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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农业生产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开元年间发明了曲辕犁，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高祖武德七年统一全国，在之后稳定的一百三十年之中，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总计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安徽镜湖、山东窦公渠、山西文水、河北三河、四川彭山、湖南武陵等。开元二十八年，总耕地面积达到14003862顷。农业工具的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发展促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天宝八载，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五谷的丰盛直接体现在唐朝前期各地户口与垦田数量的增长。
唐朝中期之后，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遭受破坏，而淮河以南地区遭受战争的破坏相对小得多，所以淮河以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在之后的发展之中超越黄河中下游地区，唐朝中期淮河以南的土地大量开垦及大修水利，插秧移植水稻，使江淮的粮产量大幅增加，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白糖的制造始于唐贞观二十一年，宋以后长江以南各省种植甘蔗。饮茶的习俗，从南方传到北方，逐渐普及。南方的茶叶，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各地，至吐蕃渤海，甚至远及波斯大食。然因赋税不足，国用匮乏，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奏请在主要产茶州郡及交通要塞，委派盐铁度支巡院设置茶场，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价，每十税一，在唐朝中期以后成为国家的重要收入，因此在历史上成为正式建立税茶之始。
唐代农业生产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开元年间发明了曲辕犁，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高祖武德七年统一全国，在之后稳定的一百三十年之中，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总计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安徽镜湖、山东窦公渠、山西文水、河北三河、四川彭山、湖南武陵等。开元二十八年，总耕地面积达到14,003,862顷。农业工具的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发展促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天宝八载，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五谷的丰盛直接体现在唐朝前期各地户口与垦田数量的增长。
唐代比较著名的饭食有“青精饭”、“团油饭”、“王母饭”、“荷包饭”和“饧粥”、“茗 粥”等。“青精饭”是一种用南烛树叶的汁浸黑的米蒸成的饭，其色如青， 故名青精饭或乌饭。唐代陈 藏器在《本草拾遗十种》中说：“乌饭法：取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瑿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杜甫《赠李白》诗云：“岂无青精饭，令我颜色好。”此类食品也就是今天的蒸饭。
隋唐五代的面食更加丰富，仅饼的品种就有许多。有煮饼、蒸饼、汤饼、蝎饼、阿韩特饼、凡当饼、 胡麻饼、双拌方破饼、春饼、赍字五色饼、五福饼、丸饼等。其中，春饼是一种以麦面裹菜肉蒸成或烙成的圆薄饼。 隋唐风俗，在立春日吃春饼。《月令广义》卷五说：“唐人立春日食春饼、 生菜，号春盘。薄剂煿菜肉裹食也。”“赍字五色饼”的制作 方法是“刻木莲花，藕禽兽形按成之”，饼上印有美观的花纹图案，这与现在用模子作点心的方法一样。“五福饼”也是一种类似点心的饼，它其中有 五种不同的馅料，这反映当时饼类食品的制作有很高水平。
由饼的制作发展起来的糕点食品，隋唐以来品种繁多。如：苏（奶酪）、 豆餤（豆饴）、粔汝（米饼）、飡（糍团）、饧（薄糖）、 饼馁（有馅带奶酪的饼）等。此外，隋唐时的面条和面团食品还有许多品种： 如：冷陶（过水凉面）、汤饼（汤面），以及羊肉面、鸡汤面、素菜面等。
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与我们现在不同，这时饭和粥在百姓生活中不是最长见的，最被人们接受的食物的形态是饼，此饼也不只是单纯的烧饼，还有馒头，包子，面条等家族成员，它们价格低廉，制造方便，携带方便。实在是居家旅行的佳物。在史料上常见的有胡饼，蒸饼，汤饼（面条），毕罗（就是馅饼），煎饼，环饼，汤饼等。
胡饼类似烧饼，不过个儿比烧饼要大，这种强化型的饼直径有19.5厘米，抓在手里感觉是不错哦。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胡麻饼，简而言之就是芝麻烧饼，此物做的十分畅销，不仅京都有名为“辅兴”的名店，外地也不乏制造高手。白居易先生就为之诗兴大发写下了《寄胡麻饼与杨万洲》“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来引诱杨大使。
毕罗是一种北方流行的馅饼，在关中地区大受青睐。最早发明的人姓毕与罗，二位发明者将姓合二为一为之命名。长安据说有专卖店，而且不止一家，竞争激烈，使得制作工艺不断提高，毕罗中的馅料五花八门，高手韩约的樱桃毕罗在做完后，其中的樱桃颜色不变更可谓一绝。
除了饼外，当然要说饭，北方人以栗米饭为主，南方多水稻，以稻米饭为主，较少还有麦饭和雕胡饭。雕胡饭这名字文诌诌的一听就知道是诗人和文士起的，一般百姓只能吃栗米和糙米做的饭。这种饭吃下去是涩口难入，甚至于“吃则胸疼”。相对而言贵族的饮食要考究的多了，夏天有用水晶饭（糯米），龙晴粉，冰片，牛酪浆调制后放入冰池冷却的清风饭。日常尚有将肉丝鸡蛋等杂味汤汁浇到黄米饭上的“御黄王母饭”。
粥的原料与饭相同，种类也是差不多。记有栗米粥，稻米粥，麦粥，面粥等。在夏天作为消暑的食品见录于书为多。粥里可以加上各种配料，因配料不同分为杏酪粥，云母粥，胡麻粥，地黄粥，茶粥，葱粥等。高级的粥还有栗粥，乳粥，豆沙加糖粥。因为粥的配料不同，颜色也多种多样。白黄玄红各色在碗中争艳，令观者赏心悦目。
杨慎《升庵全集》卷69是这样解释灯短的:“五色小饼，作花卉禽珍宝形，按抑盛之盒中累积……谓之灯短。”又如唐鼓宗咸通年间，同昌公主出嫁，皇上给公主送去一道菜，" 名叫“红虫脯”。它是用一尺长的红肉丝加工成的佳肴，丝丝红肉，如一条条刚健有力的虫L龙.给人以传神的动感，故称红虫L脯。在唐朝民间，菜肴的色、香、味、形、器也得到高度完美的统一，给人以美的享受。唐朝的岭南地区出产一种水果，名日“构椽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有一股诱人的清香味.但是味道很酸，不好食用。然而，经过民间女子的巧妙加工之后，拘椽子马上身价倍增，立刻变为京城豪贵宴席上的名食。
“南中女工.竞敢其肉，雕镂花鸟，浸之蜂蜜，点以胭脂”，用蜂蜜降低了水果的酸味，用刻刀美化了水果的外形，使其成为色彩绚丽、酸甜可口、香气袭人的美食，因此成为京城豪贵的珍品。南中女工这种变废为宝，提高菜肴艺术价值的作法，无疑凝结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据《南楚新闻》记载，南方的百越地区，有两种用青蛙做成的菜肴，构思绝妙，其自然天成的艺术造型，不留丝毫人工雕镂的痕迹，令人叹为观止。“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宴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安笋苛，后投蛙，乃进于宴上，皆执笋苛，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日:‘卖灯心者"。”[6]唐朝是一个**透明度较高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开放，衣着开放，生活开放，所以，唐人的饮食制作，也极力追求一种冰清玉洁的透明效果。唐人的饮食质量高低、烹调技术的好坏，其光洁透明的程度乃是一个重要标准。故唐人的高级撰食，习惯称为“撰玉”;肉白如雪的生鱼片，习惯称为“玉鱿”;档次较高的美酒，习惯称为“玉液”。皮日休的诗歌《吴中言情寄鲁望》云:“宴时不辍琅书味，斋时难判玉鱿香。”白居易《效陶潜体诗》之三则有“开瓶泻辞中，玉液黄金厄。”被称为衣冠人家名食的“萧家馄饨、庚家粽子”，其高明之处就在于“萧家馄饨，辘去其汤，不肥，可以渝茗。汤液不肥，可以泡茶，说明萧家馄饨外形包得很好，油脂渗不出来，所以汤液透明，可以烹茶。“庚家棕子”的高明之处，就是因为它“白莹如玉"，说的也是食品的光洁透明程度，所以说，饮食造形艺术化的另一个特征是追求食品的外形光亮和冰清玉洁。此外，唐人还喜欢把美味可口的肉食和香甜爽口的水果、青翠欲滴的菜叶夹杂在一起，以此来提高饭菜的口感和观赏性。唐人韩约很会制作樱桃烨锣，而且能保持水果颜色不变，堪称饮食一绝。
唐人最常采食的野菜包括莼、蕨、薇、荠、蓼、苍耳、马齿苋等品种。
莼菜，又作ue40d菜，亦名水葵，属水生睡莲科植物，其叶片浮于水面，嫩茎和叶背有胶状透明物质，我国长江以南多野生，春夏采其嫩叶可作蔬菜食用。唐时，江浙一带的莼菜最为知名，其水生量之多，放舟可采。贺知章《答朝士》诗云：“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钱起《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长史兼觐省》诗云：“桔花低客舍，莼菜绕归舟。”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云：“雨来莼菜流船滑。”均反映了莼菜茂盛生长的可喜情景。莼菜滑柔可口，江南人家视其为优质蔬菜，佐饭必备其物。杜甫《回ue40e》诗有云：“强饭莼添滑”；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亦云：“莼丝滑且柔”。将莼菜烹制成羹，便成为最佳菜肴，已流传了许多年。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一钟菰葑米，千里水葵羹”，张志和《渔歌子》：“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储光羲《采菱词》：“饭稻以终日，羹莼将永年”，都是唐人美餐莼羹的现实写照。
蕨属蕨类植物，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南北荒山中均有生长。其幼叶可食，称蕨菜。春夏之际，唐人常入山岗中采集。李郢《春日题山家》有云：“偶与樵人熟，春残日日来。依岗寻紫蕨，挽树得青梅。”钱起《过孙员外蓝田山居》亦云：“对酒溪霞晚，家人采蕨还。”尤其是春荒时期，新生的蕨菜作为天然食物，往往可以帮助人们度过艰难岁月，所以郑谷有“山蕨止春饥”的诗咏。同时，蕨菜还是日常蔬食的一个重要品种。很多人喜欢蕨菜的香甜美味，经常使用于肴馔之中，精烹细饪，令人垂涎。齐己《寄山中叟》诗：“紫蕨红粳午爨香”，韦庄《西塞山作》诗：“爨动晓烟烹紫蕨”，李德裕《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诗：“饭思食紫蕨”，都表明了唐朝人对蕨菜的喜爱程度。在当时的饮食市场上，蕨菜作为蔬品之一还曾广为售卖。白居易《放鱼》诗“晓日提竹篮，家童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说明城市居民到市场买菜，也曾选择野生蕨菜。
薇是豆科植物中的大巢菜，俗叫微菜，多生于山地，分布甚广。唐人入山采集，当作蔬菜食用。宋之问《嵩山夜还》诗云：“家住嵩山下，好采旧山薇。”储光羲《杂诗》云：“耕凿时未至，还山聊采薇。”由于采集者多，野生薇菜常被搜寻一空。白居易《续古诗》就说：“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亦尽，饥来何所为。”薇菜味甘，微辛，其蛋白质含量高于同类野菜，因而为食者所识。常建《空灵山应田叟》诗：“白心可洗心，采薇可为肴”，就指出薇菜的食用价值。
藜，亦称灰菜，属藜科，南北均产，其嫩叶可食。《史记》中已有“藜藿之美”的说法。藿，指豆叶。藜藿经常并称，意为贫贱之菜，唐朝时仍为穷苦人家所食用。姚合《过张邯郸庄》云：“野饭具藜藿，永日亦不饥。”韩《卜隐》云：“世间华美无心问，藜藿充肠苎作衣。”就是中等人家，有时也会烹食藜菜。徐夤《偶吟》：“朝蒸藜藿暮烹葵”，就反映了藜在蔬食中的一席之地。藜性味甘平，宜于作羹。陆龟蒙《复友生书》就曾形容：“案上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馈于左右。”如果在藜羹中加入适量米粒，便可烹制成藜羹糁。陆龟蒙《水国诗》中“归时只得藜羹糁”，便指这种较为粗劣的食物。
荠菜属十字花科植物，生于田野及庭园，春季鲜嫩时可食。孟郊作诗，有“食荠肠亦苦”之句。就是到了秋季，荠菜枯老，仍有人为之采食。卿云《秋日江居闲咏》诗即云：“检方医故疾，挑荠备中餐。”在唐代，中原地区已将荠菜列为采集型的蔬菜，市场上多有购销，而在南方某些地区还无人问津。《明皇杂录》这样记载：“高士力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荠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看来，荠菜的食用还以地域为限定。
蓼，指水蓼，一年生草木植物，生于湿地、水边或水中，我国南北均有分布。水蓼味辛辣，含有辛辣挥发油，人们一般将其作为调味食物。元稹《忆云之》诗有“食辛宁避蓼”的吟述。又《开元观闲居》诗亦云：“已得餐霞味，应嗤食蓼甜。”水蓼野生数量多，采集较易，所以陈藏器《本草拾遗》有“人为生菜”的说法。除水蓼外，同为蓼科的香蓼和青蓼也常被当作野菜食用。
苍耳，又名卷耳、ue411耳、地葵、进贤菜，属菊科植物，生于荒地及路旁，比处可见。唐朝人多摘新鲜苍耳，用作蔬食。杜甫《驱竖子摘苍耳》诗云：“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蓬莠独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侵星驱之去，烂熳任远适。放筐停午际，洗剥相蒙。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加点瓜薤间，依稀桔奴迹。”可以看出，唐时农民虽然辛苦耕作，但仍难获取充足的食物，不得不依靠野菜维系生涯。苍耳的味道并不可口，也要当作食物充饥。李白曾有“置酒摘苍耳”的诗咏，表达他对这种野菜的偏好。昝殷在《食医心鉴》一书中，介绍了若干种烹食苍耳的方法，其中“苍耳菜法”阐明：用苍耳嫩叶，煮三五沸，漉出，用“五味调和食之”；另如“苍耳叶羹”，乃是将苍耳叶“和米煮作羹”，然后“著盐椒葱白”，即可食用。唐人为了把野菜烹饪成可口的肴馔，可算是煞费苦心了。
马齿苋，又叫马齿菜，广生于田野、荒坡和农作物之间，夏秋时多可采集。唐人把马齿苋当作难得的佳蔬，有时在菜园中采到，即同园蔬一并收获。杜甫《园官送菜》诗便提到了马齿苋和苦苣两种野菜：“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园。……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又如马齿苋，气拥葵荏昏。”按苦苣，又名野苣、兔仔菜，可食，但不如马齿苋那样口感滑美。杜甫在诗序中说：“园官送菜把，本数日阙，矧苦苣、马齿掩乎嘉蔬。”意思是把苦苣和马齿苋也当作蔬菜，送交官府食用。就连唐朝宫廷有时也吃马齿菜，并以此作为体查民情的一种表示。《唐语林》卷一记载：“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召朝士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当然，唐人采食的野菜品种很多，诸如睡菜、水韭、荇菜、苦菜、苦ue413、堇菜、鼠耳、金盘草、回纥草、孟娘菜、四叶菜、蕺、蘩蒌等，都曾入案登盘。睡菜的采食见于《北户录》：“睡菜，五六月生于田塘中，叶类茨菰，根如藕梢，其性冷。土人采根，为腌菹食之。”鼠耳与牛唇的采食见之于皮日休《鲁望以躬搡野菜》诗：“杖春烟暖向阳，烦君为我致盈筐。探挑乍见牛唇液，细掐徐闻鼠耳香。紫甲采从泉脉畔，翠牙搜自石根傍。”另外，《酉阳杂俎》还记载了水底等野菜，甚为别致。总之，唐朝人尽最大可能去自然界寻觅野菜，借以弥补食物的欠缺，同时也为自己的日常食物开辟了更多的资源。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繁，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唐朝的饮食文化十分兴盛。在扬州、长安、洛阳、广州等大城市里，“街店之内，百种饮食，异常珍满。”仅见之于史籍的唐朝名食就有萧家馄饨、庾家粽子、樱桃饣毕饣罗、冷胡突、热洛河、生鱼片、蒸麝麝、皮索饼、驼峰炙、猩唇、熊白、糖螃蟹、鲤尾、对虾、虾生、龙虾、烤全羊、蒸全狗等。
唐朝时期，儒、道、释三教并行，各种文化相互争鸣，共同发展，极富活力。李氏政权自称老子李聃之后，极力扶持道教实力，使道教借助皇权，迅速发展，基本上具备了与儒教、佛教并驾齐驱的实力。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养生为宗旨的宗教，它的勃兴，极大地推动了养生文化的发展。由于李姓皇帝大多患有家族性“风疾”，故李姓皇帝几乎人人热衷于养生。又由于养生不得法，乱服有毒的化学药品，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又都死在养生上。养生风潮在饮食文化上的表现有三，其一，药膳和药酒大量出现。唐朝的药膳有紫米粥、团油饭、桔皮汤、人参汤、阿胶汤、绿豆汤、莲子粥和各种肉羹，药酒则有椒葱酒、海藻酒、钟乳酒、五精酒、五加酒、地黄酒、枸杞酒、乌麻酒、苍耳酒、菊花酒。郭震《秋歌》云：“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团油饭，是用烤鱼、鸡、鹅、羊、姜、桂、豉、菜等熬制的肉粥，专门补养产妇的。桔皮汤是帮助消食的。韩滉上朝，“遇太官进食有糕糜，上以一半赐晋公（韩滉），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桔皮汤。汤至，夜可啖桨水粥。"明旦，疾愈。”其二，用水果养生美容成为时尚。唐朝水果资源极为丰富，有“消谷、逐水、除痰、杀三虫”的槟榔，有“止吐呕、去口气臭”的豆蔻，有“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饿”的葡萄，有“下气通神，轻身长年”的桔柚，还有柿、枣、栗子、津符子、木瓜、杨梅、梨、李、柰、安石榴、枇杷、胡桃、林檎、槟榔、波斯枣等，并出现专门的水果宴。“唐时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刘邺第三子覃及第时，邺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曰：‘以银一定资醵置。"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邸吏以闻，邺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头已下，方议醵率，覃潜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树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用享人。蛮献一小盘，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樱桃宴是由新进士摊钱购置的。当时，长安樱桃刚上市，价格昂贵却不好吃，只好沾上糖酪，以飨公卿。既然樱桃不好吃，人们又为何办樱桃宴呢？原因就在于樱桃有养生美容的功效。孙思邈说：“樱桃味甘平涩，调中益气，可多食，令人好颜色美志。”荔枝是“南方果之美者”，养颜美容功效极高。其中，“高潘州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无核类鸡卵大者，其肪莹白，不减水精，性熟液甘，乃奇实也。”所以得到了崇尚道教的杨玉环的青睐，于是才有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悲壮场景。其三，是饮茶的普及。茶叶是国际公认的养生保健之佳品，它含有茶多酚、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提神醒脑，杀菌防癌，消食益寿等多种功效，所以古人认为饮茶“服之可以得仙”。正是由于饮茶具有养生的功能，所以，从唐代开始“我国南北人民中才出现普遍饮茶的习惯”，并已意识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散牙，号为等一。湖州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昌明，硖州有碧涧明月房、茱萸寮，福州有方山之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舍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圻门之商货不在焉。”
僧尼最拿手的食物是“作糜饼油食之物”，也就是今天的点心，所以，“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诸饼麦”便成为僧尼的“常所膳也”。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在扬州采购生活用品，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备办海粮：（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豉三十石，牛苏一百八十斤，面五十石。干胡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从其原料组成来看，基本上是制作油食点心之类的原料。此外，与饮食有关的还有儒教的“寒食节”、佛教的“盂兰盆节”、伊斯兰教的“开斋节”等。寒食节是纪念儒士介之推遇难的节日，清明节前，禁火三日，百姓全部吃冷食。盂兰盛节又称中元节，设在农历七月十五日。盂兰，梵语为乌蓝婆拿，意译为解救倒悬；盆为食器。这一天，人们要置百味五果于盂兰盆中，供养众佛僧，仰佛僧的恩光，以解饿鬼倒悬之苦。
唐朝南方有一种水果，名叫枸橼子，俗称佛手柑，“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爱其香气。京辇豪贵家饤盘筵，怜其远方异果，肉甚厚，白如萝葡，南中女工，竞取其肉，雕镂花鸟，浸之蜂蜜，点以胭脂，擅其妙巧，亦不让湘中人之镂木瓜也。”这说明刻枸橼子和刻木瓜，都是一种艺术造型很美的菜肴。从其食器上看，唐代的盘、碗、杯、勺，则多为金银制品，十分精致。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人们发现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205件，其中有3只八棱金杯，饰有舞伎或乐工等人物造形，栩栩如生，巧夺天工。此外还有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仿皮囊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狮莲瓣银碗，双鱼纹银碟，双狐纹双桃型银盘，漆花银盒，鹦鹉纹银罐，制作精美，令人叫绝，将这样的原料和食器结合在一起，再加上色、香、味的统一，当然是完美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