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勒 -
湘江北去，源远而流长，湖南的茶文化也如同湘江一样源远流长。
说道茶湖南是不能不提的，说茶而不提湖南那是在割裂历史。最早关于茶的记录应该是关于神农的传说了。书上曾经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新语道基篇》），“斫木为耜之利，以教天下”的耜耕农业，还“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死托祀于南方”（《吕氏春秋》）。神农“尝草别谷”、“火德天下”和“教民耜耕”的三大贡献，创拓了中华原始农业，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三皇”祖先之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本草经》）神农发现了茶叶的解毒作用，使人们开始重视茶叶，并利用茶叶，开掘了茶文化之源。《吕氏春秋》中有“神农死托祀南方”之说，据《帝王世纪》和《路史》等记载，相传炎帝晚年巡游天下，积劳成疾辞世（有一说是误食断肠草去世）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帝葬长沙茶乡之尾是茶陵。炎帝神农氏陵在县西三十里。史记云帝葬长沙之茶乡”（即邑西康乐乡，《酃县志》卷之四，炎陵帝纪，同治十二年重修）。宋乾德六年（公元967年），太祖派人访遍全国古陵，终于在湖南茶陵县南百里的白鹿洞（今炎陵县康乐乡鹿原陂），找到了炎帝陵，于是建庙祀奉，绵延后世。至今，炎陵及相邻的茶陵、安仁县依然流传着神农尝草识茶的传说。所以说到了茶，即便是神话传说也是同湖南这块热土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当然这样的传说似乎没有多少的说服力，毕竟说来都是些神话了的传说。但是如果按照饮茶之风行于唐朝的说法，湖南茶依然有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面。唐朝末年，马殷占据湖南，号为楚王。当时湖南商贾能在中原地区行走的最重要一个条件便是湖南每年需要进贡25万斤的茶叶给中原的朝廷。千年之前的中原士族们便是在湖南的茶香里舞文弄墨，仅仅这点就可以让人浮想联翩。
但是显然茶在湖南不是唐朝才开始的事情。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挖掘中，出土汉隶书写的“一笥”的竹简和“笥”木牌。湖南博物院周世荣先生研究，认为即檟异体字，而檟在汉前指茶（也有学者认为是指桔柚一类的水果）。一号墓主为西汉长沙国丞相軚侯利苍之妻辛追，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入葬，出土的一幅绢帛绘画，有人考证有一幅为《敬茶仕女图》。三号墓为利苍之子后元四年（前160年）入葬，一、三号墓文物中“一笥”，“笥”的竹简或木牌出现了四次。
至于1954年在长沙魏家大院，第四号汉墓中（约为文景帝之际，前179-前143年）出土了一枚石质官印，上书“荼陵”二字。汉墓出土文物证实，公元前168年湖南已有茶叶生产，也有以茶命名的茶陵县，随葬品说明墓主的生前嗜好饮茶，死后将茶作为陪葬。这些物品是我国茶史上最早的文物，无论在礼仪、帛画、绘绣、撰刻的艺术表达水平上，还是在中华茶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深远意义。
当然湖南在中华茶文化方面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单可以列举这样的历史事实，更可以从古到今流传至今的很多东西来寻访到湖南茶文化悠远的馨香。譬如说：岳洲窑，铜官窑。陆羽《茶经》四之器记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
湖南岳州窑自被陆羽《茶经》中列为唐六大名窑之后，似沉入洞庭湖中，未见于任何史籍，1953年经考古挖掘始知岳州窑系湘阴城南铁角嘴窑头山一带，发现裸露在窑地的大量文物。1983年在城南偏西的樟树镇百梅村，又发现15万平方米的百梅窑址，最厚的文物堆积在2.5米以上，出土文物碗、钵、碟、壶、瓶、罐，釉色多样清鲜，纹饰讲究，上层为宋瓷，下层为东汉青瓷。1986年普查在湘阴湖江岸边发现古窑址25处，其中青瓷窑址就有18处之多，1997年马王墈窑址出土了大量青瓷器物窑具和隋代龙窑，有8个文化层次，包含唐、隋、南朝（梁）、东晋、西晋、东吴六个时段，延续500余年。其西晋匣钵，使“匣钵烧造法”向前推进300余年，这一重大发现为中国青瓷技术发展史寻到了源头，证实了岳州青瓷在中国青瓷史上应具的地位，也是湖南最早的青窑瓷，是研究青瓷史不可多得的文物。
岳州瓷的釉色以青绿居多，青黄者少，釉层较薄，玻璃质渗光亮。初唐，岳州瓷大多只施半釉，甚至有的器皿只有口沿施一圈釉，成为该窑产品的一特色，《茶经》中指的岳瓷和越瓷一样，较其它瓷色青，并评说“青则益茶”。从出土文物来看，岳窑的青瓷、生活瓷、工艺瓷都有生产。生活瓷有隋代有青瓷小杯，青瓷足杯；东晋的青瓷洗；南朝的青瓷三足炉；东汉的青瓷双系壶；三国的青瓷笸及唐代的青碗。工艺瓷有车马人物、动物、家禽等。晋代青瓷穿山甲及鸡埘造型美观，逼真逗趣，体现出十分高超的技艺。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与岳州窑同时存在的长沙窑。长沙窑址设在铜官镇，又称铜官窑。其产品在国内外有大量出土，历史影响颇大，也是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古窑。长沙窑与众不同的是胎以灰白色为主，釉以青中泛黄为主，另有黑白、褐绿彩釉；纹饰丰富，以釉下彩为其特色；器形品种多，形状各异。而且长沙窑开创了以文为饰的先例，在一唐代出土的青釉褐彩壶上记有一首忘年爱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文趣味，具有浓厚的风土气息。据考证，岳州窑先，长沙窑后，后有长沙窑取代岳州窑之势。近年在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考古学家在挖掘八、九世纪文化遗址时，发现有长沙窑瓷。1974年在宁波出海口处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其中有几百件越窑和长沙窑青瓷。
唐代湖南两地瓷窑生产及销售盛况空前，李群玉的《石潴》一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江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诗中作者目睹瓷窑的蓬勃发展，以至担心挖瓷泥会挖到南岳衡山，火神祝融死后埋在南岳衡山。另外，诗人刘言史与孟郊在洛阳北山野之泉饮茶时也曾写到湘瓷：“宛如摘山时，自啜指下春，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可见当时湘瓷已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并在全国颇有影响。
当然说到了茶，更加不能忘记的是“茶禅一味”的说法，而至于茶禅那更是与湖南有这密不可分的关系。
佛教自隋朝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就开始与茶结缘，与“自古高山出好茶”，“自古名山多寺庙”联在一起。唐以来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宫廷、寺院文化融为一体，茶禅联姻，是中国茶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僧侣饮茶，击鼓为号谓之“茶鼓”，僧寺茶室谓之“茶案”，寺庙管茶制茶之僧谓之“茶僧”，以茶斋戒，以茶参禅已成为风尚。
人们谈起茶就会想到赵州和尚（从谂禅师）一连说三个“吃茶去”的机缘法语，也会记起乾隆皇帝将杭州三塔寺改为“茶禅寺”的典故，还会联想到余杭县的“径山茶宴”。1992年，中国国际茶文化节在湖南常德召开，参加会议的日本朋友说：“石门夹山寺是‘茶禅一味"的发祥地。”
唐代高僧善会禅师，在其师传子德诚偈语“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崖泉”的指引下，在夹山寺以茶参禅，夹山和尚因茶悟道，造就深厚的茶禅功底。北宋徵宗政和年间，圆悟克勤大师主持灵泉禅院（即夹山寺），在其碧崖方室编著了10本《佛果圆悟禅师碧崖录》，“颂古百顺”，圆悟克勤大师以自己独特的传法方式，形成该寺特有的碧崖禅风，逐渐流传国内外。《碧崖录》成了当时中国禅学临济宗经典，誉为“宗门第一书”。当时日本留学生学成回国，圆悟大师手书“茶禅一味”为印可证书，后流传日本，尊奉为日本茶道之魂，成为日本茶道的稀世珍宝。现存夹山禅寺院内的“茶禅一味”碑，为今人所书。时至今日，以茶禅一味为书者，独此一处。
“茶禅一味”的学术价值在于证实茶与禅的结缘，既发展了茶文化也发展了佛文化，这种现象被现代称为双蠃发展，把两种需要悟道的信仰和理念，归传在同世界融和忘我的境界之中。其次，“茶禅一味”是茶文化的一个主要学术分支。2003年4月中国茶叶学会与湖南石门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2003中国石门夹山茶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石门是“茶禅之乡”。
如今，当心情舒畅时，不如坐于湘江之滨，泡一壶热茶，是否更加的觉得湘茶悠悠！历史已经给湖南的茶文化书写了浓重的一笔，但是更加辉煌的明天还有待湖南的茶人们奋力前行。
论湖南茶文化的历史地位http://www.teascience.com/fulltext0501/1.htmfilename=CYKK200501000&dbname=CJFD2005&filetitle=%E8%AE%BA%E6%B9%96%E5%8D%97%E8%8C%B6%E6%96%87%E5%8C%96%E7%9A%84%E5%8E%86%E5%8F%B2%E5%9C%B0%E4%BD%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