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与中国大国崛起

探究近代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不应忽视文化因素。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 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 可能崛起。文化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的具体体现。

近年国内学术界在论及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论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二)全面发展经济，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三)放弃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四)重视改革，不断创新； (五)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毫无疑问，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就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为什么”等历史认识范畴中的价值判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蕴涵在这一切背后、直接促成这些国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讨这个问题，这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时甚至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沿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曾经出现过汉、唐王朝的辉煌盛世。这种辉煌盛世，又是和秦汉、隋唐时期的文化高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现象。因为文化是社会的内涵，作为价值体系，存在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之中。总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存在。对于这个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早有明确认识。例如，1919年秋李大钊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义词，所以他认为这种“精神改造运动”是“文化运动 ”的内容之一[1](pp.235-236)。这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改造中特殊的意义。1920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遇》中，强调国民的能力决定一国事业的成败，“一事业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国民在一时代间，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为主，而其他为辅”。而“国民能力”的培育，则应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他说：“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2](文集之三十六)。这里，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而强调了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以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能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 的步进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对100余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英国人类学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3](p.56)。英国另一位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对文化进行分类时，将“社会组织”、“精神文化”与“物质设备”及“语言”相并列。中国学术界把文化分成“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 要指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以及文学艺术和语言等等。

由以上不难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后天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它既表现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表现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总之，文化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国。“工业化是一项具有巨大历史威力并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另一件百年才逢一次的大事如此改变地球的面貌及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业化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 基础，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的积累。

如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力量不能自发形成一样，文化力量也不能自发形成。因此，综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建设，以及对文化力量的积极培育。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的培养，应是文化建设的核心。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曾指出，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自强。自强，并不仅仅表现为血气体力或聪明智虑等方面，而是“德行仁义之强”。这里的关键是开发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在《救亡决论》中，他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科学技术再发达、经济再强大，但是没有人才，只有奴才，那迟早是要失败的。

文化力量的培育离不开教育，或者说首先是教育。以美国为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表现出重视教育、发展教育的传统，其源端是以古代希腊为源头的欧洲传统教育思想。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2年、1647年、1648年连续通过教育法案。法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展普及教育，规定每50户以上的乡镇，必须指定专人教儿童读书写字；每100户以上的城镇，必须建立一所学校。美国独立之前，已经建立了哈佛学院(1636年)，这是美国第一所大学，此外还建有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1746年，后改为普林斯顿大学)、英王学院(1754年，后改为哥伦比亚学院)、费城学院(1755年，今宾州大学)、布朗学院(1764年)、王后学院(1766年，后为拉特格斯学院)、达特矛斯学院(1769)等9所学院。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是这些大学办学的榜样。由于“教育是人类所必须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到美国内战前，即已建有200多所大学。自开国总统华盛顿始，美国历届总统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实现国民教育从中小学到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因为这是和培养公民的“美国精神”，以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的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70年代，即美国迅速崛起，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美国高等教育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实施教育改革，大学课程的设置一改远离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状况，开设经济发展急需的新课程，同时开办各种专门学院和研究生院，加快培养短缺人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要 内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在这时建立的。

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和迅速发展，对于提升美国科学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 9世纪后半叶，电力已经得到广泛采用。1851年，莫尔斯发明的电报系统开始应用于美国的铁路线；1867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机；1886年，爱迪生制造了电灯，1877年又发明了留声机；1892年，杜里雅兄弟成功制造了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试制飞机，飞行成功。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和美国在19世纪的 教育——文化建设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所特有。自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经济上、军事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教育作为一种最直接的、影响最广泛的文化力量普遍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成为参与这些竞争和对抗的重要内容。1861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在其代表作《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从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维护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出发，阐释自己的教育理论。他在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强调要教授“直接关系保全自己的知识”，进而才能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生命规律的知识比任何其他知识都重要；生命规律不只是一切身心过程的基础，同时也间接是街头屋内一切来往、一切贸易、一切政治、一切道德的基础”。他还强调，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同时将生物界的自然选择原理用于 教育理论，成为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组成部分。

自19世纪70年代始，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义务免费教育法令，创办公立的国民小学和职业学校，学生在学校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要学习公民、道德、历史、地理、音乐等课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培育一代新人的民族精神。发展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和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直接关系。直到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一定说发生了哪些变化，则主要表现在这时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如国家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增加教育拨款，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发展“综合学校”和职业教育，实施“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创办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开放大学”，以及改革学制，进行学科调整，大力提升理工学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开设有“使用价值”的课程，提倡“实科教育”等，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联系。特别在高等院校中，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的前沿的科学研究的工作，而这些研究的成果，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有密切的关系。总之，教育和文化力量的 不断增长，满足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启迪民族意识、培育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西欧主要国家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艺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熔铸在西欧国家的民族文化中，使这些文学艺术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学艺术毫无疑问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并非是简单的、平面的折射，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复杂，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学艺术只是时代的反映，而忽略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也在创造历史，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民族的、独立的文学艺术，同样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鼓舞民族斗志等方面，文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化是推动民族国家走上强国富兵之路的原 因之一，为什么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往往也是文化上的大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在西欧产生。这是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是并没有出现启蒙学者所预言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 ”。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现实的道路，但是赤贫化的劳动者却日益增加。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分裂之中，还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浪漫主义是对17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的反拨。古典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艺理论或文化思潮，但是却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所谓“古典”的涵义是“典范”，即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艺思想为典范。如果说17世纪时的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古典主义，那么，到了19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已经显得过时了。

浪漫主义在19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很大。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作用；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精神的绝对性和完美性，他们或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士；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影响下，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同样十分推崇人的独创性和主观能动作用。早在18世纪，启蒙运动最早向古典主义提出挑战。所谓 “启蒙”，原来的含意是“照亮”和“启迪”。启蒙运动是强调要用近代的“理性光辉 ”，冲破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束缚，建立充满了时代精神的“理性王国”。由此不难看出，启蒙运动是浪漫主义先驱。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都反映了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的 政治理想和精神要求。

浪漫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18、19世纪之交，弗·施莱格尔发表了《片断》，强调艺术的主观性，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艺术理论的奠基之作。19世纪初，奥·施莱格尔发表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讲稿》和《论戏剧艺术和文学》，较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艺术理论，影响颇大。英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雪莱在《诗辩》中，论述了文学和社会密切相连自古已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他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休斯》和《自由颂》、《自由》等，在欧洲19世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819年，他在《西风颂》中写道：“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他强调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被恩格斯赞誉为“天才的预言家”[5](p.528)。继德国、英国之后，法国浪漫主义大抵在19世纪初形成。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严厉抨击了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在分析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批判了古典主义理论。她十分关注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独创性问题，提出“ 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以文学为武器，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化积淀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润物细无声”，无形 地，却是强有力地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命运。

浪漫主义虽然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关注社会现实，使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雨果等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就表现出对复辟王朝严厉的批判，以及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倾向。雨果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对社会历史运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雨果对社会历史分期的认 识，和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认识十分相似。

维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神的时代——人类的童年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青年时代和人的时代——人类的壮年、老年时代。“根据埃及人所说的他们以前已经经历过的那三个时代，即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6](p.459)。只有“人的时代”才有权力的平等、经济的昌盛和科学文化的繁荣，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雨果则认为，文学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原始时期是抒情性的；古代是史诗性的；近代是戏剧性的。雨果还进而解释道：戏剧描写人生，戏剧的人物是凡人，戏剧以真实来维持。如果说维科的历史哲学是要建立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揭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因而使其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7](p.618)；雨果则认为古典主义在19世纪已经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浪漫主义。在法国，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大革命将法国历史发展推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现代的法兰西应该有现代法兰西的民族文化。在雨果看来，高扬浪漫主义的旗帜， 是在发展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是恒久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趣，通过歌颂民族的伟大、宣扬民族的理想，培育着、滋养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成长，这是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观念形态的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近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19世纪是西方美术发展历史的第三次高峰，足可以和古代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媲美。19世纪西方美术的中心在法国，就如同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一样，不是偶然的。强烈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自然要以古代罗马作为借鉴。19世纪的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绘画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女性柔弱的胴体，而是刚毅、坚强、视死如归的英雄。无论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新印象主义等等，都不同 程度地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与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表现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进步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推动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J.L.大卫不仅是法国著名的画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他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与雅各宾派的领袖人物罗伯斯比尔、马拉等过从甚密。在其代表作《荷拉斯兄弟之誓》(1785年)通过对古代英雄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的歌颂，鼓舞着法国人民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球厅宣誓》、《布鲁图》等，也直接或间接和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1793年，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马拉被暗杀，J.L.大卫立即赶绘了举世闻名的《马拉之死》，生动地再现了战友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刺死的一幕历史悲剧，严谨的写实主义 手法使其成为世界美术珍品。

在诸多艺术领域中，可能最能够激发人内在情感的，莫过于音乐。正如19世纪德国杰出的音乐家贝多芬所言：“音乐使人的精神爆出火花，音乐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有更高的启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音乐文化的繁荣，就难以有整体文化的发展。在近代欧洲音乐发展的历史上，古典主义在贝多芬时代已经达到顶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时代——浪漫主义的开始。浪漫主义的音乐虽然在音乐的体裁形式以及创作和表现的手法上，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具有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思潮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关注民族文化的特点，强调个人主观的感受，重视艺术家主体意识的阐释。这一切同样折射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精神要求。贝多芬是一位有独创精神和政治理想的音乐家。在著名的第九交响乐中，最后一个乐章以德国诗人席勒《欢乐颂》的部分内容作为歌词。歌中唱道：“女神啊，在你的羽翼下，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兄弟，人世上的欢乐都来自大自然的胸膛，……拥抱吧，千百万人民!吻着整个世界” 。无论是交响乐，钢琴曲、歌剧，还是合唱曲、歌曲等，都表现出贝多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歌颂，以及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在19世纪的德国，贝多芬的音乐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标志，融入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德意志精神”之中，成为不断地推动着社 会历史变革的因素之一。

三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和这些国家的对外扩张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扩张和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诚然，文化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是通过“扩张”，还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崛起，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而非文化的“ 罪过”，何况，那些沉淀在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然而，也不排除盛行一时的反动文化会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侵略扩张摇旗呐喊，甚至推波助澜，不过在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只是 旋起旋灭的浪花，毕竟不是主流。

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文化扩张既是经济扩张的结果，也是经济扩张的前提。近代西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扩张，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它们不仅有侵略扩张的行动，而且还有五花八门的理论。例如，19世纪末，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著有《海上力量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1890年)、《海上力量对1793—1812年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年)、《美国现在和未来对海上力量的关心》(1897年)。在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强调军事的和商业的海上力量，是一个国家建立海上霸权地位的主要因素。他提出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思想，对美国以及俄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海军的崛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指出：“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可以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况，同时在那个地区又出现新的发展运动”[8](p.270、273)。马汉认为，美国这种从不停顿的扩张是“文明的扩张” ，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对中国，他曾狂妄地说：“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针对“义和团运动”，他还颠倒黑白地说：“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 ，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9](pp.1-2)

16—18世纪，可被认为是西欧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阶段。葡萄牙人、西班牙等欧洲在古巴、牙买加、波多黎各、巴西、秘鲁、墨西哥等地建立了殖民统治，并大批移民。殖民者建立了农场、牧场，将铁制生产工具和牛、羊、马等牲畜带到美洲的同时，也带进了西方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欧洲文化对美洲(包括欧洲人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外，大体在这一时期，葡萄牙、英国、法国等欧洲人也进入非洲。到18世纪末，西欧列强已经完全在非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这不仅使欧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18世纪中期以后到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急剧提高，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这是西欧对外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欧凭借着绝对的经济、军事优势，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勾勒出新的政治蓝图。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西方列强同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联系越来 越密切了，包括文化在内的世界性的影响逐渐加强。

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著文分析“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他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第二次是公元 7世纪唐朝的建立；第三次是1368年明朝建立。他认为当今中国第四次崛起有着全新的历史背景，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动力完全可以和2000多年前中国第一次统一的爆发力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还让人想起7世纪时中国的复兴。那时的中国战胜了外来入侵，吸收了外来思想，还向外国贸易和新技术打开了大门，为今天的中国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其如王赓武教授所言，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是“正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不如说，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出发，进行一种新的文化选择。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政治沦落，只有被迫的文化接受。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新的文化选择将使中国在发展中，不仅保持国内社会发展和谐、稳定，而且始终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保持良性互动。这是21世纪中国持续发展的保证。

　　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顾问，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论现代领导之道》、《和中青年干部谈谈领导能力》、《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学习纲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笔记》、《论十七大的历史性成就》、《论邓小平》、《论陈云》、《廉政论》等。主编有《毛泽东邓小平论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求是》、《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全国廉政文化绘画书法精品集》、《文化价值》、《文化责任》等。

　　有西方战略学家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远见的。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

　　一、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同民族素质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自信心问题。我国民族素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民族自信心不足是一个重要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讲过，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毛主席讲的，是两个落后，一个经济落后，一个文化落后。他后来还有个形象的说法，叫一穷二白，穷指的是经济，白指的是文化。而且他还讲过，落后就要挨打。

　　经济落后问题，引起了全党全民族的高度重视，经过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虽然我国的人均水平仍然很低，但完全可以说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已经或正在得到根本改变，我国的硬实力明显增强。但能不能因此说，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也得到了根本改变呢？我认为，至少目前还不能这样说。我个人的认识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还需要大大加强。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分析，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发生重大改变，是因为我国有两个根本优势：

　　一个优势是思想理论优势。讲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能不讲思想理论。理论是文化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先进文化的旗帜，实现了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我们党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形态。另一个优势是政治制度优势。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新的实践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将始终具有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两大优势，保证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讲我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是因为在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前，我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三个历史性挑战：

　　一是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曾长期陶醉于以自己的辉煌成就铸造的思想牢笼中。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在经历了与西方文化反复的比较和冲撞后，人们发现在器物和制度的背后是传统文化阻碍着国家的进步，于是传统文化成为批判的矛头所向。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洗礼，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发生某种动摇，核心的价值体系、符号系统正在或者已经处于边缘化状态。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国民教育体系、从精英阶层的主流话语到市井语言都显示出某种传统的缺失。道德颠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理想淡化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主流文化价值系统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强国文化扩张势头强劲。随着西方文化产品的多渠道大量输出，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中心论”甚嚣尘上。一些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受到极大影响,许多民族语言、艺术品种濒临灭绝,极大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里有一个怎样看待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问题。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提出了著名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黄炎培问题”。此外,还有非常有名的“梁启超问题”和“李约瑟问题”。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道：“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李约瑟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皇皇巨著时，曾经为之感叹而又感叹，他感叹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在历史上创造了那么多世界第一；而令他更为感叹的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三个问题，虽然处在不同领域，而追根溯源，说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说明我们的文化是有缺陷的。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既要认真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便把我们的优秀文化贡献给人类社会；又要认真反省我们文化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并且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和解读，使之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民族素质和民族自信心问题。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民族素质显著提高。但也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度、深度和前进的速度前所未有，就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们的素质准备是不够的。而从历史的和世界的视野来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良好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这里举德国和日本两个例子。

　　德意志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举世闻名的大师，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爱因斯坦、巴赫、歌德、海涅等等。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广大的德国民众，成为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讲理性，守纪律；二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神。歌德的《浮士德》所讲述的故事就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很多德国人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一直到现在，德国的产品质量在世界上有口皆碑，举世公认，其原因就是他们保证质量，不断改进，总是追求更美好、更完善的目标。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德意志民族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再看日本，过去我们只知道日本企业家长于精细化管理，而这种精细化的思想，其实早已根植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60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尽管压力巨大，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一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类似细节不胜枚举。细节说明素质，细节决定素质。

　　同民族素质问题相联系的，是民族自信心问题。民族自信心也是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民族素质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民族自信心不足是一个重要表现。比如，在西方人面前，我们的知识精英和群众常常表现出不自信。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三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一般认为，美国文化席卷全球有“三片”：好莱坞大片；薯片——美国快餐文化；芯片和微软操作系统。从整个西方文化来说，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标志性的主导性话语，古希腊时期有“民主”，罗马时期有“法律”，文艺复兴时期有所谓“人”和“人性”，现代则有所谓“理性”和“个人意志”，等等。而与此相比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声音是很微弱的,确切地说，还谈不上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的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另一个题目是,列出四位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问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全都是巩俐。这个情况说明，许多西方人连中国文化的常识都不懂。当我们在竭尽全力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时,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却充满误读。在文化产业方面，总体存在着西强我弱的态势，短时期内还难以改变。

　　二、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

　　从大国崛起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因为在这以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只有局部的接触和交往，没有人知道完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开展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从而才有了世界性强国的概念。

　　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发达的海洋文化建立起近代最早的殖民强国。荷兰则依靠领先世界的商业文化而称雄世界。而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化。美国两百年的历史，基本上走在世界前列，靠的是创新文化。

　　从大国崛起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布·布克哈特，对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中世纪时，人们无论观察世界还是认识自己，都被一层宗教信仰、无根据的幻想和成见的纱幕遮住了，意大利人首先撕去纱幕，认识世界和自己，从而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去促使他们创造奇迹。但丁这样的诗人在经院哲学笼罩下的欧洲决不可能出现。在15、16世纪，有许多人把个性发展到最高的限度，加上坚强的性格，和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遂成为许多方面有成就的天才人物。粉碎了中世纪的枷锁之后，意大利人不但发现了世界，还发现了自己。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成就是对人性的发现。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是在意大利成熟的。

　　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一）强化国家意识、坚守文化传统是大国崛起的必要前提。国家意识是对民族存在的一种自觉，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增进民族认同，提高人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国家意识还是强化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坚定的国家意识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同国家意识不可分割的，是文化传统。坚守本国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增强国家意识的内在要求，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如果给新兴大国划一个崛起坐标，有两个特点是鲜明的，就是老祖宗没有丢，又有新创造。

　　（二）增强文化感召力是提高国家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文化作为一种以思想意识、精神为特征的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能够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随着整个人类的进步和觉醒，相对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或科技实力等有形力量，以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增强。文化感召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

　　（三）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在多样化的世界文化中不能像古董一样封闭在玻璃瓶中供人观赏。对一国来说，只有勇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才能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振兴和发展民族文化。近代先后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开放心态在借鉴和吸收中发展自己的。当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园地时，欧洲各国的学者纷纷来到意大利，接受它的先进文化；当英国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法国的一批思想家也到英国考察学习，成为“英国狂”；日本为了振兴强国，派出政府考察团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大力输入西洋文明特别是西洋科技文明；美利坚民族也不断从欧洲先进思想中汲取营养；俄国的彼得一世甚至以沙皇之尊匿名到欧洲学习考察。

　　（四）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是促成大国崛起的深层原因。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一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心的改变”。西欧国家的兴起，几乎无不是以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先导的。英国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蕴和独树一帜的科技思想为英国取得长久稳定的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基础。德国是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国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杰出哲学家的思想,成为德国大国之路的重要思想源泉。

　　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影响更为深远，竞争更为剧烈。

　　三、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确立一个战略目标: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化的落后状况，要努力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大国风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此，必须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加强文化建设。

　　第一，充分认识文化的战略地位。文化是国家的根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要确立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上，多动一些脑筋，多想一些办法，多用一些功夫，多采取一些措施，力争使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突破性的发展，使我国的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第二，建立充分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数典忘祖；也不能泥古不化，拜倒在古人脚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色。我们要用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从我国伟大的历史文化中建立起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创造新的历史文化高峰。

　　第三，加强文化观念建设。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入耳入脑、深入人心的工作，并以此带动社会道德规范、法制规范和行为规范建设，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第四，夯实文化建设基础。要把文化发展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国民素质这个最重要基础上。有必要实施国民素质建设伟大工程，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努力，使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民主法制素质、健康文明素质，有一个显著提高和进步。要加强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基础建设。从长远看，加强大学建设，对推进国家文化建设、树立国家文化形象影响深远。我国大学起步较晚，同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很大，要下功夫急起直追。

　　第五，深入探索文化发展规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些重要论断值得我们深思。探索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我们许多同志还处在必然王国。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化建设，特别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提高与普及、主旋律与多样化、弘扬民族文化与学习外来文化等重大关系。

　　第六，在全社会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氛围。文化需要尊重。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风气，必须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尊重文化的浓厚风气。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必然要求尊重文化。各领域发展都需要人才，文化领域尤其需要。要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造就一支数量宏大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造就一批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学者和作家。特别要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文理的文化领军人才。

　　第七，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文化发展离不开交流。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30年来，我国在学习世界、学习西方上有了很大进步，这个正确方向应该坚持。总体而言，在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两者还不相匹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成立30年来,总共只将33本中文书翻译成了外文，而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则有1000本。据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调查，自从奉行鲁迅的“文化拿来主义”开始，中国总共翻译了106800多册西方书籍，而20世纪西方世界只翻译了一千多册中国书籍，二者相差一百倍。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让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观念在世界广泛传播。

提高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