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论外几 -
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美国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手中。就分配平等而言，美国落后于曾被小布什总统嘲笑过的“老的”、“僵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地位相当的是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改善穷人的困境、缩小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加剧。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合理化在19世纪中期时显得非常棘手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简言之，这一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做“绩效奖”，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业绩）。那些为我们社会贡献了伟大而积极的创新的劳动者，从遗传研究的开拓者到信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所得与那些几乎毁灭全球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发明家们相比，不过是一点残羹冷炙而已。
有人耸耸肩，觉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态嘛。我赢你就输，你想怎样？这话打骨子里就错了。理由如下：
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长会导致机会不平等。无论何时，机会平等的减少，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种财产——人。
其次，许多导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垄断势力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政策——侵蚀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这种新的不公又会继续制造新的扭曲，对效率的侵蚀更胜一筹。举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天文数字的薪酬，宁愿挤进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创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经济领域工作。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它要求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美国及世界都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这些研究使互联网得以诞生、提高了公众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国长期遭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各级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来这些领域的经费还将遭进一步削减。
这并不令人惊讶。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严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钱！富人无须在公园、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方面依赖政府，他们完全可以用钱为自己买到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人民。富人还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会动用权力调节平衡：取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投资于公共利益。塔尖的1%也抱怨我们现有的美国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缩手缩脚，内讧不断，除了减税什么也办不成，其实他们拥护它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美国社会不公会愈演愈烈
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释美国的社会不公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规律肯定有一定影响：节约人力的技术减少了对许多“有益无害的”中间阶层的需求，也减少了蓝领岗位。全球化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使昂贵的美国低技能工人与便宜的国外低技能工人竞争。社会变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以工会衰落为例，它曾代表1/3的美国工人，而现在只有大约12%是其成员。
但是，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下调资本收益税率相当于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搭乘免费顺风车。
从上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纪末的比尔·盖茨，垄断和准垄断企业一直是经济权力的一个来源。对反垄断法的马虎执行，对于1%的塔尖者来说不啻为意外之福。今日不平等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金融行业对金融系统的操纵，这一操纵由金融行业花钱改变规则得以实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当其他手段都失效时，政府会贷给金融机构几乎无息的贷款，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则视而不见。
当你审视这个国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存贷款丑闻中——这桩丑闻的涉案金额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真是少见多怪微不足道——银行家查尔斯·基廷被一位国会议员讯问，他花在数位当选要员身上的150万美元是否能买到权势时，查尔斯回道：“我肯定希望如此。”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经费上限，赋予企业买通政府的权利。现在代理人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大体而言，美国历任贸易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也来自这一人群。当制药公司获得万亿美元的大礼时——通过立法禁止作为最大药品采购方的政府讨价还价——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除非给富人大幅减税的条款已经到位，否则一份税收法案就不会在国会出现。鉴于塔尖儿的能量，这才是应该预料到的体制运作方式。
财富过于集中情况下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的不平等以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社会。比如，大肆宣扬的生活方式效应。先富带动后富的“滴漏型经济”可能是一个妄想，但行为做派的向下“滴漏”却已经实现了。
社会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对外政策。塔尖1%者很少有服过兵役的——事实是“全志愿兵”军队的工资吸引不了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也就那么多。此外，最富有的阶层在战时也不会为高额税收头痛：多发国债不就行了。对外政策，从定义来看，是实现国家利益与国家资源之间的平衡。可当家的1%者不知柴米贵，什么均衡、约束，全扔到窗外去了。没有什么险是我们不能冒的，企业和承包商等着发财。
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似乎也是为富人受益而量身定做的：以鼓励国家间商业竞争为名压低企业税率、弱化公众健康和环保要求、侵蚀过去视为“核心”的包括集体协商权在内的劳工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塔尖1%者认为他们无须关注这些，他们为我们社会带来的最严重代价或许莫过于：对我们身份认同感的侵蚀，其中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都是如此重要。美国长期以来都以“人人皆有可能”的公平社会而自豪，不过统计数字可不这么认为：贫穷的美国公民，甚至中间阶层的公民，能挤进美国上流社会的几率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低很多。他们手里抓的可不是什么好牌。正是人们对一个没有出路的不公制度的意识酿成了中东乱象：食品价格上涨和青年长期失业率高企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无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样的数字)——所有这些就足以证明，有什么堵塞了那种吹嘘的能从塔尖1%者手中“滴漏”给所有人的好处。从而疏离感的产生就可想而知了——20岁至30岁人群在最近一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指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中东民众上街，抗议他们所在不公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当我们注目这些街头民众的力量时，一个问题浮上脑海：什么时候美国也会这样？我们国家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和某个遥远的动荡之地差不多了。
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描述过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独有的主要优势——“适度的利己主义”。“适度”两个字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狭隘的利己主义：我要我想要的东西，马上!“适度的”利己主义则不同，它意味着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实上是实现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一观点有什么高尚或者多理想主义，事实正相反，他认为这是美式实用主义的标志。狡猾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替别人着想不仅有益灵魂，对钱袋也有好处。
塔尖1%者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看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即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和其余99%的人生活得怎样息息相关。这就是历史上塔尖儿们最终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为时已晚。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权把巨大的财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样一种不平等最终也会让富人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