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商的情况

安徽商人。旧社会徽商，晋商很出名的。

在殷商时期，就有许多人善于经商，周武王将商朝灭亡之后，这些经商的人作为商朝遗民继续在周朝从事商业，周朝百姓称他们为商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商人。徽商商朝时期的商人使用的货币是贝壳，后来逐渐发展为金属货币，商业在商周时期也都是由国家管理。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由国家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各地都出现了商人和市场，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一、徽商的起源和发展历代的封建王朝中，有的朝代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商业的发展速度 也有朝代鼓励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到了宋朝时期，因为宋朝统治者对商业的重视，所以商业在宋朝发展到了一个十分繁荣的地步。徽商发展再到后来的明清时期，商业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产业。徽商是商业的一个分支，徽商的崛起也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明清时期，徽商是商业中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分支，而徽商的兴盛是由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客观环境对徽商的影响徽商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徽州商人所在地地理环境，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放到徽商上面也一样适用。徽州的地质环境一般，土地并不肥沃，对于农业生产并没有什么帮助。有明代学者分析，徽州土地贫瘠，如果依靠农业发展，是无法让当地的百姓过上富足日子的。因此徽州的农民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外出经商来维持生计，因此徽州商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地理环境所导致的一种必然现象。早在东晋时期，由于土地贫瘠，徽州商人就已经出现。《知新录》上说，"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一句话就将徽州商人的出现解释清楚。徽州人因为地理环境，无法发展农业，无奈之下只能外出经商，进行商业的发展。古代扬州到了明朝时期，徽商已经成为了商业势力中极为强大的一支。当时的徽州商人遍布全国的各个地区，而且在徽州中商人的数量更是占据了人口的大半。二、徽商的经营模式和理念精神商帮结构的建立明清时期，沿海城市商业繁荣发展，商人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徽州商人的竞争对手是天下所有的商人，徽商想要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就需要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集体。在封建社会，一个强大的集体能够帮助每一个个体成长壮大，是增强竞争力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商的风俗习惯，徽州商人在团结成集体上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徽州商人之间也更有亲切感。徽商文化在封建社会时期徽州人有着宗族聚集居住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明清时期，加上徽州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太多战乱，于是形成了徽州独有的人文环境。宗族第一是许多徽州百姓的真实心理，这也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在徽州宗族之间一起经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明清时期，许多大大小小的商帮开始合作，共同建立商业网络，而徽州商人也以宗族为纽带联合建立了一个商帮——徽州会馆。徽州会馆既是以徽商为主要成员建立的组织，又是一个含有宗族性质的团体。而当徽州会馆建立之后，徽商团结的力量就开始发挥出来，减少互相之间的竞争损耗，一致对外，排挤外地商人势力。徽州会馆不但对各地经商的徽州商人提供经验上的帮助，也为外出的徽州人提供食宿或者资助，这些举动对于当地徽商的商业发展和整个徽州会馆的扩张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提高了徽州人之间的凝聚力。徽商成功的捷径就是依靠官吏，除了同为徽州人的官吏，还有宗族之中进入官场的人可以依靠。徽州对于教育十分看重，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能够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徽州人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不在少数。封建官僚和徽商互相帮助，让他们的势力渗透到了政治上，无论是地方政权还是中央政权都有徽商的影子，这也是徽商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儒商结合，依托官吏，这就是徽商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徽州人重视学术，文化之风盛行，尽管许多人从事商业，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孩童的教育却十分重视。封建社会时期儒学兴盛，许多人从小接触儒家思想，许多儒士也开始从事商业。徽州会馆而儒士的加入大大提高了徽商的整体素养，他们将传统的治事与治人之术和商业互相结合，在商业上更加成功。儒商通过对商业的经营发现只有读书，才能明理知事，才能对复杂多变的商业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商业的成功。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明朝和清朝时期，这个时候的徽州人在朝廷中的势力也十分强大。三、徽商壮大之后的影响和作用徽州人大多是以小本起家，为了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在商界站稳跟脚，大多徽州商人都是勤俭节约，坚持经营。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致富的徽州商人因为知道最初经商的不易，更是以勤俭自勉。徽商故里但是徽州商人中也有致富了之后喜爱奢侈享乐的，有人沉迷酒色，也有人购买田地宅院。而徽商虽然勤俭，但是在疏通关系上可不小气，为了打开官府对于经商的方便之门，许多徽州商人在赠予官吏财物时都是一掷千金。但是商业的根本目标是利益，在明清时期，商业因为已经发展的较为繁荣，许多人开始用商业关系来看待周围的人或物。《林居漫录》记载："天下之人，惟利是趋，视仁义如土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徽商已经是国家中最强大的商帮之一了，但是徽商仍然表面上追求任仁义，主张正义比利益更重要。但是实际上徽商依旧是追求迅速增加财富，利益至上。儒家的思想虽然帮助徽商在经商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儒家仁义和礼让的思想并没有对徽商造成影响。儒家强调要以"仁义"来约束自己，舍小利而取大义，但是商人们长久以来受到商业思想的熏陶，仍然认为利益为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些排斥。但是有文化的徽商并不会和心中只有钱财，追求利益至上的商人一样。在封建社会中，文人阶层是一个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并且十分看重名声。而徽商中有不少是儒商，儒商和只追求利益的商人不同，他们遵循儒家思想，讲求仁义至上，因此在文人阶层中受到的待遇也和普通商人不同，封建社会对儒商的认可程度也比较高。徽商儒商改变了封建社会时期百姓对于传统商人的一些看法，将他们和明事理，知仁义的儒商联系到一起，提高了徽商的声望。而徽商和文人阶层的接触多了，也做出了许多符合儒家思想教义的事情，如舍小财和取大义，救助贫苦人家等，在百姓中赢得了很高的评价。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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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指徽州商人。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徽商历史背景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商是指安徽的商人。徽州古称歙州、新安，新中国后设立徽州地区，1987年，为利用黄山的知名度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徽州地区改名为地级黄山市。

分类: 文化/艺术 >> 历史话题 解析: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徽商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展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意思是什么？【徽商】是什么意思？ 【徽商】的意思是：徽商huī shāng旧指徽州籍的商人。宋代逐渐形成，明清时其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颇有势力。清末渐趋衰落。经营业务主要有盐、米、丝、茶、墨、木材、典当和对外贸易，其中以盐商、文具商和典当商为最著。  ●明沈德符《野获编·内监·陈增之死》：「守训乃讦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俸家。上如所奏严追。」★「徽商」在《汉语大词典》第4513页 第3卷 1107★「徽商」在《汉语辞海》的解释徽商huī shāng旧指徽州籍的商人。   ▶ 宋代逐渐形成，明·清时其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颇有势力。   ▶ 清末渐趋衰落。经营业务主要有盐、米、丝、茶、墨、木材、典当和对外贸易，其中以盐商、文具商和典当商为最著。   ▶ 明·沈德符《野获编•内监•陈增之死》：「守训乃讦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俸家。上如所奏严追。」 徽商的拼音huī shāng 徽商是什么意思 徽商 huī shāng旧指徽州籍的商人。宋代逐渐形成，明清时其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颇有势力。清末渐趋衰落。经营业务主要有盐、米、丝、茶、墨、木材、典当和对外贸易，其中以盐商、文具商和典当商为最著。●明沈德符《野获编·内监·陈增之死》：「守训乃讦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俸家。上如所奏严追。」 ★「徽商」在《汉语大词典》第4513页 第3卷 1107 ★「徽商」在《汉语辞海》的解释 徽商 huī shāng旧指徽州籍的商人。 ▶ 宋代逐渐形成，明·清时其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颇有势力。 ▶ 清末渐趋衰落。经营业务主要有盐、米、丝、茶、墨、木材、典当和对外贸易，其中以盐商、文具商和典当商为最著。 ▶ 明·沈德符《野获编•内监•陈增之死》：「守训乃讦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俸家。上如所奏严追。」 徽商的英语单词1.huizhou merchants2.hui merchants 用徽商造句 1.徽商文化绵延数百年,给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2.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当、粮等行业尤为活跃。3.经济与文化互动是徽商兴衰的一个重要启示。4.在投资范围的界定上,徽商投资十分广泛,一些利润率较高的如盐、典、茶、木等行业,徽商均有涉及。>

安徽的一个商人帮派

《徽商》是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图书。

古代徽商经营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当今的徽商涉及各行各业，有着突出的成就

1、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初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出现了商帮，徽商也就是那个时候兴起的。那么，下面就由我告诉大家明清徽商兴起的原因吧! 　　明清徽商兴起的原因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 方法 ,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徽商产生条件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3、徽 文化 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4、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 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徽商,即徽州商人,通常指明清时期徽州府（辖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和婺源六县）商人集团.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均居全国各商人集团之首. 　　徽商以经营盐、典、茶、木为主,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足迹遍及天涯海角,尤其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徽商又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在徽商资金的扶持下,徽州文风兴盛,形成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派篆刻、徽派建筑等一批学术、艺术流派,成为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安徽省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安徽商人。 代表人物： 最出名的莫过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 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 人称"红顶商人"。 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 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另有其他：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 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 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 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 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 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 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 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 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 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 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 *** 、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 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 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 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 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 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 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 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 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 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 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 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州商人、

徽商，即徽州商人，通常指明清时期徽州府（辖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和婺源六县）商人集团。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商业资本，均居全国各商人集团之首。 　　徽商以经营盐、典、茶、木为主，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足迹遍及天涯海角，尤其在长江流域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徽商又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在徽商资金的扶持下，徽州文风兴盛，形成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派篆刻、徽派建筑等一批学术、艺术流派，成为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黟、休宁、绩溪、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于是出现“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着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第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州典当，强化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有高明的经营艺术。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经秘诀。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逐名高是为了大名声，而大名声，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增加无形资产。可以说，徽商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从南宋后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举北京说，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迹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贸易实属走私，因此屡遭打击。王直于是结集自己的海上武装，与官府作对，竟借居日本的海岛，自立为主，自称“徽王”，啸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乱”。谚语“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按字面理解是：一个市镇，如果没有徽商在此的活动，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市镇。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一个原本是平淡僻小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二是一个原本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会走向繁荣昌盛；三是一个市镇，如果它没有徽商或者说过去有徽商曾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徽商第一大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扬州、武汉等许多城市，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交流商业信息、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官贾儒三位一体。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自然、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具备这两点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注重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善于运用高明的经营艺术。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徽商还充分利用乡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如此以来，怎能敌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徽商“贾而好儒”的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重视教育。“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以及“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从这些对联民谚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县有社学462所。《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故徽州素有“茅屋书声朗”之称。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大力捐资兴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靠的是人，是一种精神，有人以“徽骆驼”来比喻。它至少反映四个层面的内容。一、不甘穷苦，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二、不怕挫折，执著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三、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四、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 “花无百日红”，有些朋友会问到这么一个大的商帮是怎样衰落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间，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使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徽州盐商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二、清咸丰年间试行钞法的失败，给经营钱庄的徽商打击也是巨大的。后来清政府对典当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实行“厘金”的政策对经营典当和长途贩运徽商冲击非同小可。三、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以价廉质优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小手工业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四、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烧、杀、掳、掠，尸横遍野，战火连绵10年之久，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遭受严重的摧残。基于以上主要原因，徽商在清末民国初，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贾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点，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所以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今天，时逢盛世，新徽商们正大力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风，以振兴黄山经济。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徽商精神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二、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徽商术语解读 【贷本经商】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佃仆制】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　　佃仆的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佃仆的生活环境恶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贷和额外农产物勒索等剥削，还必须为地主的冠婚丧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摇役。佃仆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科举入仕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亦受到束缚与干涉。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歧视。但是佃仆与奴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地主对奴仆的人身控制是无限制的，对佃仆则有限制，驱使佃仆是有条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实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财产，以户来计算。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　　【非勤俭不能治生】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贾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归德孟尝】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敦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乾隆曾对不学习的皇子说：你若贪图享乐，不如做两淮盐商的儿子。乾隆第三次下江南给16位盐商加官进爵，其中14位来自徽州府。虽为生计所迫，却也造就了徽商传奇。从为生计所迫少小离家，到成为一种风气，寄命于商，徽商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古徽州文风昌盛，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十里四翰林。从宋代至清末，徽州文武进士两千余人，出了28位状元。随着历代移民不断涌入，耕地严重不足，平均一人不足一亩，粮食奇缺，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徽州人决定走出去，外出谋求生计。也不再执着于仅以科举为正途，这对古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变。徽州男子年纪轻轻便要离家远行，谋求生计，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著名的徽商。由此形成了经商的风气，但一开始还是从基层伙计干起，逐渐积累经验。也正因如此，古时徽州一带的人结婚较早，有“十三爹来，十四娘”的说法，因为成亲之后便要外出谋求生计了，自此很少能回家。一对夫妻一辈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年多。徽州男人外出经商，留守妇女非常多，这是当时徽州的一种普遍现象。鲍志道11岁的时候便离家外出谋求生计，临行前母亲将家中仅剩的一枚康熙通宝给他，希望能给他带来好运。鲍志道历经磨难，成为了名震一时的两淮总商。徽商的崛起与两淮盐业密不可分。明初行开中法，招揽商人运粮送往边境，然后商人可获得盐引。真正让徽商抓住机会的是明中期实施的开中折色法，交银子便可获得盐引，无需再千里运粮。徽商抱团取暖，在这场盐业商战中逐渐取得了优势。《两淮盐法志》记载了80名盐商，徽商就占了60位。《两浙盐法志》中记载35名著名盐商，徽商占28位。徽商通过盐业赚取了巨大利益，从1671年到1804年，徽州籍盐商给朝廷捐了3930多万两白银，米21万石，谷33万石。乾隆六下江南时，江春等盐商筹划接待，输送白银一千多万两。这也是为什么乾隆对皇子说，你若贪图享乐，不如做两淮盐商的儿子。当时的两淮盐商确实富有。徽商祖上文风昌盛，所以徽商在经商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平，商而兼士，贾而好儒，因此徽商撰写了很多商业专述，将经商专业化。虽然在清末由于诸多因素，徽商逐渐走下坡路，但其所流传的精神财富却是不可磨灭的。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股份制商业银行。徽商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全国首家由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成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安徽省合肥市。1997年4月4日注册成立。2005年11月30日更名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2月28日正式合并安徽省内芜湖、马鞍山、安庆、淮北、蚌埠5家城市商业银行，及六安、淮南、铜陵、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等7家城市信用社。2006年1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扩展资料：徽商银行经安徽银监局批准持有机构编码为B0162H234010001的金融许可证，并经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400001489746613的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79号天徽大厦A座。截至2018年末，本行注册资本约为人民币121.54801211亿元。本行于2016年11月成功发行8.88亿美元的境外优先股，并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份代码为4608。徽商银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在中国吸收公司和零售客户存款，利用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以及从事资金业务，包括货币市场业务，投资和交易业务及代客交易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徽商银行在岗员工9,515人；除总行外，本行设有17家分行及424个对外营业机构（包括2家分行营业部和422家支行），661家自助服务区（点）。徽商银行有三家附属公司，即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金寨徽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无为徽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并参股奇瑞徽银汽车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参考资料来源：徽商银行官网-徽行简介

徽商数百年的经营之道包括：诚、信、义、仁。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徽商发展背景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商银行是城市商业性质的银行。徽商银行是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设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徽商银行重组按照“6+7”方案进行整体设计，即由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铜陵、淮南、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等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 徽商银行是继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之后全国第五家资产过万亿的城商行。徽商银行扎根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本行得益于对安徽市场长期的深耕细作，拥有广泛的中小企业客户基础和与区域经济有机契合的业务网络。目前拥有199个机构，覆盖安徽全部16个省辖市以及邻近的江苏南京市。 徽商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PPP工作的各项要求,推动地方政府改革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服务效率，引入社会资本，减轻地方政府初期建设资金压力。

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发行人民币以来，历时71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需要而逐步完善和提高，至今已发行五套人民币，形成纸币与金属币、普通纪念币与贵金属纪念币等多品种、多系列的货币体系。202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年全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近20万亿元，同比增长24.1%，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五大储备货币。

我记得是明朝建国以后。朱元璋造成的。不是太肯定

徽商银行（HUISHANGBANK）是在合肥市商业银行更名的基础上，吸收了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等五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铜陵、淮南、阜阳等四座城市的七家信用社而成立的注册资本25亿，总部设在安徽合肥。下设总行营业部以及12家分行，拥有网点157个。2007年1月16日和6月6日黄山和池州分行正式营业，截至2007年12月末，全行资产总额1038.32亿元，较开业时增长113.42%；负债总额998.53亿元，较开业时增长114.83%；各项存款余额823.86亿元，较开业时增长89.97%；各项贷款余额550.28亿元，较开业时增长80.50%，累计实现经营利润23.15亿元。本条内容来源于：中国法律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典:应用版》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徽商大宅院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五、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十村九毁，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加之，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旦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办辱好，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象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晶，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唐代祁门茶市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徽商文化（老字号及宅院）(19张)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产生条件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1]

1、徽商是指安徽的商人，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 2、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3、《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即徽州商人，古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不等同于安徽商人（现今徽商概念多被误解，并用来泛化指所有安徽籍商人，而历史上旧指的十大商帮中的徽商仅指徽州商人）。徽商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败消亡。

徽商银行是混合所有制股份商业银行，是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铜陵、淮南、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等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属于国有控股。徽商银行于1997年4月4日成立，注册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79号天徽大厦A座，2013年11月1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除总行外，设有多家分行及多个对外营业机构。徽商银行全称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等。徽商银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有奇瑞徽银汽车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金寨徽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徽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无为徽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徽商银行的存款是有安全保证的。微商银行是正规银行，属于城市商业银行，是标准的省属国有企业，整个银行归省委组织部管理。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存取款、贷款、货币市场业务、投资和交易业务及代客交易等。并且徽商银行是继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之后全国第五家资产过万亿的城商行。拓展资料：徽商银行：徽商银行是城市商业性质的银行。徽商银行是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设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铜陵、淮南、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等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徽商银行是标准的省属国有企业，整个党委班子都是归省委组织部管的。徽商银行扎根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本行得益于对安徽市场长期的深耕细作，拥有广泛的中小企业客户基础和与区域经济有机契合的业务网络。目前拥有199个机构，覆盖安徽全部16个省辖市以及邻近的江苏南京市。徽商银行的业务:贷款业务:个人经营贷款、个人综合消费循环贷款、个人商用车贷款、个人信用贷款、个人住房贷款、个人质押贷款、个人商用房贷款、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存款业务:活期储蓄 定期储蓄手续费及佣金类零售银行产品及服务:个人财富管理业务、代收代付业务等徽商银行工作时间个人现金业务：早上9：00到下午5：00；对公业务：早上9：00-11：45，中午休息，下午2：00-5：00；遇到法定节假日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值班，开放窗口。不过不同地区网点的轮班时间可能会有差异，具体可以拨打徽商银行客服电话4008896588详细咨询确认。徽商银行的待遇主要看各个分行的业绩水平，就安徽省而言，合肥最好，其次是芜湖，除此之外的各个市差别都不是太大。徽商银行由于离职率高，所以晋升速度比别的国有企业要快，30岁当支行行长的人很多，挣钱和压力并存，岗位越高，工资越高，责任越大，压力越大，付出越多。在徽商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自身能力会有很大的提高，对金融也有更深刻的领悟和把握，在你具有相应水平之后，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古经新读之胡雪岩的"人道"眼光》　　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言语无味，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伸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胡雪岩，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商界名人，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胡雪岩一生，是非功过褒贬不一，这里且只分析他的“人道”。胡雪岩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他善于“用人”，以长取人，不求完人。他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拓展人脉——拉拢官僚　　初开设钱庄，胡雪岩免费为巡抚布政使司的家眷开设户头，外人以为阜康钱庄有抚台、藩台撑腰。　　胡雪岩的发迹在于他慧眼识珠，赌定当时穷困潦倒的书生王有龄能“咸鱼翻身”，于是他私下借用了钱庄的500两银子，送给王有龄做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因此失业赋闲，但却为自己铺就了锦绣前程。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识人有术。　　不久，王有龄果真如愿以偿捐得道台职位，并扶持胡雪岩开了自己的钱庄。胡雪岩在创立了自己的钱庄“阜康”之后，第一个举措便是免费为一些特殊身份的太太小姐开设户头，这些特殊的客人就是巡抚布政使司的家眷。在阜康钱庄开业之初，胡雪岩曾专用一笔银两，分成若干份，每份20余两，分别开立存折，送给巡抚布政使司的家眷。官员家眷平白无故得了胡雪岩存折馈赠，一方面见情，以后有钱就存入阜康；另一方面这档事口耳相传，外面知道后，都晓得阜康钱庄有抚台、藩台内眷撑腰。招牌靠得住，口碑打响后，钱庄生意自然滚滚而来。　　胡雪岩的这一招借了巡抚布政使司的势力，长了钱庄的人气。他对什么人能做什么事，看得很清楚。同时，“香饵诱鱼，引鱼上钩”，亦是现在商业营销中常用的手段。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当一种新产品一时不能被认识时，诱导也是刺激消费者购买欲的一种促销良策。” 钱庄开业之初送存折，也是一种促销手段。　　介入典当——听从下属　　钱庄下属朱福年是典当行业熟手，与他一番交谈后，胡雪岩下定决心开当铺。　　钱庄是胡雪岩的第一桩生意，之后他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当铺“公济店”。事实上，胡雪岩本人是钱庄伙计出身，对典当行业并不熟悉，“不熟不入”是生意人的一般原则，他真正进入典当业的原因，是他与钱庄下属朱福年的交谈。朱福年是胡雪岩在联合丝业巨商销“洋庄”的过程中收服的“档手”，后来为胡雪岩服务。由于朱福年原籍徽州，徽州在中国历史上是典当业的管家，即旧时被称作“朝奉”，朱福年从小耳濡目染，自然熟悉典当业的行情。胡雪岩从朱福年那里知道了许多有关典当业的运作方式、行规等常识，了解了典当业利润丰厚，而且典当业无论时局好坏，都有生意可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　　当然，胡雪岩之所以要投资典当业与他对当时各种生意行当的了解有关。在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的年代，居于城市之中的人，不要说那些日入日食的穷家小户，即使稍有些积蓄的小康之家，也会不时陷入困窘之中。急难之时，常要借典当以度急难，以致当时典当行业遍布各地市镇乡埠。以胡雪岩眼界的开阔，他不会忽略这个可为的行当。　　与朱福年的一番交谈更坚定了胡雪岩投资典当业的想法。胡雪岩让朱福年替自己留心典当业的方面的人才，而自己一回杭州，立刻就在杭州城了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当铺“公济店”，然后在朱福年等人的帮助下，他的典当行发展到二十余家，其范围包括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华中、华南大部分省份，日后成为他仅次于钱庄的第二大经济来源。　　胡雪岩曾说过：“做生意一定要做得活络。”做生意要活络，就是指不要死守一方天地，而能根据具体情况当机立断做出灵活反应。胡雪岩借助身边的专业人才为自己开拓财源，不死守自己熟悉的行当，说到底，也就是时刻想着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不断扩大自己的投资经营范围。一个生意人如果只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为自己广开财源了。　　药店生意——收服亲戚　　一个极尽挥霍还特别好赌的纨绔子弟亲戚，胡雪岩却让他为自己开了家响誉南北的大药店。　　“胡庆余堂”是胡雪岩名下的另一个享有盛誉的老字号，还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这家药店与他娶的一个妾有关。这个叫芙蓉的姑娘祖上开了一家很大的药店，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她的叔父外号“刘不才”，本来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极尽挥霍还特别好赌，药店无法维继后，落得以告贷为生。不过这刘不才“瘦驴不倒架”，还有那么一点顾硬气，因为芙蓉做妾，不愿认胡雪岩这门亲戚，他手里握着几张祖上传下的秘方，心里还想着有一天要重振家业。　　胡雪岩娶了芙蓉姑娘，对这门难缠的亲戚刘不才，胡雪岩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送刘不才一笔银子打发了，不再与他发生任何关系；二是按芙蓉的想法，由芙蓉劝刘不才拿出那几张祖传秘方，胡雪岩帮忙卖它万把银子，让他自己去生活，由他去得了。但胡雪岩却不这样想。他一门心要认这门亲，他要借刘不才开一家自己的药店。他凭着自己的眼光，一下子就看出药店生意在此时也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财源。　　乱世当口，其一，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其二，大兵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的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不为？胡雪岩认为自己不懂药店生意不要紧，刘不才懂，只要能够将他收服，迫他改掉身上的毛病，他就可以当家，而且他手上的那几张祖传秘方也正好可以充分利用。于是胡雪岩摆了一桌“认亲宴”，给足了刘不才面子，就在这场宴席上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就这样立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之说。“胡庆余堂”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对他其它生意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一个钱庄老板，娶了一个妾，就看到了一门新生意，胡雪岩四面出击，不断为自己广开财源，确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尤其是他能利用一个挥霍还好赌的亲戚完成这一大业。胡雪岩说：“做生意做得活络，不死守一方，灵活出击的，而且想到就做，决不犹豫拖延。”　　炒卖地皮——隔壁闲谈　　一次休憩中，胡雪岩偶尔听到隔壁闲谈上海地皮规划炒作之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雪岩又挣了一笔。　　胡雪岩炒卖地皮，纯属偶然听到隔壁客人的闲谈，但偏偏他是个有心人，还真就去做了。　　一次，胡雪岩为丝生意在上海逗留，在裕记客栈小歇时，无意中却听到了隔壁房中两个人的一段关于上海房地产的谈话。这两个人对于洋场情况及上海地产开发方式都非常熟悉，他们谈到洋人的城市开发、设计、建设与中国的差异，甚至中国人是常常先做好市面、住了人之后再修路，而这种修路，多半是自发的，顺其自然的，没有谁会特别重视修路这一事情。其中一个人说道：“照上海滩的情况看，大马路，二马路，这样开下去，南北方面热闹是看得到的，其实，向西一带，更有可为。眼光远的，趁这时候，不管它芦苇荡、水田，尽量买下来，等洋人的路一开到那里，坐在家里等发财。”　　隔壁两人的一席谈话，引得胡雪岩躺不下去了。出于商人的神经敏感，他顿时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但苦于自己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马上雇了一辆马车，由泥城墙往西，不择路去实地勘察，而且在勘察的路上，就拟出两个方案：第一，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乘地价便宜，先买下一片，等地价上涨之后转手赚钱。第二，通过古应春（胡雪岩的朋友，身为洋买办）的关系，先摸清洋人开发市面的计划，抢先买下洋人准备修路的地界附近的地皮，转眼就可以发财。　　不用说，胡雪岩靠这一偶然的机会，眼光就盯到了上海的地产生意上，为自己发现一个绝对可以大发其财的财源。事实上，到19世纪初期，上海每亩地价已由几十两涨至2700两，其后数年间，上海外滩的地价甚至一度高达每亩30万两白银之巨。这样一档子买卖，可不就是一本万利的大财源吗？　　在这里，一个偶然的原因，胡雪岩找到了一条财路。也许有人认为胡雪岩此举全赖侥幸，但换个其他人，会有这种结果吗？其实，胡雪岩很多做生意的点子都是别人提到而未介意，但惟独胡雪岩留意到了，并马上付诸行动，一步步做出来的。　　在各种传记中，都有说胡雪岩的处世哲学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与人交往，他处处为对方着想，胸襟宽阔，豁达大度，不计个人小怨。据说，当遇到十分棘手的“敌人”时，胡雪岩也是尽量“只拉弓，不放箭”；当“敌人”知难而退后，心里明白是胡雪岩手下留情，便会心存一份感激。一方面，胡雪岩擅长“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胡雪岩却对“敌”估计不足。当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导致工业革命后，手工业将没落是时间早晚的事。胡雪岩不是没看到这个问题，但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他不愿改弦易辙，亦不甘心屈服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之下。他以一人之力，屯积生丝，垄断居奇，企图迫使外商高价收买。但胡雪岩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对方的力量，外商联合拒买胡雪岩屯积之丝，逼得胡雪岩不得不贱售其丝，遂致破产。　　作家高阳描述“红顶商人”胡雪岩时，曾经这样写：“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言语无味，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彷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伸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安徽的啊！

是微商吧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曾国番与太平军在皖南与徽州的拉锯战，徽州十村九毁，生灵涂炭。加之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蛰伏已久的徽商，逐渐开始复兴。

古代的徽商主要指的是明清时期徽州府（今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籍商人集团，它与北方的晋商构成明清时期雄踞南北的两大商人集团。材料三：以下是史籍记载的明清时期徽商经营活动的一些情况：徽商又被人称为“儒商”。他们普遍受过儒学教育的熏陶，既重利又重义，以“买卖不成仁义在”、“宁奉法而折利，不饰智而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作为经商活动的信条。徽商“出吴会（苏州），尽松江，走维杨，抵幽燕，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信厚”。徽商除从事商业贩卖外，还在江南苏杭等地投资兴办丝织、制茶、采矿等产业。清代徽商兴办的丝织工场织工达数百人之多。徽商荻利最大的是盐业。徽商通过结交官府权贵在南方许多地区获得食盐的专卖权，依靠垄断性经营获得巨额利润。材料四：进入晚清，商业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徽商因恪守旧的经营传统日益走上衰败道路。与此同时新兴的江浙商人集团（又称江浙财阀）由于享受越来越多的商业特权而日益强大，最终取代徽商成为中国势力最强的商人集团。

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五个等级。徽商银行是全国首家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设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根据该银行官方网站查询，该银行VIP等级分为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五个等级。徽商银行是继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之后全国第五家资产过万亿的城商行。

亦官亦商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不是徽商银行是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设立，由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淮北、蚌埠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六安、铜陵、淮南、阜阳科技、阜阳鑫鹰、阜阳银河、阜阳金达等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于2005年12月28日正式挂牌成立。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4月4日，注册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79号天徽大厦A座，登记机关为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徽商银行是继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之后全国第五家资产过万亿的城商行。微众银行是由腾讯等知名企业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于2014年12月获得由深圳银监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是中国首家开业的民营银行。微众银行严格遵守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以合规经营和稳健发展为基础，致力于为普罗大众、微小企业提供差异化、有特色、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2022年2月9日，福布斯发布2022年全球区块链50强榜，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在列。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