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论外几 -
清以前有很多人注苏诗，但却很少有人注苏词，只有一部宋人《注坡词》在小范围内以手抄本流传。本世纪却相继出现了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龙榆生的《东坡词编年笺注》，最近30多年更是笺注苏词成风，曹树铭、郑向恒、唐玲玲、薛瑞生多家皆有苏词全集注。我认为对苏词旧注的整理应以刘尚荣《注坡词》校证成就最高，而最近几十年的苏词新注本，则应以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所取得的成就为最高。读了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邹同庆、王宗堂合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我很想将对薛氏《笺注》的评论移赠邹、王《校注》。
邹、王《校注》始于20年前，10年前已交稿，直至2002年年底才出书，用作者的话来说，叫做“早成而晚出”(《校改后记》)。
邹、王《校注》之所以比薛氏《笺注》更令人满意，认为主要在去伪存真上。宋元版本的苏词一般只有二百六、七十首，即使本加上拾遗也不过317首，而明清各本逐渐增多，到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时，东坡词已多达360首。苏轼声名太大，从苏轼生前起托名苏轼之作者就很多，南宋尤甚，在苏轼诗文词中，苏词尤甚。对明清新冒出来的“苏词”，不敢说都是伪托之作，但至少不可轻信。曹树铭“宁严毋滥”的意见是对的，他只为270首苏词编了年，加上未编年词也只有319首，其他40首都收入互见词、误入词，既保留了各种版本所收的苏词，又提醒读者其中一些苏词未必可靠，尚需研究。但曹氏对这些误入词往往未作深究，而以“意境不类”、“风格不类”一笔带过，而意境、风格的类不类，见仁见智，很难说清楚，故也很难令人信服。
邹、王《校注》之可贵就在于把53首“苏词”和9则残句列入了误入词，而且都提出了比较可信的根据。如《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第931页)，首先从苏词版本断为误收：“此词见吴本、明刊全集、二妙集。傅本、元本、毛本、朱本、龙本、曹本皆不载。”毛本还讲了不收的理由：“秦淮海词，删。”接着列举十多种秦词版本证明确属秦词，并加以断语：“吴讷《东坡词拾遗》作苏词，盖误收也。明刊全集、二妙集均承吴本之误。”对《虞美人》(“落花已作风前舞”，第933页)的考证也是比较可信的：“此词系叶梦得作。今传诸本《石林词》均收，毛本《石林词》系据宋本勘刻，较为可信。且宋人曾<忄造>、黄{曰升}词选亦作叶词。曾<忄造>《乐府雅词》成书于绍兴丙寅(1146)年间，时叶梦得尚未过世，其作叶词，当不谬。而《东坡词》宋元诸本均未收，自明万历茅维刻《东坡全集》时始补入。茅刻《全集》，世人有‘窜乱者甚多"之评，殆不可信。”
邹、王《校注》不仅多从版本下手确定苏词的真伪，而且也很重视同时代人的记载。如虽然傅本、元本、吴本均收了《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鹭飞”，第929页)，但根据曾<忄造>《乐府雅词》卷中所载徐师川跋语，断为黄庭坚词。邹、王《校注》在引徐跋后说：“为补足元真子《渔父词》，坡、谷各作《浣溪沙》一首，而山谷晚年悔前作(指黄庭坚《浣溪沙》“新妇矶边眉黛愁”词)之未工，因另制此首《鹧鸪天》。徐师川乃山谷外甥，所言较为可信。”
邹、王《校注》对苏词真伪的处理还是比较谨慎的，凡是把握不大的，就入互见词或存疑词。如《菩萨蛮》(“娟娟侵鬓妆痕浅”，第887页)，有作苏词者，如宋曾<忄造>《东坡词拾遗》，此书“系据张宾老所编本并载于蜀本者收录，张编本成书于大观三年(1109)以前。故知此词于北宋后期已传为苏轼作”。有作谢绛者：“始于黄{曰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该书始刻于南宋淳<礻右>九年(1249)，较曾<忄造>本《东坡词拾遗》晚出近百年，其可靠性当不及曾<忄造>《拾遗》。”但作者并未完全按成书时间就断为苏词，因为他们还考虑了曹树铭的意见：“曹本注谓‘谢绛词无非侧艳之作，此词意境，与谢词相合，故断定非东坡词。今移列误入词。"”但他们对曹的意见并不同意：“仅以意境定是非，显证不足，难以置信。”最后采纳了《全宋词》的慎谨处理方法：“《全宋词》作互见词收录，实为审慎。属苏属谢，尚待详考。”对曹注仅以意境、风格断为非苏词者，邹、王《校注》一般改入存疑词，这也是比曹谨慎的表现。如《虞美人》(“冰肌自是生来瘦”，第918页)，曹本校注云：“按此词系女流口吻，意境与东坡词不类，断非东坡所作。今移列误入词。”邹、王《校注》云：“此词宋元诸本东坡词未收，始见于明刊全集，未详所本。曹本以意境不类东坡词而断为伪作，缺乏显证，尚待详考。今列存疑词类。”古代以“女流口吻”作诗词者很多，以此断定非苏轼作，确属“缺乏显证”，很难令人信服。再如《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有“湘川风静吐寒花”句，还有“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句，苏轼一生从未涉足湘水，即使到过湘水，“梦到故园”也应西望，而不应“南望”。今存最早的苏词版本傅本、元本都未收此词，今存宋人所作的多种苏轼年谱(何抡、施宿、王宗稷、傅藻)也未提及此词，对苏轼此词的可靠性更应持谨慎态度。曹本就把此词编入误入词。薛本《笺注》却把它作为开卷之作，认定此词作于嘉<礻右>五年“庚子正月发荆州出陆北行时”，以此证明“东坡词与苏轼诗文同步说”。邹、王《校注》另立新说，认为“此词非苏轼作，应是他的友人张舜民词”。所举理由我认为是可信的，但作者却“不敢自是，为稳妥计，暂不作误入词而列入可疑词类，俟诸来者辨析”。这是十分谨慎的，这比把它作误入词或编年词处理稳妥得多。编年词、未编年词都是明确肯定其为苏词，误入词则是明确肯定其为非苏词，都宜慎重，凡无显证者暂入存疑词，不失为比较谨慎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