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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振华1978年开始从事相声创作及表演，后于1991年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从事舞台相声表演。曾获得多次相声方面的奖项。2004年5月11日因为酒后驾车（梅赛德斯-奔驰S级W126）发生交通事故不幸逝世。
创作和表演了百余部相声作品，在《曲艺》杂志、《辽宁群众文艺》、《天津演唱》等刊物上发表过：《放心的飞吧》、《一路风波》、《阴差阳错》、《产房门前》、《新货郎》等。1983年荣获全国部分省市相声邀请赛最佳表演奖；1985年荣获全国专业相声大奖赛荧屏奖；1986年荣获全国相声大赛荧屏奖；1988年荣获全国专业相声大奖赛优秀奖；1989年荣获全国青年相声大赛金奖。2002年导演并主演了百集电视单元系列剧《牛哥的故事》。
在从事相声表演的同时，牛振华同志也参与了大量戏剧小品的创作及演出，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全国许多省市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及其他重大晚会的演出，他幽默的演技，独特的舞台风格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形象。
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还多次在电视台担任节目主持人工作，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影视表演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曾主演过电视连续剧《阿郎在北京》、《浪子大钦差》、《伴儿》、《财神传奇》、《七品钦差》、《好梦可圆》、《越活越明白》、《庖丁奇谈》、《世上只有妈妈好》、《开张大喜》、《别了，冬天》、《荣誉》、《福星高照》；主演过电影《站直喽，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打左灯向右转》、《狂吻俄罗斯》、《西门警事》、《宋氏三姐妹》、《埋伏》、《谁说我不在乎》；话剧《谁家老婆进错门》等。1993年因主演《站直喽，别趴下》获：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1995年因主演《背靠背，脸对脸》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5年电影学会表演奖、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5年电影学会表演奖、首届中国珠海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上海十佳影评人最佳男演员奖等桂冠。同年他获得第七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牛振华在顺义县平各庄公社河南村大队（现为燕京啤酒厂所在地）落户，成为一名下乡知青。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学抽烟喝酒，尽管被烟熏得咳嗽不止，被酒刺激得流泪不停，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他们甚至学着当地老乡抽卷烟。他们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打理自己的生活。当每月每人半斤油发下来时，他们会把所有的油都倒到锅里炸油饼吃，根本不去想：“以后的二十多天该怎么过？”该怎么过呢？偷东西吃成了他们填饱肚子的重要方式之一。他们经常去打水的水井边有一棵梨树，结了不少果子，终于有一天他们把没有成熟的梨子全部摘着吃了。尽管吃着很生涩，但总比没东西吃好。但是当地老乡发现梨子被偷，很快追查到他们。淳朴的老乡看他们主动交代了，便说：“想吃也要等成熟时再吃，而且摘的时候也不可以把梨树弄伤呀。”他们心里想：等成熟了还有我们的份吗？面对这次偷吃带来的麻烦，牛振华和其他知青一起商量，偷还是不偷？最后的结论是：不偷———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偷———声东击西。他们住在村北，他们可以到村南去偷西瓜，可以去村西偷红薯，可以去村东偷鸡蛋。但绝对不能去村北去偷———兔子不吃窝边草。在那个生活艰难、远离城市的地方，他们没有太多的理想。他们的理想非常现实：当时生产队的底分为三分，希望再过三五年拿五分，最后拿到十分，然后盖房子娶媳妇。因为局势的混乱，思想的迷茫，他们甚至都不敢想有朝一日能够回到城。当然牛振华当时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他们的日子似乎与打架分不开的。知青与知青打架，公社与公社的人打架，村与村之间的打架。但“千里牛”毕竟是“千里牛”，振华参与打架被抓到当地民兵的小屋子里。恰好碰上了县文化馆干部杜湘老师，杜湘老师感觉到牛振华在表演方面有天赋，于是就自告奋勇地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狠狠地批评了牛振华一顿，说：“你今年才十七岁，你的人生道路这么长，怎么可以这么混？这样吧，我给你介绍去村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学点东西。”
杜湘老师家在这个村里，平时在县城工作，在村里有较高的威信，一句话就把牛振华送进了村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虽然什么也不会，但体形很好，一米七十四的身材，修长利落，宣传队经常让他搞个表演唱说个快板。快板的词也是牛振华现编的，他也能无师自通地编得合辙押韵。宣传队的老师们也都愿意手把手地教牛振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在本村和其他村演出，每到一地，村里支起高音喇叭，村民们几乎全村出动，万人空巷，如同过节一般。牛振华感到表演的快乐。每年“五一”“十一”，北京有游园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总要进城参加演出。牛振华更开心了。除了演出外，牛振华还趁劳动的间隙，练功、创作。白天没有时间，只能晚上挥毫。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为了增加亮度和不影响其他知青睡觉，他把电灯线从房顶放下来，放到他写作的床前，然后用报纸折一个灯罩，用一个火柴充当别针别上。牛振华就在这灯下挑灯夜战，写新闻稿，写相声，写小品，写快板。有一次，因为写作时间过长，结果“火柴别针”遇热燃烧把整个“报纸灯罩”都烧掉了。
相当一段时间，牛振华被派到潮白河边牧马，他想在马儿吃草的间隙练功。但是又担心马会跑掉，在当时，潮白河林场是一个非常空旷的林场，当地村民经常在那里迷路，有迷路的人沿着潮白河方向找路，一不小心会搞错方向走到天津。因此如果马儿跑掉了就很难找回来，但也不能把马拴在树上，这样马会吃不饱。在请教了一些行家之后，牛振华就把缰绳和前蹄拴在一起，这样马只能老老实实吃草，无法昂首飞奔。于是在这空旷的潮白河边，牛振华在此喊嗓子、练功、看书。一任云卷云舒，日出日落。农忙抢收，农闲演出；白天劳作，夜晚写作。遇节日进北京会演，受邀去邻村巡演，牛振华的日子过得倒也充实有趣。但有时他突然会想，难道我要在这远离父母的地方过一辈子？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城里去？这念头一出现就被他自己扑灭了。
1974年，邮电部机关食堂要招炊事员，牛振华刚好符合这个条件，尽管当地老乡真情挽留，尽管他已经是宣传队不可或缺的文艺骨干，但牛振华还是回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北京城。牛振华此时的心情可以用“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来形容，因为他在插队的日子里，没有虚度任何青春。1974年秋天，牛振华走在北京街头，天是那么碧蓝，地是那么干净，北京城市户口，全民所有制单位……虽然只是一位炊事员，但他愿意，他愿意蒸一辈子馒头，愿意包一辈子饺子，他愿意做一辈子发糕馅饼，他愿意和同事们在一起打牌喝酒，他愿意和这里的一位漂亮美眉眉目传情并娶她为妻……他感到轻松自在，他感到心里踏实，他感到心情舒畅，他感到生活美好。
用“走马兰台类转篷”来形容牛振华的艺术人生是再恰当不过了，从西城区业余艺术团（属业余参加）、北京青年曲艺团、空政文工团直到当时所在的中国广播艺术团等，他像走马灯似的换单，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不为钱，一切只想圆自己心里不断滋长的梦想。与此同时，中国的文艺进入了空前活跃时期，出来了大量的讽刺“四人帮”、歌颂新形势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这时，牛振华的第二位伯乐登场了。他就是牛振华的同事郭海泉师傅。他告诉牛振华，西城区文化馆业余艺术团正在招人，鼓励牛振华和他一起去考。郭师傅在“文革”前就说过相声。牛振华说：“我行吗？”郭师傅说：“绝对行。”又鼓励了老半天，于是两人从图书馆找到了马季说过的相声《打电话》，开始了充分的准备。
考试那天，一进入西城区文化馆，看到墙上挂着油画，地上摆着钢琴，牛振华就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文化氛围。虽然是业余艺术团，但考生特别多。轮到他们时，老师问：“你们考什么呀？”牛振华说：“相声。”老师问：“什么作品？”牛振华说：“《打电话》。”因为牛振华曾在学校里登过台，在农村里演过戏，所以一点也不怯场。说完后，老师说：“你们回去等通知吧。”一周后，牛振华就收到了通知书，但郭海泉师傅却落选了。牛振华高兴之余感到非常不安，郭师傅自然有点失望，但他是非常豁达的人，他对牛振华说：“没事，把你送进去我就心满意足了，以后演出给我送两张票看看就行了。”
牛振华第一次作为相声演员登台是在1978年春，牛振华和人合说相声《边疆之春》，这个歌颂型的相声却让台下的数千观众开怀大笑。此时牛振华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表演。“对于表演，原先只是爱好、喜好，而现在则是热爱、喜欢。”半年以后，1978年，当年牛振华考西城区业余艺术团的主考老师刘兵突然找到牛振华。牛振华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能顺利地考入西城区业余艺术团，是因为遇到了人生中第三位伯乐，这就是刘兵。那次就是刘兵拍板定下要牛振华的。后来刘兵告诉牛振华：“那么多考生当中，就你一进来，我的眼睛一亮，这个小胖子很有发展潜质。”因此，牛振华对这位伯乐感激不尽：“郭海泉、刘兵，在我工作和事业的十字路口，是他们两个人把我引向了我喜欢的道路。”刘兵对牛振华说：“我所在的北京青年曲艺团现在需要人，你想去吗？”牛振华说：“当然想去呀？”刘兵说：“但我先跟你说清楚，我们是集体所有制，不像你们是全民所有制。”牛振华当然知道，全民所有制意味着什么，全民所有制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而集体所有制则意味着工资没有保障，一切都要靠大家干出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全民所有制的职工绝对比集体所有制的高出一头。
1981年，牛振华就来到了空政文工团，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很快，他就去了老山前线。当时自卫反击战还没有结束，即使不打仗，还经常有流弹飞过。但牛振华还是坚决地要站在友谊关前照一张相。在广西三个月总共演了一百多场，除了给战士们表演外还给当地的老百姓演。十年时间，牛振华走遍了除西藏和台湾之外的天涯海角，他的足迹留在了各地的边远山区，留在了各地的边防哨卡。在空政文工团期间，对牛振华影响最深的还有著名演员、编剧赵连甲老师。牛振华当时的喜剧小品都出自他的手，“我和他合作的时候，赵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学会了很多的东西。”
牛振华总共创作表演过相声作品八十余篇，其中他创作的相声作品《放心地飞吧》、《一路风波》、《阴差阳错》、《产房门前》、《新货郎》等先后在各级专业刊物上发表，所创作表演的相声荣获多项全国性大奖。尤其是他和蔡明等合演的喜剧小品《牛记包子铺》，与冯巩合演的《面的与皇冠》等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牛振华的伯乐不仅在曲艺界，而且还在影视界。在影视界，牛振华的第一个伯乐是著名导演谢添。1987年，冯巩、牛振华等数人一起到导演谢添家去玩。当时谢添正在执导电视剧《那五》，正在跟副导演商量该剧配角索七的人选。谢添问：“这个配角怎么现在还没定？”副导演说：“很难找呀。”这时冯巩、牛振华一行到了。谢添看了牛振华一眼：“你不是很合适吗？就你来演吧。”牛振华说：“我行吗？我没有演过戏。”谢添说：“没事，没事，你回去把头剃了就行了。”牛振华把头剃了之后再去找谢添，谢添一看说：“行了，行了。”于是牛振华就进入了《那五》剧组。牛振华说：“这是我第一次‘触电"，真是没有底，好在谢导在现场手把手地教我。谢导说：‘肥牛，你表演不错，很松弛。"他这句话让我觉得找到感觉了：影视表演是这样的。”既然牛振华“找到感觉了”，他片约如潮，于是有了在《悲栗情》《人间万象》《定时炸弹之谜》《大马路小胡同的爱情故事》《都市和尚》《开心阿Q》等影片中的出色表演。牛振华越拍越上瘾，欲罢不能。牛振华还是一名军人，他所在的空政文工团规定不允许团里的演员随便接戏。经常有人找牛振华拍戏，牛振华说：“行，但你要经过我团领导同意。”于是剧组制片主任拿着合同和介绍信，去找文工团领导，希望配合。团领导说：“不行。”对方问：“为什么不行？”答曰：“牛振华在待命。”在多次沟通无效后，牛振华最终选择了离开。谈起当时的感受，牛振华说：“我虽然有点舍不得这身军装，但是我还是觉得必须离开这里，我在部队的十年，是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我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部队，我觉得无愧于部队了。”
1991年，牛振华正式转业到中国广播艺术团。转业的时候多少有点伤感，因此他没有领转业费，但特地领了一套军装，作为戎马生涯终结的永久纪念。1992年，就在他离开部队的第二年，牛振华的影视生涯中的第二位伯乐出现了，他就是著名导演黄建新。1992年，牛振华、冯巩一行到导演黄建新家去玩。黄建新正在执导电影《站直啰，别趴下》，冯巩是主演。谈到配角个体户张永武的人选，黄建新说，“副导演给我找了一个叫什么华的胖子。”冯巩说：“不会就是牛振华吧。”黄建新看着这个牛振华说：“应该是吧，我觉得挺合适的。”就这样，牛振华随着剧组到了西安。副导演一看牛振华对导演说：“我给你推荐的不是他，而是北京人艺的梁冠华。”但此时似乎“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就将错就错了，但另外一个问题凸现了，这部电影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居然由两个相声演员担任了，究竟是在拍电影还是演相声呀，于是有人建议把牛振华换掉。但黄建新说：“我相信这个‘肥牛"绝对能演好这个角色！”黄建新的信任、牛振华的天赋才情和不懈努力，消解了别人对“相声演员”的怀疑，使该片在1993年先后荣获哈尔滨电影冰雪节银奖，首届中国大学生艺术节金奖，1993年中国电影“十佳”第一名，中国电影政府奖，香港电影首届十大华语片奖等众多奖项。
牛振华凭借《背靠背，脸对脸》的出色表演，先后获得1995年中国电影家协会表演奖，第二届中国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首届中国珠海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七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上海“十佳”影评人最佳男演员奖等众多奖项。接着，牛振华又跟黄建新合作了《红灯停,绿灯行》。黄建新导演的“牛振华三部曲”吹响了牛振华在影视领域纵横驰骋的号角。他先后在《狂吻俄罗斯》、《西门警事》、《宋氏三姐妹》、《谁说我不在乎》、《阿郎在北京》、《浪子大钦差》、《伴儿》、《财神传奇》、《七品钦差》、《好梦可圆》、《越活越明白》、《庖丁奇谈》、《别了，冬天》、《福星高照》等影视作品中有出色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牛振华和吴奇隆、李绮虹、景岗山等人联袂出演的大型武侠剧《丝路豪侠》，牛振华首次在剧中演一个武林高手。
（徐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