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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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红军长征各种各样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字的出现频率大约是最高的,那就是“饿”。
从某种程度上讲,走完长征的每一名红军,都堪比尝百草的神农,甚至犹有过之——毕竟皮带、棉絮之类的东西,就算神农见了,恐怕也没有下嘴的想法。
粮食都如此紧缺,烟酒一类的嗜好品,更是稀缺得紧。就连 毛主席 、 邓小平 这样常年烟不离手的人,也免不了要靠树叶子过干瘾,其他人更是只能“自力更生”了。
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 刘伯承 却专门找到毛主席,开口便替一名连长要烟酒。
刘伯承要得理直气壮: “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就没有过不去的河!”
这个听起来神通广大的 王耀南 究竟是何许人也?今天衔笔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1921年10月,江西安源煤矿的工棚里,住进了一个身材消瘦而高大的青年人。
从这个满口湘潭土话的青年人口中,这些终年劳作、满脸煤灰的矿工们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这个词,也第一次惊愕地得知,原来他们的命运并非天注定,原来他们才应当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对近代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们自然知道,这个青年人就是刚刚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毛泽东。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围坐在毛泽东周围的矿工中,有个不满11岁,小名叫做冬伢子的童工。
在许多年后,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王耀南。
同时属于他的,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外号: “工兵之王” 。
用现在的话来说,王耀南是个“煤三代”。
1898年,为了解决汉阳钢铁厂燃料不足的问题,著名的“红顶商人” 盛宣怀 在江西萍乡筹办了安源煤矿。而王耀南的爷爷,便是最早进入安源煤矿的矿工之一。
彼时的煤矿,不仅工作环境恶劣到令人瞠目,安全保障更是近乎于零。每一次从地上下到掌子面,对于矿工来说,都是在阴阳界上转圈圈。
在当时的矿工看来,能够在自家床上咽气,已经是几世修来的福气了。
然而,王耀南的爷爷并没有这份幸运。在安源煤矿苦熬了半辈子之后,一次瓦斯爆炸,便将他永远留在了黑暗的地底。
更残酷的是,王耀南的父亲甚至没有多少时间来表示哀悼,摆在他面前更紧迫的问题是:少了一个人挣钱,剩下的人该怎么活下去?
于是,父亲的目光便落在了年幼的王耀南身上,让他也当了一名 “炭古佬” (当时对矿工的蔑称)
来到煤矿不久,父亲便发觉了儿子的特殊: 虽然干不了多少力气活,但面对那些能够开山碎石的炸药,王耀南不仅不怕,还似乎有一份天然的亲近,很快便熟练掌握了炸药的基本操作,成了矿上小有名气的“爆破专家”。
对于这个胆大包天的儿子,父亲除了有些担忧他的安全之外,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打算。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湖南青年人的话,早就在王耀南心中种下了一颗更加大胆的种子——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策动了著名的 秋收起义 ,同时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这支传奇的队伍中的第二团,主要成员都是安源煤矿的矿工。王耀南和60多名有爆破经验的矿工们一起,加入了这个团的爆破队,而技艺精熟的王耀南,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爆破队的副队长。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王耀南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到1930年春天,他已经是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的一名排长了,同时也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在这之后不久,王耀南接到了特务营营长的命令,要他火速到军团指挥部报到。
接到命令的王耀南有点摸不着头脑,问道: “指挥部要我去做什么?”
营长脸一板: “哪来这么多问题?这是朱总指挥亲自下的命令!”
听了营长的话,王耀南不敢怠慢,立马赶到了军团指挥部。在朱德的口中,王耀南听到了一个崭新的名词: “工兵” 。
见王耀南一脸半懂不懂的模样,朱德和蔼地笑了: “我给你们谈谈组建工兵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
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这句话王耀南还是懂的。他挺起胸膛,大声说道: “总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一番精挑细选,王耀南选出了一支不到100人的精干力量,组成了红一军团工兵连,由此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工兵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我军第一支工兵队伍的领头人,在诸多 历史 时刻,王耀南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于都河上的长征第一桥、强渡乌江时的竹排浮桥、抢修仅剩数根铁索的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时为全军开路......这些都是王耀南和红军工兵们,靠着简陋至极的装备实现的奇迹。
而本文开头刘伯承之所以要替王耀南要烟酒,也是为了工作需要: 在长征途中,工兵连经常要泡在冰冷的河水中架桥,全靠酒来御寒;而点燃一连串导火索,烟卷自然要比火柴方便多了。
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王耀南和他的工兵连确确实实地做到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毛主席也对王耀南称赞不已: “你这个工兵王不简单!”
长征胜利了,王耀南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心里却不免有些遗憾—— 自打工兵连成立以来,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搭设各种各样的桥梁,而他引以为傲的爆破手艺,却有点派不上用场了。
这说起来倒也不奇怪:自从中央苏区开始反围剿作战开始,直到长征结束,红军主力基本都处于防御和运动战当中,对拥有厚重工事的城市展开强攻的战斗寥寥无几,王耀南自然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
然而,王耀南的遗憾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全面抗战很快便打响了,他将要让日本侵略者亲身体会,什么才是 “爆炸的艺术” 。
1940年8月20日晚上,在华北平原的各处重要据点上,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名留青史的“百团大战”就此打响。
如同暴风骤雨般的攻势,瞬间把驻防的日军打蒙了,求援电报雪片般飞向日军司令部,要求调集兵力支援。
然而,当日军火急火燎地登上火车,赶往各个被攻击地区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傻了眼: 原本平整的铁轨扭成了麻花,路基上冒出了一个个爆炸留下的大坑,仿佛一张张大口,正等着吞噬他们。
看到自己倚仗的机动优势化为乌有,日军暴跳如雷又无可奈何,哀叹道: “(铁路交通)损失巨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而为这一切奠定基础的,正是王耀南。
原来,早在1939年,时任129师工兵主任的王耀南,便按照刘伯承师长的指示,参与制订了一份破坏日军机动优势、重点破袭敌方铁路线的作战计划。
这份计划送到八路军总指挥部后,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经过不断扩充和完善,才最终形成了百团大战的作战方案。
作为这份计划最初的操刀者之一,百团大战打响后,王耀南被任命为战役的工程总指挥,成为了这场“爆炸秀”的导演。
根据史料记载,百团大战期间,在王耀南的统筹布置下,八路军各部共破坏日军铁路线470余公里,桥梁、隧道260余处,给气焰嚣张的日军狠狠地上了一课。
王耀南的出色表现,很快得到了彭德怀的注意。于是,在百团大战结束后不久,彭德怀就给他下达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构筑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体系。
作为抗战期间八路军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向来是八路军总部领导的心肝宝贝。接到这一任务的王耀南深知责任重大,立刻带着几名骨干成员,奔赴兵工厂所在地,山西黎城县北部的水窑山。
当王耀南走进水窑山,仔细勘查了这里的地形后,不禁暗自佩服总部领导的眼光—— 这里群山环抱,四周都是羊肠小道,日军的坦克火炮等重武器难以施展,着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然而,在感叹之余,王耀南又隐隐感觉到了一丝危险。他在水窑山上上下下转了好几圈,才猛地意识到: 这个易守难攻的宝地,实际上却是一把双刃剑!
与部队驻地不同,兵工厂除了大批缺少战斗经验的技术人员之外,还有从各根据地集中到此的40台机械设备,而黄崖洞附近崎岖的地形,使得设备和人员的运输、转移都极为困难。
换言之,当日军大举来袭时,一旦突破了外围防线,那么黄崖洞兵工厂就如同一个动弹不得的婴儿,只能束手就缚。
想到这一潜在的危险,王耀南登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有千斤之重。他苦思冥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 地雷 。
对于地雷,王耀南本人并不陌生。早在中央苏区时,他就摆弄过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地雷,很快就被这个铁疙瘩的威力迷住了,只不过当时缴获有限,中央苏区军火制造能力又不足,才没给王耀南提供施展身手的空间。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当王耀南目睹了日军利用摩托化设备对付我军时,利用地雷打击日寇的念头便又冒了出来,如今好不容易逮住机会,自然跃跃欲试,想要就地实践一下。
但当王耀南提出在阵地前沿布雷的建议时,不少指挥员却提出了异议——在他们看来,地雷这种武器造价昂贵不说,而且不分敌我、谁踩炸谁,远不如手榴弹指哪打哪来的方便。
双方争执不下,这官司便一直打到了主持黄崖洞防御工程建设的总参谋长 左权 面前。
作为黄埔和伏龙芝两大军校培养出的高材生,左权自然明白地雷的作用。稍加思考后,左权便同意了王耀南的建议,同时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 地雷可以布,但要想办法破解日军的排雷手段,特别要注意不能误伤老百姓!
听了左权的话,王耀南把胸脯拍的山响: “参谋长放心!要是出了问题,我提脑袋来见你!”
很快,证明王耀南豪言的机会就来到了——1941年11月初,从黎城县里涌出了2000多名日军,气势汹汹地扑向了黄崖洞兵工厂。
然而,当他们刚刚接近兵工厂防御阵地的外沿时,便踩进了预先布设好的地雷阵。一串惊天动地的响声过后,日军前锋已经被炸得歪七扭八、哭爹喊娘。
趁日军惊魂未定之时,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特务团的战士们一起开火,没费什么周章,就把这股日军打回了黎城县城。
吃了大亏的日军不肯罢休,几天之后,他们又集中了5000余兵力,继续向黄崖洞扑来,大有不扫平黄崖洞不罢休的势头。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吃了地雷苦头的日军学了乖,在部队最前面赶上了一大群羊,想要用它们来对付地雷阵。
在日军的驱赶下,羊群很快便涌进了地雷阵,但日军预想中的大爆炸却没有发生,一切静悄悄地,仿佛地雷全部消失了。
见一切平安无事,日军放下心来,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但紧接着,便是响起了一连串“咔哒声”,将无数满脸问号的日军炸回了老家。
摸不清头脑的日军指挥官暴跳如雷,竟然想出了一个极为狠毒的主意—— 他们用刺刀威逼着老百姓,让他们充当人体排雷器。
然而,熟悉的剧本又一次上演了: 同样一条路,老百姓走过时便安然无恙,可只要日军一踩上去,就是一顿猛炸。
这一来,日军彻底懵圈了—— 八路军究竟掌握了什么技术?!
其实,这一切都是王耀南提前预设好的“连环套”——
在布置地雷阵时,王耀南便考虑到了,日军很有可能要利用动物硬闯的方式来排雷。
在当时的山西地区,最常见的动物就是羊。王耀南便提前调整了压发引信的力度,使得羊这样的小型动物无法触发引信,只有人或更大重量的动物才有可能引发爆炸。
同时,针对日军有可能驱赶老百姓趟雷的情况,王耀南在特务团里专门挑出了一批心灵手巧的战士进行训练,让他们熟练掌握了将压发引信改换成拉发引信的技术。
这样一来,当特务团侦察到日军强迫老百姓开路的情况时,便能够迅速更换引信,等到老百姓通过雷场后,再利用拉火的方式引爆地雷。
这种作战方式,经过四处流传,最后凝聚成了一句经典台词: “不见鬼子不挂弦!”
在王耀南千变万化的地雷阵协助下,八路军特务团以1300余人的兵力,成功顶住了5000余日军的进攻,不仅为黄崖洞兵工厂顺利转移争取了时间,还以166人伤亡(其中40余人牺牲)的代价,消灭了近千名日军,打出了1:6的伤亡比,堪称一场经典的防御战。
这一战过后,原本对王耀南有所疑虑的指挥员们都服气了,纷纷竖起大拇指: “王主任不愧搞了一二十年爆破,不成神也成精了!”
然而,这些夸奖的话语,并没有第一时间传到王耀南的耳朵里。因为此时,他已经离开129师师部,跑到晋察冀根据地去了。
王耀南之所以离开师部机关,起因还是左权参谋长的一席话——
当黄崖洞防御工事完工后,对地雷战念念不忘的王耀南再次找到了左权,想让他帮忙在八路军总部推广地雷战。
听完王耀南的讲述,左权说道: “你的想法非常好,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次工程中,有一些指挥员也不支持你的办法?”
左权这一问,倒把王耀南问住了,他吭哧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见王耀南窘在原地,左权反倒笑了: “你是工兵大王,地雷在你看来不算啥。可我们的指挥员不一样,有些人连地雷都没见过,你这么空口白牙的说,他们能信服吗?”
紧接着,左权又加重语气说道: “照我看,还是要拿出事实来,他们才能信服嘛!”
左权的一席话,登时点醒了王耀南—— 要想让前线的指战员相信地雷的作用,还有什么比亲自现身说法更好的办法呢?
于是,回到129师师部后,他立即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亲自到一线去推广地雷战。
恰巧就在此时,早已久慕王耀南大名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 上门求贤,两人一拍即合,王耀南当即走马上任,背上行囊和一箱地雷样品,来到了晋察冀军区。
虽然来到晋察冀军区之前,王耀南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可能遇到的困难,但深入到一线战士当中,他才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许多指挥员不愿使用地雷——
彼时,全面抗战已经打到了第4年,大量新兵、民兵加入到抗日队伍当中,虽然壮大了自身力量,却也使得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滑。
根据史料记载,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八路军主力团战士百米内卧姿射击的命中率基本维持在80%上下,可见有相当数量的优秀射手存在。
而仅仅2年之后,时任晋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司令的 秦基伟 将军便发现,就在自己的警卫排中,就有大概40%的战士射击成绩不合格,甚至有不少班长连步枪上的表尺都不会用。
在枪不离手的状况下,这些新兵的操作水平尚且如此不理想,让他们使用危险系数更大的地雷,那效果更是难以想象了。
为了使这些新兵和民兵们尽快掌握地雷的布置和使用技巧,王耀南操碎了心,经过反复琢磨、实践,他终于搞出了一套“情景教学法”——
在推广地雷战的过程中,每到一个村庄,王耀南便领着技术骨干登上戏台,有人演八路、有人扮日军,绘声绘色地表演在各种场景下日军踩到地雷的场景。
这种新鲜教法,不仅战士们爱看,就连老百姓也看得津津有味,每当“日军”被“炸死”时,战士和百姓们便拍手叫好,纷纷要求“日军”再死一次。
经过这样反复的表演,再加上王耀南和技术骨干们在一旁“实时解说”,晋察冀军区的战士和民兵们很快消除了对地雷的恐惧心理,慢慢掌握了地雷的各种埋设技巧。
不仅如此,王耀南还根据晋察冀军区缺少生铁资源的现状,发动民兵自造雷壳,一时间,洋油筒、茶壶、大石块......甚至是夜壶都被民兵改造成了克敌制胜的利器。
在王耀南的带动下,晋察冀军区掀起了一场“爆炸运动”的热潮,上到6、70岁的老人,下到10余岁的儿童团员,人人会埋地雷,村村会造地雷,让日本侵略者陷入到了地雷的海洋中,更是涌现出了诸如爆炸英雄李混子等一系列英模人物。
与此同时,晋察冀的地雷战也很快传到了晋绥、山东等各个根据地,此起彼伏的爆炸巨响,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撞得更加响亮。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王耀南功不可没。
“工兵之王”的称号,虽然给王耀南带来了无限荣光,但同时也见证了他浸满鲜血的付出——在长期与地雷、炸药打交道的过程中,王耀南双耳丧失听力,身负重伤5次,伤残多处......以至于在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不久,便因病修养了5年之久。
虽然满身病痛,但当祖国需要他时,王耀南将军还是义无反顾的站了出来—— 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工兵专家到前线考察,提出了依托坑道工事防御美军的建议,回国之后,他又拖着病体,担任了华北军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在京津唐一带建立了牢固的永备工事,为首都打造了一面牢不可破的巨盾......
更重要的是,当八一电影制片厂开拍军事教育片 《地道战》、《地雷战》 时,作为这段 历史 的亲历者,王耀南将军担任了影片顾问,将这些宝贵的记忆化成了影像,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
1984年11月3日,缠绵病榻数年的王耀南将军永远阖上了双眼,在其弥留之际,他叮嘱家人的最终遗言,却是要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研究......
这就是我们的开国元勋,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脊梁!
谨以这篇小文,向人民解放军的“工兵之王”、王耀南将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