建立了另一个秘密警察机关“西厂”，和“东厂” 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他用一种叫“弹琵琶”的酷刑来陷害朝臣，一以排除异己，二以壮大自己的声威，这种酷刑就是用锋利的刀来剔活人的肋骨。《明史》记此刑时说：“琶者，锦衣酷刑也。骨节皆才解，绝而复生。” 他为了谎报军功，还不断地挑起外患，使边防军务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更严重的是明熹宗朱由校执政时的魏忠贤。他年轻时本是个无赖，因为赌徒所逼，而自宫，万历年间中选入宫。入宫后和当时为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私通，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对食”关系，即做没有性交关系的夫妻，借以自慰。客氏是朱由校对之很有感情的人，朱由校即帝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封为奉圣夫人。因为客氏的缘故，魏忠贤也一步步地得到宠信，熹宗即位不久，就叫他做司礼秉笔太监，不久又叫他掌管“东厂”，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了。魏忠贤得势后，经常矫改中旨，倾害公卿，并和反对他的东林党发生党争。当时，不容于东林的一些佞臣贼子都相继依附魏忠贤，成为魏的“义儿”，其党羽有“五虎”、“五彪”、“十狗”等，结党以打击东林，以后诬杀杨涟、左光斗等一批较为正直的大臣，对敢于向魏党提不同意见的人施以酷刑，使朝廷中善类为之一空。他和客氏在后宫杀熹宗的选侍赵氏，幽禁裕妃张氏于别宫又进而杀之，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同时他还发动“东厂”的特务对民间加强控制，只要听到有人议论朝政和魏党，就加以杀戮，一时弄得特务横行，人人自危。魏忠贤后来又进爵为上公，气凌君主，媚之者称他为“九千岁”，还有人称他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和“万岁”只差一岁；还到处为他立生祠，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族中襁褓之中的幼儿也被封官位、爵位。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的倒行逆施使本来已经腐朽的明王朝更加摇摇欲坠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天启乱政”。以后，到了无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驾崩，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十一月就宣布魏忠贤罪状，迫使他自缢身死，后被戮尸，十二月，客氏被押入浣衣局，被活活打死；以后又追究魏党，分六等定罪。此祸虽除，但明王朝已元气丧尽，病入膏盲，不久就灭亡了。关于宦官，还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宦寺宣淫”。

据史书记载，太监娶妻的不少。

如唐玄宗时的太监高力士，惊于刀笔吏吕言晤之女吕国妹的美慧，就娶她为妻。唐代宗时权倾一时的太监李辅国娶元擢之女为妻，元擢为此当了梁州刺史。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儿子王衍在在继承皇位以后，曾经和一个名叫王承休的太监之妻私通，这个太监竟因此而当上了天雄节度使。所以，《后汉书·刘瑜传》说：“常侍黄门亦广娶妻”。宦官在宫廷中的淫乱，也是史不绝书。最早的《诗经·小雅·巷伯》，有“萋斐贝锦”之叹。《毛传》乃云：“是必有因也，自谓避嫌之不审也”，乃举颜权之、鲁男子为例。《郑氏笺注》则云：“此寺人被潜在宫中不谨”。这就是说宦者在宫中和宫女有不端的性行为。再如，汉朝的李延年一方面做汉武帝的男宠，另一方面又和宫女淫乱，民《史记·佞幸列传》所云：“李延年坐法腐……与之卧起，其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寝于中人乱。太监怎么还有性能力，这是令今人费解的。从总的方面来分析，有些宦官还有性欲，还有一定的性交能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因为阉割得不彻底，或阉割后有“再长”的现象。有的宦官在显贵后千方百计地使“阳具复起”，此法究竟如何，令人已不了解了。另外，有的宦官虽然没有性交能力了，但是本能的性欲求心理仍然存在，即所谓“跛者不忘其行，哑者不忘其言，聋者偏欲听声，盲者偏欲窥光”。同理，阉人还可能偏思情欲，从而宣淫，他们即使完全丧失了性交能力，也可能用手交、口交、工具交等方法来玩弄妇女，甚至对女子进行性摧残以发泄性欲。后汉的宦者栾巴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阳具复起”者。清代乾隆时有人向皇帝报告说：宦官虽已被阉割，但在很多情况下，被割掉的阴茎仍会长到需要再一次阉割的长度，并说明朝曾发生过太监和妃嫔间的丑闻，建议立即检查宫中所有的太监，对又长出部分阴茎的太监再度“斩草除根”。乾隆准其所奏，结果很多太监又被迫进行另一次非人道的手术，有些人因而丧生。对宦官来说，残余的性能力加上变态的性心理，再与权势相结合，就会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来。如《野获编》“宦寺宣淫”条云：允常为浙之宁海人，举进士，为河南按察全事，微行民间，闻哭声甚悲，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因闻之朝，捕宦抵罪。此洪武末年事。

景泰初元，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死养子。” 事下按御史验闻。

元顺元年，工部左侍郎霍 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复强娶所部女子为妾。

上怒，始遣人执之。

以上都是明朝发生的事情。太监不仅逼奸民女，而且夺妻杀夫，这除了说明他们专横跋扈、无法无天外，也可以说明他们的淫欲炽盛，也可能还有一定的性能力。《野获编》“宦寺宣淫”条又记载了有些完全丧失了性能力的太监也要玩弄妇女，并带有性虐待、性摧残的性质，例如：近日都下有一阉竖比顽，以假阳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法官坐以抵偿，人间怪事，何所不有？

“小唱”即雏妓，那个太监竟用一个假阳具强行塞进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的肛门（即“谷道”），把她活活地摧残死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在古代并不是个别的。惨绝人寰的事不止于此。有些得势的太监享尽人间富贵，却因不能御女而憾恨，所以就千方百计地企求恢复性能力，为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万历年间，有个叫高策的宦官去福建征税，鱼肉百姓。他为了恢复性能力，竟听信了江湖术士所谓“童男的脑髓有效”的妄说，杀害了无数小孩，并食其脑髓，以致“四方失儿无算”①。据载，那个魏忠贤也曾杀过七个囚犯，吃了他们的脑髓，这真是太可怕了！到了清朝，一切都因袭明制，然而对于宦官却一反明朝之所为，管束很严，例如宦官干预朝政者斩，宦官出京者斩。但是，宦官的活跃程度总是和一个朝代的腐朽以及社会的混乱程度成正比的，到了清末，太监又开始兴风作浪了。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太监安德海恃宠而骄，做了许多坏事，横行勒索，无恶不作。有一次，他到了山东，搜刮百姓，被山东巡抚丁宝帧以“祖宗向有内监不许出京之戒”，此必冒充太监，把他抓来就地正法，慈禧来不及救，而且无话可说。据野史记载，在验尸时竟发现安德海赫①《野获编》“食人条”。然有阳具在，丁宝帧即以其他太监之尸作了替换，以遮慈禧之丑，所以慈禧后来不但不怪罪于丁，反而升了他的官。以后，慈禧又宠信太监李莲英，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勾结袁世凯，破坏“戊戌变法”，为虎作伥，推波助澜，产生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据说他是阉割未净之身，有人还向他进奉海肾等壮阳药物。他在宫外有妻妾，而且有子女，不过表面上说都是领养来的。后来，太监小德张又受慈禧的宠信，并成为隆裕皇后的心腹。他权势显赫，有不少大臣竟和他拜把子。隆裕死后，他就告老离宫，最初住在北京永康胡同自己修的一所穷奢极侈的大宅里，过着大富豪的生活，后来又搬到天津的英租界去住，娶了好几个老婆。有一次，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不了他的摧残，跑到大津英租界的巡捕房去哭求救命，诉说在小德张家常受答杖和折磨，小德张贿赂了巡捕房，把这女子要了回去，重入虎口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所幸，历史上的这一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

在中国，商朝时的甲骨文中曾出现「凸刀」字，其义与阉字相通，可见当时已有将人阉割；但未见有将他们作宫庭内侍的记述。西周时开始有使用阉人的记载，《周礼》内有「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当时的阉人被用来作「寺人」、「内竖」、「阍人」等职，但是人数不多且地位低下，只是负责杂役，传令等工作，是家臣的一种。随著专政王权的发展，到了战国、秦朝时，受宫刑的人大量增加，使用阉人的机构亦增多，阉人当政亦开始出现。

到了汉朝，侍候皇帝的人统一被叫作「宦者」或「宦官」。据说此名是出自拱卫在天帝星旁一个叫「宦者」的星座。至东汉时，规定宦官全部要用阉人，大规模宦官当政亦在当时首次出现。之后在唐代末年再次出现大规模宦官当权。至於「太监」一名称，最早出现於辽，本来是政府高级职位的名称，并不一定由宦官任。至明朝时，宫廷内设十二监二十四衙门，提领者被称为掌印太监，俱由宦官出任。於是「太监」变成了高级宦官的称谓，后来成了对宦官的统称。宦官在明代发展至顶峰，明末时曾经有过宦官数万名，遍布政府各部门，以太监充任的特务分布全国。到清朝时，宦官统统称为太监。清朝对太监控制得十分严格，除了清末有一两个受宠的太监外，宦官弄权的情况没有出现。

太监”和“宦官”在清朝以前不是相同的概念。宦官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不过那时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悉用庵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 。“太监”一词，辽代才出现，明代，太监和宦官才发生联系；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高级宦官；充任太监的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公公是对太监的尊称，因为太监，特别是高级太监最接近皇帝，权势极大，最了解皇帝的心思，在朝为官者有些时候不得不依靠太监揣摩皇帝的心思，或者借助大太监的权势往上爬，要是直呼其为太监，那是在侮辱他，所以尊称为公公，以示尊敬。至于“公公”的称谓到底何时开始，由何而来，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寺人是宦官的早期称谓。曾有人望文生义地认为“寺人”之得名，是因阉割后的男人，已如寺院中斩断情缘的苦行僧一般，故而以“寺”名之。

其实，寺人的称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出现，当时中国境内尚无佛教，更无僧人，因而也不可能存在两者类比得名的情形。究其根由，古代“寺”、“侍”两字相通，《诗经·秦风》郑氏笺云：“寺，又音侍，本亦作侍字。”所以，寺人是因其内廷侍奉的职掌而得名的，“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义，此奄人也。”

宦官，又作“宦者”、“宦人”，是古代官方文书中对宫廷阉臣的正规称谓，历代正史为阉人作传，多称“宦官传”或“宦者传”。从“宦”的字义分析，本应包括臣隶及仕官在内，通常人们所言宦海、宦途、宦游，其实仍旧是由“官”而言的。宦官或宦者成为宫中阉人的专称，大约是秦汉之后的事。

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

人们还由汉代宫廷阉宦的官服以貂尾和“铛”为冠首饰物，而将宦官称为貂铛。据《汉官仪》云：“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铛左貂；光武以后，专用宦者，右貂金铛。”汉宫侍中、中常侍，加黄金当附蝉，貂尾为饰。侍中作为朝廷的普通官员多插左貂，由宦官担任的中常侍则插右貂，用赤黑色貂尾。从中也可看出，宫中宦者的服饰与普通官员是略有区别的。

除了上述两大类外，还有以其生理特征与常任职役组合而称的情形。这类称呼也很多，如有宦寺、阉寺、阉宦、宫监、貂寺、内铛等等。再是有带明显感情色彩的称谓，如鄙称有宦竖、阉竖、内竖以及阉狗等，尊称有公公、老爷等。

宫廷中的宦官彼此之间一般都以“爷”互称，姓张称张爷，姓李称李爷。遇到辈分比自己高的宦者应称“师父”，对外人则通常自我谦称为“刑余之人”。据晚清宫廷中的太监池焕卿等回忆，“太监们不喜欢人们把他们直称作太监，如果你把他们叫做公公，那简直是骂他们八辈祖宗。”由此可见，在太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人们能像普通人那样的，称其为“爷”的。

太监——最早开始与秦国，那些君王，贵族出的主义吧。为了使自己的妻妾们对他保持贞节，不准她们和一般男子接触，但后宫又需要男子服役，所以就大量地使用阉人，即中国所称的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战国时期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