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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落脚点为何选择西北
新华网甘肃频道( 07-28 09:59:55) 来源:
朱世荣
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早已明确了的方针。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即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指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而,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在长征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会合思想的提出
1934年初,广昌战役之后,中央红军要在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也已估计到了。因此,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转移计划。据周恩来1943年的回忆,在长征前,中央书记处开过几次会,关于成立三人团、去留人员的安排等,都作过研究。但是博古、李德一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没有适时作出战略转移的总方针,转移计划只在极少数高级领导层中秘密进行,就连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是在部队转移开始时才知道。从现有的材料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转移此问题上决断犹豫,准备不足,仓促出动。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未在中央政治局上讨论,而且转移的命令、指示多以"绝对机密",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8.6万人的大军行动,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充分准备,很难有统一行动。因此,"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因为军事指挥上只简单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堵截和尾追。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内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王稼样、张闻天批评中央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12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博古、李德坚持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建立川黔及云、贵、川根据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博古、李德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计划。毛泽东主张红军应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主持者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向黔西北前进。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是长征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会议决定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意与北上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渡江不成,中央又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指挥之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在这里转战了半年之多,始终未找到适当的根据地。很明显,红军转战西南地区,在贵州、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长途跋涉,东奔西突,军事上固然机动灵活,实际上却仍旧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因此,始终在要求部队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战。总结起来,红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失败,根本上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较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这是因为,西南虽然偏僻却仍旧是人口密集地区,地方军阀各霸一方,养兵甚多,除贵州军队不能打以外,川军、滇军都有一定战斗力,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遣大军跟入,迫使西南各地军阀联合起来,异常积极地对红军作战,从而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的困难境地。与此同时,红军因兵力有限,又因长途征战损失不断,补充困难,战斗力减弱,不能不避实就虚,尽力避免与强敌决战。因此,红军只好转战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和四川西部这些高原山区,力图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可是这些地区之群众,往往又以少数民族居多,民情处处隔膜,再加上该地少数民族与汉族民族关系一向较为紧张,红军不仅立足困难,而且给养、兵源完全不能解决。基于上述原因,中共中央终于在1935年6月决定改变西征方针。
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北上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地区已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后才提出的。最初从江西撤退时为什么不提北上方针呢?前文已述,中央多次决议虽未明说,但最终是要北上的。因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并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全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两河口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要求一、四方面军,在目前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把中华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会后,刘伯承为中革委起草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三路向松播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但是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到敌的危险局面。因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红军改经草地北上。
红军继续北上创造陕甘根据地
张国焘违抗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但又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求他率领右路军迅速北上,张国焘夸大敌人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为了应付当前的危机,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中共中央长征以来不愿提出,而必须提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此大的举动,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贸然行动,风险是很大的。但是中央这里考虑的不仅是创立根据地的问题,而且要绝对保护经过长征的数千名革命力量。为了具体落实这一方针,中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就在这时,毛泽东在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情况对中共中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改变了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
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9月27日,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在此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会议改变了9月12日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并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毫无疑问,半个月前中央作出的决定是迫不得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不打通国际路线了。就在这时,博古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撰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文章详细地论述了在陕北落脚的意义,指出"在陕甘--特别是陕北有着惊人的蓬勃的发展。无疑的,这个发展,其意义,其重要性,决不限于陕西,决不限于西北,而是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赤化整个西北之开端与先声"。因此,我们要"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榜罗镇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翻越六盘山,突破长征最后一个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实现了中央最初在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愿望。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决定,并指出"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北根据地的建立,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中国人民开始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 再也不做站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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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纯属偶然。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路,到哪里去?战略方向曾有8次抉择,最终到陕北落脚。由于张国焘闹分裂,坚持北上的只留下不足8000人,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因此,俄界会议决定到中苏边境去占一块地盘。1935年9月18日,长征的红军部队进入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进行了休整,并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正当四处寻找出路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红军在哈达铺一个邮局找到一些旧报纸,上面登有阎锡山进攻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至此才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有一支红军队伍,顿时欣喜若狂。毛泽东在团级干部会上明确指出:“到陕北去,找刘志丹。”9月28日,红军到了通渭县榜罗镇,又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到陕北落脚。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进入根据地,宣告了长征的胜利。
- 陶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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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较偏僻,符合毛泽东打游击的条件
2 有刘志丹最初建立的根据地作为基础
3 南方的其他根据地基本上已经被消灭
4 官方的所谓去北方抗日的说法
- 左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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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离苏联比较近,万一革命失败,可以逃到苏联
- 王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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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陕北红军的根据地基础,中央红军经过长征需要休整
- 朽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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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里偏偏没有国民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