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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牧甫的生平梗概 黄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别署黟山人、倦游窠主。青年时，书斋取名蜗篆居；中年一度名延清芬室；晚年所居曰倦游窠、息倦窠、古槐邻屋。安徽黟县人。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出生于家乡黄村，他的父亲黄德华，字仲和，是个读书人，诗文之外，还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竹瑞堂集》。牧甫由于家庭濡染，少时便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开始学习刻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他的家乡因太平军与清军在那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兵燹所及，流离颠沛?其困境是可以想见的。父丧不久，牧甫的嫡出之兄，即提出分家，他要独占一半：牧甫为继母所出，其生母与牧甫弟妹；亡人共得一半。牧甫之母为此气得自缢而死。按当地俗例，非正常死亡不得入祀祠堂，经牧甫哭争?始获准暂厝于家祠。自母之逝，牧甫哀毁逾恒，卧母棺之侧守灵者半年，孝行闻于乡里。为了照顾弟妹的生活，还未到二十岁的牧甫，迫得离开家乡，跑到江西南昌去谋生活了。
关于牧甫青年时代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他四十八岁那年所刻『末伎游食之民』一印的边跋中得到一些消息。边跋写道： 『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刻是印以志愧焉。这里所说，当指曾在南昌作过多年店员的事。据少长南昌、又癖崇牧甫的傅抱石先生在一九四零年所写《关于印人黄牧父》一文(载《傅抱石美术文集》)所述，牧甫曾在南昌东湖之滨百花洲的『波月轩』照相馆任职，抱石先生少时还见过这家铺子的招牌。至于牧甫具体的职责，据说是招呼一切来照相客人，如收定钱、写号单等。傅文还谈到： 『但牧父先生对此是很不尽职的，天天有很多人进店，而不是来照相的，只是来找牧父先生谈天，甚么金石书画，他们一谈就半日。老板不高兴了，不但招徕不了顾客，反而弄的损失茶水，于是离开了那照相馆。』当然，这绝不是牧甫初到南昌时已经如此，而是居住了一段日子，艺术上有了一定名声之后的景况。 抱石先生还谈到：牧甫有位胞弟厚甫以擦笔画像驰名南昌，在董家塘小巷内设『澄秋馆』为人画像。牧甫先生失业后，就住在弟弟那里，靠卖字卖印过活。有一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有人拿了一本汉碑的拓本求售，索价八元，牧甫和弟弟正在吃饭，身无分文，也不顾弟妇的阻止，脱下皮袍，马上上当铺典了钱，把拓本买下来。热切追求艺术的寒士生涯，于兹可见。过去曾有人说，牧甫与『从兄』在南昌曾开设过照相馆，看来是一种误传。不过，牧甫先生作店员时，尽管是作写单等工作，对显影、定影黑房技术还是有相当认识的。容希白师旧藏《穆甫杂录》原稿，其内抄有显影、定影的配方就是明证。 牧甫在南昌住了多少日子，没有留下确实的记载。『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巨印印跋说： 『时戊寅(即一八七八年，牧甫三十岁)夏五月牧父客豫章(即南昌)作』、 『刘庆嵩印』印跋说：『岁己卯(即一八七九年)客江西』，接着的年份未见印刻和边跋，无从推知其行止。但一到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年)的印跋，便大量地出现时客羊石』、『作于佗城』、『寓粤中作』等等的话，可能在此之前的十多年一直都住在南昌。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 ，牧甫来到广州，这时已经三十四岁。广州无论经济、文化等方面比南昌活跃，这对欲以鬻艺营生的牧甫来说，无疑是比较优越的条件。抵粤翌年，名士符子琴就为他代定了刻印的润例，加以推介。当时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是一位雅爱文流的官僚，一时文士像沈泽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或延入幕，或为座上客。长善的儿子志锐，字伯愚，光绪庚辰进士，后授编修，是瑾妃、珍妃的从兄，他十分钦佩牧甫的篆刻，请他刻了很多印，而且在经济上经常周济他。我们试读『同听秋声馆印』印跋便可了然：『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而偏中伯愚太史嗜痂，太史将闵其饥寒而周之耶？诱之而使之至是耶？将有以为取乎此也。』牧甫在广州很快便结识了一班文士，以及爱好书刻的官员，他们给牧甫提供习艺的金石资料，在生活上也支持他，正因为有了像志锐那样有力的人物的揄扬荐举和大力资助，所以才有机会到北京国子监去求学。
牧甫是在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八月到北京国子监肆业的。那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由于一段时间他失过学，这时亦年已三十七岁了，所以只侧重在金石学方面下功夫。北京是文物荟萃之地，又得从盛昱、王懿荣、吴大澄等名家问学，视野扩大多了，艺术提高也很快。那段时间刻印也不少，印跋中常有『游笈停都门』 、『志于南学西舍』的话。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八月起，牧甫以国子监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石鼓文》 ，准备将刻石置韩文公祠壁，学录蔡赓年担任校文，未全部刻竣，牧甫便有广州之行，续刻的工作，由拔贡生诸城尹彭寿担任。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澄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从事经史的校刻。牧甫与吴大澄有旧，大澄便邀请牧甫来广雅书局校书堂担任校刻工作，凡广雅书局所刻好几百种书籍，扉页的篆书，多出牧甫之手，遇上得意之笔，背面还写上『光绪某年黄士陵署』的字样。钱君陶先生那文章和乔曾劬的《黄先生传》都说牧甫是大澄的幕客，我以为不如说是座上客比较妥当。牧甫绝不是行政人材，也不一定有兴趣于仕进，乔氏所写的传说：『(大澄)讽以纳粟为官，先生夷然不屑。』我以为是可信的。而作为金石学者的吴大澄，许多金石器物的墨拓、整理工作，是需要像牧甫这样的人来帮助的。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五月，吴大澄借到川沙沈树镛宋拓《刘熊碑》 ，以赵u39d1叔的双钩本加以校定，曾请牧甫用端石重为摹勒。同年七月，大澄又请牧甫与尹伯圜合作，将他所藏的古印，编排钤印为《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不久，吴大澄调河东河道总督。牧甫仍留在广雅书局校书堂工作。 (原设在南园旧址，即广州市文明路与文德路交界处的中山图书馆) 。广雅书院为张之洞所创办，院长梁鼎芬是牧甫的旧好，因此他为这所学府也贡献了力量。广雅书院特制的印有『广雅书院』的青砖，及印有『广雅』的瓦当，都是牧甫手笔，乃至连藏书橱两门用磨沙玻璃磨制的『广雅』二字，也是牧甫所作。院中印章固其刻制。据老辈相传：过去『无邪堂』有一石碑也是他写的，今已无存。而『文革』前仍保存的《广雅书院教规》、《创建广雅书院奏折》、《请颁御书扁额折》的篆额，虽无题款，但一看便知是牧甫的书迹。即使说是张之洞篆的《许君说文解字序》 ，也可能为牧甫所捉刀。牧甫在校书之暇，鬻书卖印，生涯并不寂寞。其中为黄绍宪、俞旦、李茗柯兄弟、欧阳务耘、龙凤镳、孔性腴、江仁举、潘宝璜、锺保珩、伍懿庄等刻印较多，多者约百方，少者亦数十方，其他如张之洞、梁鼎芬、潘兰史、黄遵宪、苏若瑚、潘衍桐、朱一新、康有为、陈乔森、胡汉秋等也各有一些。外地的不少女士也经常来信求印。
牧甫在广州还有这么一段韵事。李茗柯与他的四兄雪涛、六兄若日，同时拜牧甫为师，或习篆刻，或问书画。茗柯的父亲对牧甫所藏的汉吉羊大镜倾慕备至，亟欲得之；但牧甫却视如性命，不肯割爱。李父便每日遣其婢给牧甫送点心，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示，得偿所愿。不久，牧甫锺情于其婢，这件精美的汉镜便作为聘礼而入于李家了。这位李家之婢姓朱，为牧甫生了一子名子牧(早夭)和两个女儿。据说牧甫婚后，曾在今广卫路的华宁里居住过。
牧甫第一次来粤，住了近四年。第二次来粤，一住便十四年，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OO年) 五月才离开广州回安徽，这时已经五十二岁。前后一共在粤十八个年头。『臣度上言』印的印跋说：『牧甫篆刻，时乙未(一八九五年)夏四月舟次歙东尾滩埃港。』这告诉我们：牧甫在粤期间，曾回安徽探望过，或许是为以后回乡作准备吧。
牧甫少小离开了家乡，浪迹天涯，年纪大了，就想着家乡，他后来以『倦游窠主』和『息游窠主』自号，正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本来，五十二岁，正是如日方中的时候。以牧甫的才华和当时的健康情况，在艺术上应该再事创造，但他过早地产生退隐的意念了。这是令人可惜的。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年)回到故乡黟县，仅仅住了两年光景。到光绪二十八年(一九O二年)秋间，便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又带同大儿子少牧一道到武昌去，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技术性辑著工作。当然，这时也刻了好些印。除为端方、褚德彝等镌刻外，在广州的盛季莹等旧好也去函索刻。《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卷首的『倦游窠主五十四岁小景』 ，就是住在武昌时由其擅绘人像的弟弟厚甫据摄影彩绘而成的，逼真如同照相。牧甫在上面题了这么一段文字：『光绪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鱼，适逢贤东道主，既无弹铗之歌，又乐嘉鱼之美，处之稘年而貌加丰。』这正是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
光绪三十年(一九O四年) ，牧甫归老故乡，从此不再复出，这时才五十六岁。他寄情于故乡秀丽的山水，又解囊存恤孤寡，周给贫困，很得乡人的称颂。对于同乡书法篆刻爱好者的求索，则有『在黟减半』的优惠。后来由于修建自住房子被人诬告侵占土地而对簿公堂，情绪很受 *** ，加之哮喘复发，身体逐渐走下坡。本来，回乡以后，对艺术的研究，牧甫并没有放松过。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正月开春，他还刻一方『古槐邻屋』的印章，才隔两三天，在正月初四日，便病逝于家，享年才六十岁。
牧甫是个国子监学生，一生中又两次作为贵官的座上客，要想仕进，不是没有机会的。但他始终自乐其乐地过著鬻艺自给的廉介生活。这彷佛有点像他曾经私淑过的完白山人邓石如似的，牧甫晚年常常自称『黟山人』 ，或许多少也有这点意思吧。端方在挽牧甫的长联中写道： 『执竖椽直追秦汉而上，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于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乃名臣，处为名士』。可说搔著痒处。
最后，附带在这里对近人某些有关牧甫的叙述，作必要的澄清。一个是牧甫从哪里到北京国子监求学问题。钱君陶先生《我所知道的黄士陵》一文(载《艺林丛录》第八编) ，说牧甫在南昌常到一家旧书铺看书、借书，并为该书铺写了不少书签、扉页，以为交换条件，后为江西一位高官赏识他用篆书写的书签、扉页，要见牧甫，并把他介绍到国子监读书去。又乔曾劬的《黄先生传》说：『……父卒，母谢夫人殉焉。先生形毁骨立，蔬食三年，孝行闻于乡。服阕，诣燕京肆业国子监南学。』这两段叙述都不确切。牧甫既不是在江西夤缘北上，也不是从安徽直接而去，而是在广州为有力者所荐举的。这在前边已有具体的说明，于此不再重复。另一个是牧甫两次入粤的年份问题。黄文宽在《黄牧甫印存自序》(见冼玉清《广东印谱考》油印本)中说：『光绪八年壬午，(牧甫)第一次来粤，客吴清卿幕中。』又说：『(牧甫)戊子第二次来粤，客张南皮幕中。』这都不对。按光绪八年吴大澄尚在北京任太常寺卿，哪有牧甫从之来粤之理?而第二次的来粤，既不在戊子，亦非入张之洞幕。我藏有《寄盦集古印》原钤本，前有牧甫在戊子十月亲笔为俞旦作的题记，中有『岁丁亥(即戊子的前一年，一八八七年)，陵来东粤就食吴客翁门下』之语，可作确凿的证明。上述资料恐人误引，因并辨之。
二：牧甫的篆刻艺术
牧甫在少年时代开始篆刻的学习，并无师承，主要是靠自己的摸索。牧甫的胞弟志甫在牧甫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跋语上说：『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鸟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其嗜之之笃，至于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近镌《多心经》一卷，章法典雅，运刀如笔，余不工篆刻，亦能辨之。』从这里可以知道，牧甫学印甚早，到二十八、九岁已有《心经印谱》之作。此谱各印，可以看到当时牧甫走的是师法邓石如，陈曼生、吴让之等名家的路子。
牧甫第一次来粤，因为得到一册让之晚年的印册，反复钻研，很有收获，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摹拟让之风致的特多。他在『丹青不知老将至』一印的印跋上说：『张心农自江南来，购得让老晚年手作印册，知余攒仰，据出授观，余闭门索隐，心领而神会之，进乎技矣，质诸振老以为然耶否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有时仍用石如、钝丁、曼生的家数。
到北京的前后三年，牧甫广泛地涉猎周金汉石，转益多师，从中领悟到『印中求印』的不足，以及赵u39d1叔寻求的印外求印的必要，因而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那时，牧甫如饥似渴地搜集金石资料，大胆地进行各种试探。一次，他刻了『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惟时上已一印，在边跋上刻道： 『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法瘦劲，似 *** 镌铜，碑碣中绝无而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笔，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用心之深也。』又有『国钧长寿』一印，亦住在北京时的作品，得印者见到牧甫当面给他镌刻，颇有体会，特意写了一段文字，要求牧甫附刻在石上。这段话说： 『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于用笔，而岂知不然。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未一亲寓目焉。窃意用刀必难于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乎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日：唯。因并乞为刻于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这番话，生动地记述了牧甫在创作时对篆稿的严肃认真和求变的精神，以及镌刻时的淋漓痛快。如果说，牧甫第一次来粤在篆刻创作上是摹拟期的话，那末在京的期间该是他的蜕变期，而第二次来粤以后的三数年，则应是牧甫的创新期了。
牧甫经过长时期艰苦细致的探索，遍摹了古印和各名家印，到了四十岁以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的刻印的特点是：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妄怪之失。他取法于汉印中光洁的作品，而借镜于赵u39d1叔。u39d1叔是用切刀来体现汉印，牧甫则改用冲刀，使汉印原来铦锐峻峭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他在印跋上说： 『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见『季度长年』印跋)又说：『赵益甫(即u39d1叔)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他临仿和摹拟过u39d1叔的作品，但怎样才能像u39d1叔那样，既学到古印的精神，又不为前人所羁绊呢?牧甫是有过一个探索过程的，在绍宪长年印的印跋中说： 『仿汉铸印，运刀如丁黄，仍不脱近人蹊径』。过了三数年，终于摆脱清代名家喜用的切刀，改用酣畅挺拔的冲刀来治石。当然，清人用切刀有用得好的，但浙派的末流，却变成锯牙燕尾，非来一个改革不可了。请看，牧甫在『菽堂』一印印跋上揭示道： 『用冲刀法仿古铜印』 ，而这印正是他的本色。到这时，牧甫算是真正闯出自己的路子来了。从这些印跋里，我们可以看到牧甫印艺创作的发展途径。牧甫给他的学生李茗柯刻了『师实长年』的印章，在边款上说：『此牧甫数十石中不得一也。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愿茗柯珍护之。』这方师实长年的白文印，是牧甫平常最习见的面目。 『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 ，说起来简单平淡，而这正是牧甫经过一、二十年的探讨，像孙过庭论书所说的那样：『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他是掌握了石如的峻拔奇纵，曼生的英迈爽利，让之的稳练自然，再回到『平易正直』上来的，所以看似干实，貌不惊人，但却静中有动，方入圆出，以巧为拙。在字的处理上，为了疏密变化，他往往从秦代权量诏版上摄取似欹反正的神理；在笔画的粗细变化上，也加以适当的调整。白文如此，朱文亦然。前人作印，每在笔画的交叉处或交接处弄得圆浑厚实，就像梁退庵所挖苦过的：在黑漆方几上贴四张圆纸，就说成『田』字那样，牧甫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朱文印的笔画交接处上却特见锋棱，斩钉截铁，这不仅是他的手眼明快，亦所以见牧甫印格的清刚挺拔。如果篆刻也可以跟书法打比方的话，那么，牧甫的篆刻的巧妙，无疑是最合适跟伊秉绶的隶书相提并论了。伊秉绶的隶书，结构平正，笔画劲直，由于在结构上注意疏密变化，每字都有那么一两笔的险笔，这样，整个字便活了起来。这不就是牧甫自谦地说的『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吗?这点，我们还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牧甫在『叔铭』一印的边款上自我表白道：『伊汀州隶书光洁无伦，而能不失古趣，所以独高，牧甫师其意。』这就最清楚不过了。
牧甫对章法有特别的造诣。邓尔雅说他『尤长于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这是很有见地的。他配字很讲究疏密、穿插，彷佛有意，又若无意，密字清疏，意趣横溢。牧甫在国子监时曾刻过一方四十七字的多字印，用周金文字入印，但每字不是平列如彝铭，而是大小参错、上下左右疏密向背极有情味地组成在一起，刻成之后，他在边款上说：『多字印排列不易，停匀便嫌板滞，疏密则见安闲。』过了十多年，又刻下『锻客』一印，在边款上说道：『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易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看看印面，想想边款所云，可以使人悟到许多道理。
牧甫自成家法后的用刀，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弟子李茗柯告诉人说，牧甫刻印所用的冲刀法，完全遵照传统，执刀极竖，无异笔正，每作一画，都轻行取势，每一线条的起讫，一气呵成，干脆利落，绝不作断断续续的刻划，和三翻四复的改易。我们看到钤本，可以领略到这点。如得到牧甫的原刻，将它洗干净，用放大镜仔细揣摩用刀的方法，将更证实茗柯是言之有据的。
李茗柯曾经说过：『悲庵(指赵u39d1叔)之学在贞石，黟山(指黄牧甫)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不少人都以这番话为知言，赵u39d1叔的暂不讨论。以牧甫而言，他的自成体貌，确得于吉金为多，但主要在两汉的凿款，得其铦锐纵横，光洁挺劲，而并非在三代以上。这是该辨明的。他所资极博，彝鼎、权量、泉币、镜铭、古陶、砖瓦，以及周秦汉魏的石刻，当然少不了玺印：他都能摄其意趣：熔铸到篆刻中来。在牧甫以前的篆刻家，古玺都无深究，只有到了牧甫，才尽窥其奥，而且巧妙地参用金文，他在四十岁那年为黄绍宪所刻的『绍宪之章』 ，黄氏得到了，致函牧甫说：『得此仿古玺，令我不复思周秦故物矣，乐何如之』。看来不是瞎捧场的话。
傅抱石先生曾评论牧甫的印艺说：『我个人往往以为他的印，刚而有余，但变化不足以副之。若把书法作譬，他似是颜鲁公而绝非赵文敏；把画作譬，则密近『院体』在『马』、『夏』之间，而不是石格与梁楷。他的朱文胜过白文，他的小印胜过大印。他既能在细微处显出功力；又能在承转间芟去支蔓。任你如何的天禀，可以学徐三庚很快的得名，然不能短期蹈袭他的步履。他的可贵在此!他的可敬在此!他的可惜，我看亦复大半在此!』所说颇有见地。
牧甫的边款也有必要谈谈。他早年曾经学过明人那样的行书双刀刻法(见『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印款) ，但平常最习见的单刀意拟六朝碑刻的楷书款刻，沉厚而又棱厉，一如其书，或大或小，无不有笔有墨，大者每见沉雄，小者时露秀雅。曾见『石邻白牋』一印，印款也是楷书，但风致颇与u39d1叔为近，可能是一时的戏拟吧了。牧甫偶尔也有用金文的(见『俞伯惠』) 、篆书的(见『逸休堂』) ，和隶书的(见『哀五封事』印款。至于文词的隽永，以及往往抒发他对印艺的见解，这是爱好牧甫印艺的人都注意到的。牧甫半生以鬻印为生，刻了大量的印章。他为友好、学生，和巨室所刻大批印章中确是佳作如林；但一般的随意应酬之作，个别亦容有失之纤诡或平淡。这是我们不能为贤者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