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漫步 -
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军第60军184师师部加一个团工2800人在师长潘朔端带领下于海城举行战场起义，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东北战场上第一支国民党部队成建制地投向我方，我方对此极为重视。本着“优待俘虏”的原则，我军在政治、经济上对其给予极大的优待。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民主同盟军”并保留其原建制。在送到后方通化地区进行学习整顿期间，吃饭穿衣等方面都是特殊供应。要知道，在1946年至1947年，正是东北我军最艰难的时候。我军战士的伙食基本上是以高粱米为主，给184师部队吃的却是大米，蔬菜供应也要比我军各部队高出近一倍。
然而我军如此优待非但没有感动这支部队中一些反动军官和士兵，反倒是把这些人惯得骄横了。这些人一天无所事事，聚众抽大烟、赌博的现象十分常见。遇到我军干部来管束，这帮家伙就说怪话发牢骚。更有甚者，一些反动军官表面上改造，暗地里却在偷听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窥测政治动向。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向南满解放区大举进攻，起义部队1000余人在184师副师长杨朝伦煽动下发动叛乱，重新回到反动派阵营。另一部分人在潘朔端带领下随我军部队转移到北满解放区，正式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这是我军在东北第一次改造国民党部队的经过，成绩是肯定的。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起义部队和俘虏兵都是我军兵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人大多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技术好，拉过来就能用，使我军建制可以保持满编。
但教训也是深刻的。想要和曾经的敌人化解仇怨、并肩作战，单纯的笼络是远远不够的。人心向背是与战场胜负密切相关，特别是当我军还不都强大的时候，笼络的方式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有在战场上狠狠地打，彻底打掉敌人的威风，从士气上压倒对方，叫他们看见我军就胆战心惊，才能谈得上化解仇怨并与之并肩作战。
随着1947年我军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军整师整军地被歼灭，战场局势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敌军投降、俘虏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是二次被俘，士气极为低落。与此同时，我军改造俘虏的工作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也越来越顺利。
1947年初，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成立了“解放军官教育团”，专门改造被俘虏和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军官。为了制服其中的一些顽固分子，我军一度采取了监狱关犯人的办法，严格限制俘虏们的生活起居。同时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对他们发挥民主管理的力量，比如组织学习、打扫卫生、出公差勤务、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1948年4月21日，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谭政向各部队发出《瓦解敌军之新策略》的指示，提出了一项新策略：凡在作战时不坚决抵抗并迅速缴械者，或在攻城时让出缺口，使我军能迅速进展以及类似此种行动者，均按情况准许立功受奖。
对于此时东北战场上已经丧魂落魄、对前途充满失望的国民党军官兵来说，能够保住性命是最好的。虽说“俘虏”二字不好听，但是也没关系，在解放军中学习一段时间也是会被释放的。在我军改造战俘工作的影响下，大批国民党军官兵启发了政治觉悟，有的调转枪口打老蒋的部队，有的为我军对国民党军内部进行策反和起义工作。
潘朔端所在的国民党军第60军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因为是滇军部队，毫无例外的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的排挤。他们是第一批到东北参加内战的，始终被蒋介石派到第一线，和我军战斗了近3年。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前，第60军奉命进入长春，地处两军战线最前沿，被蒋介石当炮灰使的意图十分明显。
从1948年5月份开始，60军和新7军等部共10万人陷入我军的封锁包围长达5个多月。因为外援断绝，长春国民党军守将郑洞国一开始拒不投降，60军官兵开始每天只能领到6两粮，到后来连粮食也领不到。因为他们是杂牌军，不像新7军这样的嫡系部队有存粮。为了维持生命，士兵们只能靠喝盐水。粮食的严重匮乏让60军数万官兵面黄肌瘦、士气大跌。再加上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不少士兵冒死冲到城外向我军投诚。
到了10月中旬，眼看着锦州解放，长春守军更加悲观失望，60军军长曾泽生不想眼睁睁的看着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殊勋的2万多云南子弟兵命丧黄泉，决心举行战场起义。10月13日，曾经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第60军两位团长带着曾泽生的亲笔信从城内潜出，来到我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兵团领导人萧劲光、萧华在请示了林彪、罗荣桓等野战军领导人并得到同意后，决定接受曾泽生的起义。
10月17日夜，60军2.6万名官兵开始从城防阵地撤出，我军独立第6、8师顺势进入。第60军的起义成功了，长春的新7军孤掌难鸣，最后在郑洞国的带领下全体向解放军投诚，长春胜利解放。
60军从长春出来后，曾泽生军长和白肇学、陇耀二位师长受到萧劲光、萧华等解放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曾泽生感慨地说：“我们感谢共产党对60军3万官兵的挽救，今后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受教育。”
辽沈战役结束后，60军调到吉林九台地区接受改造和改编。东北军区先后将10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和改造较好的解放军官调入该部队任职，该军也有2800多名各级军官被派到解放军在东北的各大院校学习，其中340人被派到解放军官教育团学习。全军部队也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确立了各种管理机制，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培养革命军队的优良作风。
经过几个月的整训，这支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战斗多年的部队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1949年1月2日，我军实行整编，起义的60军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番号，正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50军隶属第四野战军建制，曾泽生依然担任军长、红军出身的徐文烈任政治委员，陇耀、白肇学依然担任师长。
在解放全中国的斗争中，50军先后参加了解放中南、西南的战役，歼敌数万人。
1950年10月25日，第50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第二梯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与美军、英军、南朝鲜军轮番交手，斩获颇丰。第三次战役中，50军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这支王牌部队，和39军一道攻入汉城。第四次战役中，50军和38军一道坚守汉江南岸阵地长达50个昼夜，顶着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死战不退，胜利的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专门把曾泽生叫到司令部说：“你们50军打得好，国内的苏式武器到了，我优先给你们50军补充。”毛主席后来也称赞50军说：“这支部队在蒋某人手里是六十熊，到我手里就成五十凶了。”
从50军的经历来看，在起义前和我军曾是殊死相拼的仇人，起义之后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由此可见我军瓦解敌军政治工作的成功。
和50军经历相似的还有第三野战军建制下的第35军，这支部队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吴化文所部和原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的部队。
众所周知，西北军出身的吴化文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伪军，曾在鲁南地区制造过无人区，欠下过山东人民一笔笔血债。35军组建时，以鲁南子弟为主的鲁中南纵队官兵无论如何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他们和吴化文的部队合编，而且是让吴化文当军长。后来还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出来做工作，提出这样整编“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有帮助”。吴化文也在全军干部大会上痛哭流涕、检讨自己过去的 历史 罪恶，这才让整编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35军成立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一举攻入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巢穴——南京，将胜利的军旗插向了总统府顶端。
1949年1月22日，之前一直在淮海战役总前委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工作的陈毅，赶到台儿庄附近的贾汪参加华东野战军整编会议，根据西柏坡《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野战军在休整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部队整编。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要正式组建四个兵团部，第二是要合编在淮海战役不同阶段举行起义的队伍。
在贾汪会议上，首先由粟裕传达了军委关于编制的规定： 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首先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和纪律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办事，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而在淮海战役期间，先后有蒋军第三绥靖区的两个军23000余人起义、廖运周第85军第110师5000余人的起义，其中第三绥区起义部队的何基沣所部（第59军）与江淮军区部队进行了合编，组建了第八兵团的第34军，以何基沣为军长、赵启民为政委；而张克侠所部（第77军）与渤海纵队合编为第九兵团的第33军，以张克侠为军长、韩念龙为政委。
至于在双堆集起义的廖运周第110师，却并没有编入三野战斗序列，而是调至河南鹿邑五台庙地区（今属郸城县）进行学习和整训，转隶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因为歼击黄维兵团是以中野为主的。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陈赓的老部队）分编为第二野战军的第13军和14军，正在漯河整训的第110师部队，奉命与4纵一部共同组成14军第42师，廖运周将军任师长。
这三支部队的合编工作比较顺利，基本没有出现什么风波，麻烦出在济南战役期间起义的吴化文部队身上。该部起义时的番号是“整编第96军”，理论上是兵团级的编制，实际却只有一个整编84师（整155旅、整161旅）、另辖一个军部直属独立旅，也就20000来人。也就是说，吴化文部队的编制虽然很大，其实兵力很少，因为一般的整编军至少要辖两个整编师。
1948年9月25日，吴化文领衔，率整编155旅旅长杨友柏、整编161旅旅长赵广兴、整编96军独立旅旅长何志斌等人联名发出起义通电，随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35军，三个整编旅分别编为第103、第104、第105师。这支部队淮海战役初期一直留在后方整训，直到战役第三阶段，才被调至宿县地区担负战役预备队的任务，也没有实际参战。
吴化文的部队是西北军、土匪和杂牌武装扩充而来的大杂烩，人员成分非常复杂，因此在整训期间出现了大批逃亡现象，调到宿县时仅余10000人左右。淮海战役结束后，该军在徐州以东的曹八集继续进行整训，野战军总部的意见，是该部跟鲁中南纵队合并组建隶属于第七兵团的 “新35军”， 不料这个决定遭到鲁纵干部战士的强烈反对，因为对鲁纵指战员来说，吴化文绝对是宿敌。
日本投降以后，原汪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摇身一变，被老蒋委任为整编第84师师长，在山东兖州、大汶口、泰安一带配合蒋军嫡系作战，活动范围大致就在鲁中、鲁南地区。一方面，是这支部队虽然战斗力不怎么样，祸害老百姓很是在行，所以民愤较大；另一方面，在老蒋消耗杂牌的指导思想下，整84师很不受待见，王耀武曾经奉命除掉吴化文，所以吴化文对老蒋也不那么死心踏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鲁南军区一度对吴化文进行过策反，时间在1946年7月到10月间，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将军亲自过问了此事，双方也曾草签过协议。然而吴化文始终有所观望，当他发现蒋军在华东地区仍占军事优势时，迟迟不肯将起义付诸实施，后来干脆断了联系。此后，整84师多次配合邱清泉等部队作战，引起华野和鲁南军区部队官兵的极大愤慨。
而现在要进行合编的鲁中南纵队，正是原鲁中军区、鲁南军区部队共同组建的，一听说要跟吴化文部队合并组建新的35军，当时就炸了，干部战士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野司这是“包办婚姻”、“强迫婚姻”，确实之前的仇恨和怨气太大了。当时不仅是鲁纵的广大战士们反对，就连中高级指挥员们也想不通，问题一直反映到三野司令部，直接影响了部队整编的大局。
这也是陈老总特地赶回华野的原因之一，在部队整编工作中涉及到的人事安排、调整和起义部队合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此时陈毅在华野军中的威望就起到了重要作用。陈毅亲自赶到鲁中南纵队做工作，反复说明：“渤海、江淮和鲁中南三个纵队不编，充实起义部队，这样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向他们说清楚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杂牌看待，也没有当客人看待，而当自家人一样”。
陈毅的讲话基本说服了鲁中南纵队的高级干部们，但是基层指战员情绪仍然很大，于是组织召开第35军全军干部会议，吴化文特地登台检讨自己在 历史 上的罪恶，说得是痛哭流涕，总算过了关。然后各级干部们再回去做部队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矛盾才慢慢缓和下来，所以在华野整编为第三野战军的过程中，第35军的合编最为困难。
经过整编后的第三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16个军、两个纵队（两广纵队和特纵）共581000余人，其中吴化文原35军部队缩编为三个团。而在新的35军中，三个师每师各有原吴部一个团，另外两个团为鲁中南纵队的部队整编而来。大体上是：新35军的第308团由原35军103师缩编、第310团由原35军105师缩编、第313团由原35军的第104师缩编。
需要说明的是，第35军的军部和军直部队，也是由鲁中南纵队的司令部机关及直属部队改编的，所以在新的35军中，鲁纵干部战士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新的35军仍由吴化文担任军长，政委由原一纵副司令员何克希调任，该军合编的编制细节为：
（1）、第103师是鲁中南纵队47师师部、原第103师师部机关合并组成。
307团——鲁中南纵队47师139团
308团——原103师所辖3个团缩编组成
309团——鲁中南纵队47师140团。
（2）、第104师是鲁中南纵队46师师部和原第104师师部机关合并组成。
310团——原105师3个团各一部整编组成。
311团——鲁中南纵队46师136团。
312团——鲁中南纵队46师138团。
（3）、第105师师部是以原105师师部为基础，并抽调原35军军部和第103师、104师师部部分人员组成。
313团——原105师3个团各一部与军直特务营缩编组成。
314团——鲁中南纵队46师137团。
315团——鲁中南纵队47师141团。
战场不知道，不过现在商场如战场
我给大家说说当年青岛市啤酒市场的情况
当年在青岛市，啤酒分两大帮派
一是崂山啤酒 一是青岛啤酒
两款啤酒都是青岛本地产业，酒质口感这个咱们先不讨论。
当年俩家的战场就是青岛市，按说青岛市青岛啤酒应该是主场，包括去青岛 旅游 的基本都会去尝尝青岛啤酒。但是当年的真像是青岛啤酒在青岛市卖不过崂山啤酒 。两者的配方，做法不好讨论，但是崂山啤酒当年用的是崂山泉水。就这一大不同，让崂山啤酒的首席推销员
具体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让他给发扬光大
当时的情况就是青岛人基本不喝青岛而喝崂山
市场份额占有率应该在80以上，直到后来2000年左右，青岛把崂山收购了。
以前崂山跟青岛就是死对头，商场如战场啊
结果这一收购，好多人都迷茫了，接下来该咋办，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商战，什么手段都试过。
我知道的是最牛逼的崂山啤酒推销员到最后是青岛啤酒公司要求必须开除。
这就是两家公司处理以前恩怨的情况。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战争就一直伴随着人类，人类 历史 上真正没有任何战争的时间并不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局部战争还是不断。
战争的规模大小不一，规模小的战斗可能是十来个人，大规模战役可能是几百万人，二战更是几千万人展开厮杀。战争难免会有人员伤亡，也难免会结下“深仇大恨”。
因为战争，德国和法国曾经是世仇。法国和德国都想致对方于死地，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因为战争而产生的仇恨，短时间内也难以弥合。战争一旦爆发，双方都是杀红眼的敌人，甚至几百万人都想致对方于死地。
如果一方投降，或者双方合并，以前的恩怨怎么办呢？对于国内战争而言，投降、合并、改编更是常事。在我看来，战争只有“公仇”没有“私恨”。
军队是国家机器，宣战权往往在国家而不在军队。决定是否打仗的，往往是坐在办公室，穿着西服的政客。负责打仗的则是军队。不同阵营的军队在打仗之前大概率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甚至到死都没有见过面。不少士兵到死都不是知道自己被谁打死。双方交战之时，都想尽最大可能消灭对方，都想尽力保全自己。
有些英勇作战的士兵，一个人可能会杀死对方很多士兵。杀死对方士兵并不是因为彼此有仇，而是因为处于对立的阵营，必须致对方于死地。一旦战争结束，大家又处于彼此不认识的状态，也就谈不上因为此前的战争而结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内战。
军阀混战期间，各个军阀经常发生战争，军阀内部也经常发生战争。比如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蒋冯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期间，大家也是打得你死我活，造成大量士兵伤亡。一方战败之后，士兵可能被打散，也可能被收编，军阀统帅则通电下野。往往一方战败之后，战争也就此结束，双方所谓的“恩怨”也就随之消失。
比如张勋战败下野之后，段祺瑞加紧收编其军队，并没有为难张勋。直皖战争之后，段祺瑞通电下野，直系军阀改编了不少皖系军队，段祺瑞一样活得好好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国共之间曾经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双方互有伤亡。红军鼎盛时期总兵力达到了30多万，最后达到了陕北的红军不过三四万，伤亡比非常高。国民党军队多次被红军击败，每一次也都损失惨重。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想彻底消灭红军，因为战争可以说结下了“深仇大恨”。
七七事变之后，双方又摒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再一次爆发内战。解放军消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前后大约800万。被消灭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是投降、收编、遣散等，真正死于战争的士兵并不占多数。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俘虏大量国民党军队，也有不少国军部队和平起义。面对投降、起义的国军，解放军并没有选择报复，而是给予极大的尊重。大家都是中国人，本来就是兄弟。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不是这些士兵。
对于被俘虏的国军士兵，解放军的态度是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留下，不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发放路费让其回家。有的国军士兵选择回家，有的士兵则选择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这些俘虏成为解放军之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也就谈不上什么恩怨。
国民革命军第60军是国军中非常能打仗的一支部队。解放战争期间，曾经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也打死打伤不少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攻打长春之时，60军军长曾泽生率领军队起义。60军起义之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60军起义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支劲旅，解放了不少地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50军进入朝鲜，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支劲旅。50军在多次战役中发挥出色，其战绩并不弱于王牌38军、39军、40军。彭老总曾经拉着曾泽生的手说，云南老乡打得好，我从来没有把50军当成后娘养的。
一般情况下，战争结束也就意味着双方的“恩怨”就此消失。如果双方合并，更是成为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时候“恩怨”可能不会消散得那么快。
军队与军队之间，因为战争而产生恩怨，可能并没有什么仇恨。但是具体到某个人可能有仇恨，某些因素也可能会加剧双方的仇恨，尤其体现在国与国之间。比如，敌方士兵任意屠杀本国百姓或者虐待、杀戮本方俘虏等。
比如，士兵看着自己的战友被对方打死，后来打死自己战友的部队投降或者合并，这个战士对于对方的“恨意”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消散。如果军纪严明的话，即使这个战士内心非常痛恨，也只能憋在心里，并不敢随意报复。如果军纪没有那么严明，或者长官有意为之，就有可能将“公仇”转变为“私恨”。
战争年代，虐待俘虏的情况并不少见，屠杀俘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巴丹行军中，日本短时间内致使1.5万美菲俘虏死亡，接下来的两个月又造成了2.6万俘虏死亡。二战结束时，苏联曾经俘虏60万关东军，最后活着回来的日本俘虏只有不到一半。
虐待、屠杀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因为战争带来的“恩怨”，而带来的虐待、屠杀肯定是一方面原因。有时候因为战争打得过于惨烈，一方投降之后，另一方可能会有一些报复性行为，甚至有可能迁怒于对方的百姓。不过这种行为违反了相关国际法，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制裁或者舆论谴责。
一般情况下，战争结束双方的“恩怨”也就随之消失。如果一方被俘虏，失败者已经出现，也就没有什么仇恨。如果双方合并，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也就谈不上什么仇恨。现实中，打击报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投降的敌人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官兵分开编班，级别可细分。二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三是分班、分组讨论，四进行过细谈心活动 ，并记录在案。五将认为是真心改正的人分散偏入部队，并注意观察等等。最后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并及时在军内通报。
那有什么恩和怨。
打仗纠缠于恩和怨，这段位未免太低了。
这个问题由《让子弹飞》这部电影来回答最见分晓。战争结束，胜负已定。
张麻子问黄老爷：“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
黄老爷反问：“我？”这是有点不自信的表现。
张麻子：“再想想。”
黄老爷：“不会是钱吧？”
张麻子：“再想想。”
黄老爷瞪着眼睛看了张麻子足足二十秒，明显地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自信了，“还是我重要。”
张麻子面不改色，轻轻摇头：“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
黄老爷支棱了一下身子，“那谁重要？”
张麻子直盯着黄老爷一字一字说道：“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与此同时，黄老爷的得力干将，曾经的第一打手，团练教头，前大清武举人，“武智冲”正躲在一旁偷听。武智冲比张麻子的手下麻匪们，武智冲比那些光膀子的正忙着风浮财的鹅城居民们还怕张麻子放过黄老爷。
所以他 没有忙着去风浮财，他准备了九种让黄老爷“体面”的体面办法。
请问武智冲和黄老爷有冤仇吗？
没有，他只怕胜利果实不牢固。
张麻子手下幸存的几个兄弟呢？谁也没有去找武举人的麻烦。
所有人都知道，六子在粉店英勇而死，武举人武智冲是始作俑者。是他和胡万二人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捧着六子说六子是好汉，让六子下不来台 ，被逼划开肚子里掏出一碗粉来自证清白。
这个麻烦不好找。黄老爷的替身被擒，是他最先向鹅城人宣告“黄四郎被抓了”，鹅城居民肯定信他啊！
武智冲也是第一个倒戈的，也是他提着替身的人头第一个冲破铁门，冲进黄老爷的堡垒的。
他算是“有功之臣”。
另外呢！
张麻子需要的是“世界上没有黄老爷”，他和黄老爷都没有恩和怨，自然和武举人也没有什么恩和怨了。
以“老三”为首的，迎来胜利的其他麻匪，包括新加入的“花姐”，这些人的意愿是不再骑马做麻匪，而是骑着“自行车”去上海浦东过新生活，也许是下一个黄老爷也说不定，正需要武智冲这种人。
更不会有什么恩和怨了。
“武智冲”，武松、鲁智深、林冲三位一体，另外电影中还有一个“黛玉晴雯子”。
姜文威武！
查一查炎黄子孙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了。战争打仗是国事情双方都会死人，和平时期融合几代人之后恩怨就会烟消云散。在时间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啊。就像中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现在不是已经中日友好发展了吗？再过几百上千年之后，什么中日仇恨，中美过节之类的，说不定都已被遗忘在 历史 的角落，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人。
在中原大战初期，军阀之间还是友好的，我打输了，我宣布下野，军队和税收都给你，我去当富家翁。至于恩怨，一了百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才会用战争来解决。
然后将彼此手中的筹码重新洗牌之后，双方还得通过政治解决。
谁也不懂这个道理，那就不是战争，而是街头的混混。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打完仗以后，原来的敌人还得坐下来谈。
那时双方相处之道，就是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
心态摆正之后，你提的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肝胆相照，晓以大义，重在改造思想，消除隔骇，见着夕日的对手难免承在尴尬场面，这种场面还是有的，顾大局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